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与启示:中央苏区图书馆事业的成功实践

中央苏区图书馆事业为苏区文化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对中国图书馆的发展意义重大。文章从组织领导、服务对象、服务体系、馆藏资源、制度建设等方面回顾总结了中央苏区图书馆建设的成功实践,指出坚持党对图书馆事业的领导、服从和服务于党的中心工作、树立“读者至上”的服务理念、传承弘扬苏区精神等,对做好新时代图书馆工作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中央苏区农业科技的研究与推广

发展农业生产不仅需要开展土地革命来激发苏区群众的积极性,还需要以农业科技的研究与推广来提高农业生产力水平。在中央苏区,中国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创办农事试验场、农业学校和农产品展览所,研究农业科学技术,在选育优良品种、改良土壤、防治病虫害、兴修水利、改良农具、植树造林等方面积极推广新技术和新经验,取得了很好的成效。农业科技的研究与推广,在解决中央苏区粮食安全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农业科技事业的开端。

中国共产党在中央苏区时期法制建设的民主特质及立法精神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中强调:“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及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开辟了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新方向。中国共产党在中央苏区时期进行了现代化国家建设的重要尝试,在法制建设方面贯彻了马克思主义人民民主的原则,体现了充分的民主性。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制定和颁行的一系列法律、法令、条例、训令,以马克思主义人民民主思想为根本指导思想,以解放中国社会的广大劳苦人民群众、建立工人和农民的民主专政为根本目的,同时在立法、执法、司法过程中又特别注重人民对权力的民主监督。中国共产党在苏维埃时期的法制建设实践,体现着中国共产党最早的民主政治理念,是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法治的源头所在。

中央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制度管党治党的实践探索与演进脉络

中央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适应革命发展趋势,健全党内法规、开展法制建设、加强监督执纪,大力推进制度管党治党探索实践,从而奠定了局部执政制度管党治党的基础、确立了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基本框架、形成了制度管党治党新特点新动向,为当时严峻形势下的革命斗争和苏区红色政权建设构筑了坚实保障。总结分析这一时期党在制度管党治党上的探索实践,并从中汲取营养,对新时代新征程上不断推进制度管党治党实践仍然具有重要意义。

“剪刀差”困境与中央苏区合作社建设研究——以消费、粮食合作社为中心的考察

清末民初,赣南、闽西商品贸易流通尚为顺畅,1928年苏区形成后,由于国民党实施经济封锁,致使货物流通受阻、工农业产品价格悬殊,甚至造成社会恐慌等问题。面对困境,苏区政府推行消费、粮食等合作社建设,使苏区生计危机得到缓解,同时合作社组织在促进革命动员,支持革命战争和培育政治文化等方面发挥作用。但合作社建设并非一蹴而就,从经费筹集、人员选用到渠道构建和组织功能等方面皆经历了不断调适与完善的复杂过程,透视出中共革命政党与乡村社会、军事战争与经济建设互动交织的微观本相和历史逻辑。

原中央苏区县域韧性框架下红色旅游资源空间优化开发研究

选取原中央苏区范围内的闽、赣、粤97个县,从生态韧性、经济韧性、文化韧性、社会韧性4个方面构建了区域可持续发展韧性(RSD)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并对研究区内红色旅游资源空间维度上的特征与类别进行分类识别。研究结果如下:①研究区RSD韧性系统水平总体为中低韧性,整体呈现“中部高,四周低”的空间分布特征。②红色旅游资源分布存在明显的集聚性,同时也有小部分处于零星分布的状态,根据其规模和影响力从高到低划分为聚类V~I共5种聚类类型。③红色旅游资源空间分布与RSD韧性水平存在明显关联性,其中经济韧性较低、社会韧性中等,文化韧性和生态韧性较高。④基于全域旅游等规划理念,充分考量县域韧性水平和红色旅游资源的发展现状,规划出“三区、两带、两核心”的红色旅游资源开发空间格局。

中央苏区戏剧组织的嬗变及其主要作用

从红军学校俱乐部到八一剧团的组建,从八一剧团归并于工农剧社再到工农剧社组建蓝衫剧团和学校,后来又更名为苏维埃剧团和高尔基戏剧学校,中央苏区的戏剧组织经历了从无到有并从临时性、非专业化到逐步走向组织化、群众化、制度化和革命化的嬗变。活跃于苏区各地的戏剧组织积极深入群众,开展演出活动,表演新剧,创作了大量戏剧作品,锻炼和培养了大批戏剧干部和演艺人才。同时,在革命宣传和动员、反对封建迷信、促进苏维埃文化建设等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戏剧组织演职人员展现出的精神面貌也彰显了苏区精神。

