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理司法抑或经权司法:立足宋代的理论与实践辨正

情理司法通常被作为传统中国司法的代表性模式来讨论,但这种学术概括存在时空局限和理论缺憾。在时空上,情理司法说主要提炼自明清司法实践,难以融贯解释此前,尤其是宋代的司法模式。在理论上,它难以解释情理司法源于何种理论及其在整个国家司法制度中的功能、作用和旨趣等核心问题,还会带来理论误导和价值遮蔽。追根溯源,情理司法根源于传统经学中的经权理论。传统经权理论在宋代获得了实质性发展,从中可以提炼出义统经权、权即是经、情时而权、圣贤行权等创新性命题。宋代士大夫官僚作为新经权理论的倡导者和推动者,将其引入司法实践,形成了具有时代特色的经权司法模式,并呈现为怀法用权、缘情用权、相时用权三种运行机制。宋代经权司法是在守法的前提下,因个案之情、理、时等因素而行权裁判,目的是补救机械守法裁判之弊,让司法合于中道价值。由于经权司法主要体现为缘情理而行权,所以常被称为情理裁判,进而被概括为情理司法。正本清源而言,宋元明清时期的经权司法是儒家经学影响司法实践的典型形式,与汉唐时期的春秋决狱共同构成了帝制时期传统司法中的救弊型司法,二者均属于特别司法模式。

“权”观念与帝制中国“大义灭亲”案件的处置

帝制中国始终有大义灭亲事件,但都被视为一时一事不得已之“权”。儒家强调“权”之用,必须在更高层次上合于经,反对以诈行权,但行权主体要求过高、范围不明确,操作性较欠缺。法家则大力提倡权术,变阴谋为阳谋而广泛应用之。随着君权强化,大义几等同于臣民对君之“忠”,经法家权诈观推波助澜,儒家经权论有时充当文饰之具,君臣所实施的“大义灭亲”行为,有滑向“大利灭亲”的趋势。尽管如此,儒家经权论植根于人之心性,尚在持续发生约束作用,“大义灭亲”在整个帝制中国都未完全正当化。

守经善道与行权合道:儒家经权思想的伦理意蕴

按照传统学术分类,经在四库中居为首位。尊经、释经、明经、守经是经学时代中华文化的深层心理结构。儒家尊经守经,也力主行权达变,守经行权归根到底在于对"道"的探寻和推崇。守死善道揭示了在价值冲突过程中儒家学者守经的价值理性立场;行权合道不仅体现了儒家学者守经的价值理性立场,还体现了在具体情境中权变的工具理性智慧,尤其值得珍视。紧扣儒家的"经"与"权"思想,突出价值冲突中的道德选择和具体情境中的权变智慧,揭秘儒家经权的真谛,对于当代社会的道德心理建设无疑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祭品的“经权”逻辑——一个仪式解释的本土观点及其扩展讨论

文章以本土儒家"经权"思想对黔中鲍屯祭祖仪式中作为祭品的猪和“素碗”进行了解释。并认为当代汉人社会研究中经学解释的争论,其实是“小经学”与“权”之间的争论,而从“大经学”来看,经学可以有效解释汉人社会。基于这个观点,文章对“经权”思想与"实践"及“意识模型”作了比较,凸显了“经权”思想的解释有效性。

“行权反经”:论孟子思想的灵活性

孟子的经权思想是对孔子经权思想的发扬,它体现的灵活性是孟子对当时社会现状的一种积极回应,体现了孟子的特点。准确把握孟子思想中的灵活性,对于理解孟子思想,以及其对于儒学发展所做出的贡献,具有重要的意义。

儒家经权思想在现代企业管理中的应用

随着企业内外环境的急剧变化,不确定性使企业管理变得更加复杂多变。本文从西方权变管理理论的不足出发,提出引入儒家经权思想以弥补权变理论的缺陷,通过对儒家经权思想的深入分析,提炼其达致"中和"境界的经权行为方法,即经权相济和执中用权相结合。并重点结合我国企业管理文化土壤,从管理主体、管理理念、管理目标、管理行为构建出独具国情特色的现代企业经权管理体系和境界管理模式,为企业管理实践指出演进的路径和实施的系统管理方法。

