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孝孺“拒草诏”问题考述

方孝孺“死事”问题的书写,在明代官私著述中存在较大差异,也存在着诸多疑点。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梳理、考析,发现受命起草即位诏书的,很可能是楼琏。楼琏几经逡巡后,也选择自经以明志,最终由王景完成了草诏之事。这一“拒草诏”故事,在明代士林对“逊国”史事的层累建构中,渐被附会到方孝孺身上,成为对其“殉烈”形象塑造的一个重要内容。

论永乐到宣德年间开国功臣家族命运的变化——以巩固新政权合法性为视角的研究

靖难之役后,巩固新政权的合法性成为了摆在明成祖面前的重要任务,而对于开国功臣家族的处置就是围绕着这个问题展开的。在这个过程中,开国功臣家族或者从被打压到被拉拢,或者从被拉拢到被打压,或者被大力拉拢,或者被创立为新的家族,各家族的命运由此发生了变化,而新政权的合法性也得到了巩固。

明代贵州诸卫靖难新官考述——以居中二卫、下六卫为例

贵州卫所武职非尽洪武征南、填南而来,尚有永乐、宣德、正统及弘治间陆续调入的靖难新官群体。从贵州、贵州前等贵州"居中二卫"和龙里、新添、平越、清平、兴隆、都匀等"下六卫"看,靖难新官之裔调入各卫者普遍职级较高,地位重要,是影响地方不可忽视的群体。

明代靖难新官入黔考述--以武职选簿为中心

相对于洪武征南群体,滇黔卫所中的靖难新官群体也值得重视,他们在地方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影响同样不可忽视。靖难新官入黔者,各卫皆有,且整体职级较高。他们主要集中在永乐十五年(1417年)、宣德六年(1431年)和正统三年(1438年)入黔;在原籍地与原卫分布上,则与靖难"北军"的整体发展态势相一致而表现出局部的差异性。

明代贵州诸卫新官考述--以“上六卫”“西四卫”为例

靖难新官亦简称"新官",其在军政地位、世职袭替、流职考选、任用等方面享有一系列特权,对明代社会影响很大。贵州卫所武官除了洪武年间征南、填南而来外,还有尔后在永乐、宣德、正统及弘治间陆续调入的靖难新官及新官之裔。从贵州地方志和《武职选簿》记载"上六卫""西四卫"武官的文献可发现,该新官群体在靖难之役发生前多充旗、军之役,而调入贵州卫所之后的职级则相对较高。

明代云南卫所新官考述——以武职选簿为中心

明代云南卫所武职多因“洪武征南”或“洪武填南”入滇,亦有永乐元年(1403)京卫武职调入者,还有宣德、正统、景泰年间调入或定卫之靖难新官之裔。云南各卫约有3名、4名至7名、8名新官,整体数量不多但世袭职级较高,属于卫所中较有权势和地位的群体。与贵州等其他省区相比较,永乐时期几无新官调入云南卫所,应与沐氏与朱棣朝廷的关系及“云南兵”在靖难之役中的创伤等有关。

朱徐常郭婚姻集团与“靖难之役”

朱元璋家族与徐达、常遇春、郭英三个功臣家族之间的联姻,早在明朝建立之前就已经开始。明立国后,这一集团式的联姻进一步扩大,成为皇室与勋臣联姻的核心。随着懿文太子夫妇去世,集团内部的力量对比发生重大变化,最终引发了导致皇权更迭的“靖难之役”。“靖难”成功的朱棣随后加强与徐达、郭英家族联姻,清除常遇春一系在集团中的影响力,朱徐常郭婚姻集团一变而为朱徐郭婚姻集团。此后,皇室与徐达、郭英家族的联姻也渐渐难以为继。宣德以降,宗室婚姻制度渐趋严格,影响明初政局六十余年的朱徐常郭婚姻集团也淡出了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