中央苏区党的政治建设:历史背景、实践探索和经验镜鉴

党的政治建设是党的根本性建设,关乎党的建设的方向和效果。回望历史,在以赣南、闽西为基础的中央苏区创建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进行了局部执政的伟大尝试,也进行了党的政治建设的实践探索,具体包括加强政治理论教育,坚定政治信仰;加强党的政治领导,改善领导方式;注重政治历练,提升队伍政治能力;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提高队伍战斗力等。这些实践探索既为苏维埃运动的蓬勃发展提供政治保障,又具有历久弥新的时代价值,能为新征程上加强党的政治建设提供历史镜鉴。

革命语境下的手工业生产——以中央苏区为中心的考察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央苏区苏维埃政府颁行法令措施,发展手工业生产,成立生产合作社,发动工农群众进行经济建设,增强了苏区的经济力量。手工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巩固了工农民主政权,加强了苏区经济建设,支援了革命战争,稳定了社会秩序,打破了敌人的经济封锁,在政治、经济、军事、社会等方面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红色歌谣在中央苏区宣传动员中的历史作用

红色歌谣是中央苏区革命文化中的瑰宝,是党宣传动员的重要工具,它以丰富的内容、独特的方式,有力地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在根据地的大众化进程,增强了苏区军民对党领导的革命认同,满足了苏区军民精神文化的需求,在巩固红色政权和根据地建设中发挥了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也为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理论与中华民族特色文化、外来优秀文化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积累了经验,创造了典范。

破围与限界:对中央苏区时期妇女角色的再考察

中央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把妇女运动与政治革命运动紧密结合,通过开展一系列社会革命让妇女取得了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婚姻自主等方面全面的解放,从而启发妇女的政治意识,使妇女成为支持苏维埃运动的中流砥柱群体。然而,妇女在整个革命中扮演的不仅只有革命支持者与被解放者这两重身份,受限于革命政权的生存压力,妇女自身的女性角色常常处于失语状态。革命中的妇女角色的“破围”与“限界”需要全新的考察。

主体功能视角下县域高质量发展水平空间分异及影响机制——以赣闽粤原中央苏区为例

推动革命老区振兴发展是促进我国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路径。该文基于主体功能区视角,以赣闽粤原中央苏区为例,运用熵值法、空间计量模型开展县域高质量发展水平空间分异特征及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①原中央苏区县域高质量发展水平整体偏低,呈现“核心—边缘”空间特征,省域边界地区形成高质量发展“塌陷带”,经济发展、生态文明、内外开放区域不均衡态势显著;②高质量发展指数表现为重点开发区>农产品主产区>重点生态功能区,主体功能定位与各优势维度密切相关;③经济开放是各主体功能区高质量发展的共性驱动因素,重点开发区和农产品主产区均受到人力资本的促进作用,而财政政策并未促进农产品主产区和重点生态功能区县域高质量发展。研究结果对促进革命老区振兴发展,尤其是构建高质量国土空间开发格局具有一定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中央苏区婚姻制度变革的法律实践——以两部婚姻法为中心

对中央苏区婚姻制度变革的法律实践进行观察发现,中国共产党变革婚姻法律制度的基础主要包括苏维埃政权的建立、土地革命的开展、妇女思想解放等,毛泽东同志提倡的男女平等、婚姻自由、偏重保护女子等弱势群体利益以及推动妇女解放、帮助女子实现经济独立等主张,深刻影响着立法工作的开展,并在中央苏区两部婚姻法律中得到体现。《苏维埃婚姻条例》与《苏维埃婚姻法》以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平等原则为核心,细化婚姻登记制度,保护结婚自由与离婚自由,并出于革命需要对军人家属的离婚自由作出一定限制。婚姻制度的变革促进了封建婚姻家庭制度的瓦解,实现了妇女解放,为中央苏区的建设以及后续婚姻立法积累了宝贵经验。

中央苏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践及现实启迪

中央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根据革命形势变化,积极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取得了非凡的成效。中央苏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践包括:重视理论建设,加强马列经典著作编印推介;发展教育事业,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和普及;强化传播效果,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通俗化宣传。其历史成效是,促进马克思主义的广泛认同,提高了群众的思想水平;激发群众的革命热情,有力地支援反“围剿”战争;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探索了正确的革命发展道路。这些实践对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有着重要的启示,即:重视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研读;在宣传教育中坚持群众路线;采取通俗化和艺术化的宣传方式。