先秦儒家经权说及公羊家对它的思想推进

关于经权关系的二重性问题,先秦儒家已有了初步的思考:一方面,权之运用当以从经为前提,惟有知权达变,经的普遍性价值才能得到真正的落实;另一方面,在特殊情况下,权欲通经,须以形式上反经的方式来实现。唯有在公羊家那里,关于反经之权运用的前提、目的、原则等才得到明确地提出和解决。公羊家的这一理论创见既深化了儒家关于反经之权的内涵、本质和功用的认识,也将儒家的经权思想提高到了一个新水平。然而,公羊家“反经达道”的思想被后儒概之为“反经合道”,且因此“反”字而为后儒特别是宋明理学家所误解,招致了诸多非议。作为理学家的代表性人物,程、朱的经权说对于经权关系的思考没有从本质上推进儒家经权思想的发展,并对公羊家的经权说存在许多偏见。这些偏见之所以会发生,既因其思想“以理摄道”的思想运思特点,也因为他们不明公羊家反经之权说的本来面目和究竟意义。

有一种人生智慧叫权变——孟子经权之辨的生存哲学阐释

孟子的经权之辨包括两种权变智慧:一是"激进权智",一是"温和权慧"。对不符合人之常情的礼仪规定行使否定性的做法,这种权变就是"激进"的;当他人不遵守礼仪规定,而自己却对礼经行使肯定性的做法,这种权变就是"温和"的。发人深思的是,行使"激进权智"所支付的成本有时可能是较"温和"的,而行使"温和权慧"所付出的代价有时可能是很"激进"的。对这一经权之辨进行生存哲学阐释,可以为现代人生提供某种智慧的支援。

赵纪彬“权说”研究述评——为纪念赵先生逝世30周年而作

权变学说是儒家政治哲学和道德哲学的重要内容,也是学术界研究颇多的问题。其中,著名哲学家和史学家赵纪彬先生的研究最具突破性。他不仅对"权"字的历史起源及其生成为方法论范畴的逻辑过程作了缜密考释,而且对朱熹《论语集注.子罕》"可与共学"章的错简断章、孔子权说的特点、明代高拱权说的得失以及"权说"发展的规律性等问题也有着精湛阐发,并提出了许多独创性观点。可以说,赵先生在"权说"研究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实开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权范畴研究之先河。

境遇与经权的不谋而合——弗莱彻境遇伦理和孔孟经权学说之比思

弗莱彻的境遇伦理与中国儒家孔子、孟子的经权学说虽有诸多差异,如前者重行善轻知善,后者则知善与行善并重;前者将良心作为未来判断的指导,后者还强调其反思作用;前者在决断时注重理智的计算与权衡而后者则注重内心情感的自然流露。但是二者深刻的相像的社会景况、相似的最高准则和相近的关怀对象,却为现世带来了启迪:回归多样性生活世界、认肯道德责任中的决断自由和互动时空域中对道德原则的主动消化。

先秦儒家经权论的涵义及历史价值

在先秦儒家思想中,经权问题的讨论是与义利问题结合在一起的。在儒家思想家对经权问题完善的过程中,也预示着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方面表现了儒家的人文主义观念的提升,同时也折射出儒家价值体系向权威主义衍化的历史趋势。

