清代职官考核制度的嬗变与困境——以京察为视角

京察是清政府对官员的监督考核制度,以四格六法为标准。从才守政年到守才政年、从四格八法到四格六法,京察制度伴随着清王朝的建立与巩固不断发展完善。无论是整顿吏治还是官吏任免,京察都曾起到一定的效果,对清朝尤其是清初的国家治理产生了积极影响。然而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四位皇帝对京察的悬殊态度致使京察在萌芽期并未实现稳定的发展,中央的摇摆也使得官员对京察的执行产生懈怠。至清王朝后期君臣疲弊,虽仍按旧例执行京察,却已成固套,滥举之风难以遏制,官员违例捐复屡见不鲜。作为一项治国安民的制度,京察发展陷入困境,此虽有官员个人失职之过,但清政府应当承担主要责任。

北京近代警察制度之区划研究

北京近代警察制度从光绪二十七年 (190 1年 )开始尝试建立 ,经过近一个世纪的发展不断走向成熟。专业的警察机关逐步设立 ,城市警政架构不断完善。这一过程是北京城市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北京警察制度现代化的另一个重要表现和作用就是引入了城市分“区”的概念。伴随着北京警察制度的发展变迁 ,“区”从最初的警务区划最终发展成为现代城市独立的行政单位。

论黄遵宪的警政理念和实践尝试

作为中国近代建警第一人,黄遵宪在警政理念和实践上都有突出的贡献。在理论上,他最先关注西方的警察制度,首次使用近代意义的"警察"一词。在实践中,他创办中国警政的滥觞——湖南长沙保卫局,制定《湖南保卫局章程》等规章,赋予长沙保卫局鲜明的时代特色,寓意了保卫局近代民主观念。其创办工作不仅是举办地方警政的一次有益尝试,也是实行地方自治理论的一次有益实践,书写了中国近代警察制度史上别具风格的篇章。

乙巳京察与万历朝后期政治生态研究

万历三十三年,乙巳京察及其引发的争论打破了万历朝中后期一种微妙平衡状态下的政治生态,不仅促使官员重新审视楚王案与续妖书案,在不复查的前提下,对二事进行翻案;而且还导致舆论对内阁的不满情绪与日俱增,沈一贯备受言路攻诋弹劾,只得注籍不出,最终与沈鲤一同致仕,权力中枢结构发生改变。二事的“改写”,促使沈一贯的形象日趋权奸化、符号化;面对朝臣的相互攻诋,明神宗采用奏疏留中,或者不处理的方式,对朝政的掌控日益衰微。万历朝后期政治生态愈加恶化,终至不可收拾之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