红色资源服务苏区振兴的实践探索、现实挑战和因应策略——以赣南原中央苏区为例

赣南原中央苏区拥有丰富的红色资源,在新时代的发展实践中取得了显著成绩,为红色资源服务苏区振兴奠定了文化资源优势、国家政策优势和发展基础优势。在实践中,赣南原中央苏区盘活红旅资源,带动产业振兴,传承红色基因,建设乡风文明,弘扬苏区精神,锻造干部队伍,充分激活了红色资源的经济价值和文化价值。与此同时,赣南原中央苏区也面临地方政府保护管理红色资源压力增大、开发利用红色资源创新性要求变高以及相关人才短缺等现实挑战。可以从创新红色资源保护管理体制机制、引导社会资本参与红色资源开发、壮大红色资源开发利用人才队伍等方面进行探索和优化,更好地激活红色资源,服务苏区振兴。

全过程人民民主预演:中央苏区党的民主实践

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征程中,人民民主是其始终高举的旗帜。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更是走出了一条人民民主的新路,创造了全过程人民民主这一民主新形态。中央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借鉴苏联经验,领导人民在政治、文化、经济领域进行了符合中国特殊国情的民主实践探索,不仅保障和改善了人民的权益和生活,巩固了新生的苏维埃政权,而且形成了彰显全过程人民民主雏形样态的核心特质,这对新时代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具有重要意义。

《才溪乡调查》的历史成因、基本经验及其时代启示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中央革命根据地遭受国民党军事“围剿”和多重封锁、“左”倾教条主义在我党内盛行的严峻形势下,加强苏维埃政权建设、坚持革命斗争、摆脱被动局面成为党和红军的迫切需要。时任苏维埃中央主席的毛泽东同志有着强烈的主体自觉,他深入苏区“模范乡”——福建省龙岩市上杭县才溪乡开展调查研究,撰写了《才溪乡调查》。《才溪乡调查》总结了符合历史环境的乡苏维埃建设经验和革命斗争理念,有效指导了当时的经济建设和革命斗争,也凝练了科学的调查研究方法。新时代,《才溪乡调查》为中国共产党人大兴调查研究树立了坚持实事求是、人民至上、问题导向和系统观念的行动标杆。

中央苏区红色标语的形成发展、历史贡献与价值意蕴

中央苏区红色标语是红色文化资源中极具特色的历史文化遗存,其形成与发展经历了萌芽期、初步形成期、系统成熟期三个阶段。在土地革命时期为宣传党和红军性质、政策纲领、武装群众、打击敌人、巩固根据地起到了重要作用。中央苏区红色标语作为革命精神的物质成果,凝结着人的解放的价值旨归,是新时代“立德树人”的鲜活素材。

保革命与促民生:中央苏区商业税政策的调整

自中央苏区创建伊始,各级苏维埃政府和红军部队始终面临严峻的经费问题。没收商店与特别罚款,虽能筹措一时的经费,但也会导致市场失序与政府税收减少。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中共建立新的税收制度,代替打土豪的政策。减税与免税等优惠措施无疑会造成政府税收收入的一些让与,但也会活跃和规范市场。1932年,为取得第四次反“围剿”战争胜利,中央政府降低起征点,提高税率,缩小免税范围,商人的税负增加了,商人经商的积极性受到影响。一些地方政府为了繁荣市场,又采取对商人利好的政策。1933年至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期间,中央苏区再度增加商业税额,革命战争环境下,苏维埃政府很难兼顾商人利益和政府财政收入。政府取利与让利应当有一个限度,适度取利或让利对政府和商人双方都有裨益。

中央苏区时期机关党建的实践探索、基本经验与现实启示

中央苏区时期,随着苏维埃政权的建立和发展,机关党的建设逐步展开,并在实践探索中形成了一系列宝贵的历史经验,具体表现为:坚持思想政治工作的“生命线”地位,构建完善的机关党的思想政治工作体系;明确党支部的功能性地位,优化机关党的组织体系;保障规章制度的基础性地位,推动机关党的政治生活健康发展;发挥优良作风的重要地位,加强和改进机关党的作风;筑牢党报党刊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活跃机关党的思想文化阵地。梳理和总结中央苏区时期机关党建的探索历程及基本经验,对于准确把握机关党建工作的规律和特点、全面提高新时代机关党建质量具有重要的现实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