张景岳“经权”治法探析

根据《景岳全书》“经权”理论,阐述正治、反治及反佐的治方法,分清正治、反治与反佐的不同界限,并结合其病案进行了评析。

董仲舒:“先经而后权,贵阳而贱阴”——公羊家经权哲学如何完成天道化改造

经权关系的正确处理是公羊家哲学着力解决的一大道德难题。董仲舒将经、权置于天道运作系统中进行了严密的逻辑论证与关系建构,把阴阳、四时、五行协同推动的宇宙图式与执经、行权的道德要求糅合在一起,对公羊家经权观念进行天道化处理,突破孔孟单纯说教的叙事方式,形成了独特的经权诠释路径。阴阳二气运行时主次分明、出入有时,阳实阴虚,阳常阴变,阳尊阴卑,阳主阴辅,董仲舒“以阴为权,以阳为经”,试图借助天道阴阳的运作规律来厘清和论证经、权之间的内在关系,提出“经用于盛,权用于末” “显经隐权”“先经而后权”“《春秋》有经礼,有变礼”的观点。然而,在道德实践中,“权”极易被过分强调,而造成对“经”的破坏,董仲舒以“可以然之域”来约束“权”的泛滥,将行权限定在“经”所允许的范围之内,最大程度地把道德实践纳入到天道法则的秩序之中。

经与权—古代司法中的修辞学

经权之道是中国古代司法中非常重要的一种修辞性策略,体现在执法、审讯、断案、判决等整个司法过程之中,“经”指法律原则,“权”指变通,即古代司法的判决结果不仅要根据律令格式的规定,还要根据具体案件的具体情况作出变通。

汉代公羊经权思想研究述评

汉代公羊经权思想是儒家哲学的重要内容,也是学界研究的重要问题,成果丰硕。这首先表现在论著数量日益增加,学术视野日益开阔;其次是突破"两个对子"的研究范式,注重公羊经权思想文本的解读,探寻其内在思想理路、特质和价值;再次是研究方法多样化,不断拓展公羊经权思想研究的新领域。尽管成绩显著,但也存在着不足之处,如与孔孟和宋明相比,公羊经权思想研究较为薄弱,"问题意识"不突出,借鉴价值尚无发掘等。

庄子经权思想探微——兼与儒家经权观比较

儒家哲学历来重视经权问题的探讨,同样,作为先秦道家的集大成者,庄子也对此问题进行了具体、深入的考察。他一方面肯定权变,注重时势,强调从具体情景出发加以变通,另一方面又坚持普遍原则(道),要求以"循道"为"通变"的依据和指向。表面看来,庄子和儒家对经权关系的理解存在相通之处,然其精神实质,却又表现出许多深刻的差异。

浅析孔子的经权观

经权观是儒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早在先秦,孔子就将仁道原则作为经的具体内涵,并讲求在具体情境中因时权变,透显出了儒家的卓异智慧。同时,他自身的价值理念与处世之道亦是对经权关系的很好注脚。探讨孔子的经权观。对于我们理解儒学的经权思想以及把握儒家的真精神。有着积极的意义。

论先秦儒家经权思想

先秦儒学中经与权的关系,与群己、义利之辩紧密地联系着,是先秦儒家哲学所关注的主要问题之一。不同的儒家思想家对经权关系的阐释不尽相同,但作为先秦儒家整体趋向的则是在强调经即道德原则绝对性的同时,没有否认权变,这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对权即道德原则相对性的确认。在经权关系上,先秦儒家的思路大致预示了两个方面的问题:其一,对作为经之本的仁义的普遍制约性的强调,蕴含着导向独断论与权威主义的理论向度;其二,对权即道德原则相对性的确认,又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对独断论与权威主义的内在限制。

经权思想的逻辑进路——以汉儒、宋儒和明儒为中心的考察

经权思想是儒家哲学的重要内容。自从孔子将经权提升为哲学方法论范畴之后,汉儒、宋儒和明儒分别阐发了"反经合道"说、"权便是经"说和"经是已定之权,权是未定之经"说或"经乃有定之权,权乃无定之经"说。这三种经权观恰好构成否定之否定的辩证发展过程。

柳宗元《断刑论》经权之道

柳宗元《断刑论》提出三点意见,指出唐代仍用"刑以秋冬"制的"伪"与"惑",由于未尽于经权之道。论文对时弊深刻反省,从儒家"经权之道"的原则评儒家"顺天应时"的原则,达到"以子之茅,攻子之盾"的效果,文笔犀利,情理俱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