翰林院与科举的双向互动

翰林院因科举而起,也随科举而亡。在唐之时,翰林出身并无限制,扩大了科举取士范围。两宋以还,翰林多由科举出身,尤以进士为主。逮至明代,始对新科进士进行馆选考试,遂有庶吉士制度。清代沿用明制,进一步完善,而有“朝考”“大考”之制。翰林之设,原是“天子私人”,实现科举分流。唐宋先官后选,极大地发挥了翰林的才能与效用。明清则先选后官,注重辞章习写,放大了翰林的词臣本色,枵腹之徒充斥其间,反噬了它存在的功用与价值。究之根本,翰林制度是帝王用以制衡、集权的工具,借此笼络士心,为己所用;士子则视其为青云之梯,奔竞不止。这种双向的互动,因时代不同,所产生的正负影响亦呈殊别。

清末贵州进士石赞清殿试卷考述

石赞清是清末贵州名臣,为道光十八年(1838)科举进士,其殿试卷原件辗转海外,今完整保存在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针对道光皇帝提出的风俗教化、积聚存储、指挥训练和选贤任能四项策问,石赞清在殿试策对中条分缕析,建言献策,体现其济世匡时的政治谋略。通过对石赞清科举殿试卷进行考察分析,挖掘其丰富的历史内涵,可以窥探清末时期的政治状况、经济政策、学术思想及教育水平,从而体现殿试卷珍贵的档案文献价值和史料价值。

清代《萧山会试题名》及相关问题探讨

文章以民间收藏清代《萧山会试题名》抄本为主要依据,参阅清代科举资料并吸收学界相关研究成果,对清代萧山会试情况进行叙述,对该抄本未收进士进行补录,并对萧山进士中“冒籍”现象、科举家族及朝廷重臣等进行考述,较全面地反映清代萧山科举特别是会试的历史面貌。因萧山在历史上地名和所辖区域屡有变更,文章所讨论的清代萧山科举状况以1996年滨江区成立前萧山所辖区域为准。

宋代进士科举制度改革对律赋的影响

宋代仁宗、神宗、徽宗、高宗四位皇帝对进士科举制度进行了改革,从而深刻影响了宋代律赋。仁宗于天圣五年(1027)下诏提高了策论的地位,而律赋地位却开始下降。神宗接受了王安石的建议在进士科举考试时候罢了律体诗赋包括律赋,而代之以经义、策问等体例的议论性文章。徽宗于政和元年(1111)禁止士人写作律体诗赋,如有违反,“委御史台弹劾。”因此律赋成为了徽宗褊急性格的牺牲品。高宗考虑到党派平衡,权力制衡,于建炎二年(1128)采取律体诗赋、经义并取的策略。经过改革以后宋代律赋的地位相较唐代律赋的地位有很大下降,而且数量和质量相较唐代都有很大下降。由此可见宋代皇帝对进士科举制度改革对律赋的影响总体上是负面的。

唐代进士群体的时空分布研究

基于考据学、统计学及CHGIS等方法,对唐代进士这一精英群体的时空演化特征进行探究,发现唐代进士科录取人数在唐代近三百年间呈现出波浪形发展态势,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唐高祖太宗两朝为恢复发展期,高宗至玄宗朝为规模扩大期,肃宗至哀帝朝为持续稳定期。从唐代进士的地理分布看,北方明显多于南方,东部远多于西部,进士较为密集的区域集中在关中京畿地区、黄河中下游沿线的中原及华北平原以及长江下游的江南吴越之地,呈现出两条分布带相交的“丁”字形分布态势:一条分布带呈东西向,指从关中地区沿黄河而下这一地带,另一条分布带呈南北向,指苏州、杭州、湖州、润州到福州这一区域。长江中上游地区、岭南地区以及西域、东北关外则只有零星的进士分布。唐代进士的这种地理分布状况,是政治区位优势、经济条件、地理环境、文化传统等多种因素共同影响的结果。

论福建科举在明代的领先地位及其成因

福建进士数虽由宋代全国第一下降为明代第五,但明代福建仍为科举大省,在诸多方面,处于全国领先地位。如其人均进士数、人均一甲进士数和人均庶吉士数,皆为全国第一;莆田、晋江二县进士数稳居全国冠、亚,晋江、闽县、莆田三县的人均进士数更是包揽全国冠、亚、季。此外,福建的人均进士家族数不仅居全国榜首,而且还产生了明代唯一的延续二百多年的七代进士家族。所有这些,既是明代福建拥有强大科举实力与竞争力的集中表现,又与其深厚的科举积淀、浓厚的科举氛围、显著发展的经济、发达的教育文化以及家族制度等有着直接关系。

“科举”含义与科举制的起始年份

"科举"是一个含义丰富复杂、具有动态特征的词语。广义的科举指分科举人或设科取士,约略类同于贡举,起始于汉代;狭义的科举指进士科举,起始于隋代。科举制的诸多特征是经历漫长的过程才逐渐形成的,但要定下一个起始年代,必有标志性的创制,而真正具有标志性意义且与历史上"科举"一词相符合的,只有隋炀帝创立进士科这一历史事件。从隋炀帝大业元年(605年)进士科的创设,到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废科举兴学堂,科举制在中国历史上整整存在了1300年之久。

金代科举的女真进士科

本文根据《金史》和其他相关史料的记载,对金代科举女真进士科的创立、考试的内容与方式、录取与授官等问题作粗浅论述。

明代地方教育建设与进士的地理分布

本文从地方教育建设规模和潜在考生数量两方面,对明代地区教育发展与科举成就之关系进行了探讨。指出学校与科举在主要职能上的区分,在部分程度上给学校脱离科举的羁绊而获得一定的独立发展空间提供了机会;地方科举成就更多地依赖于地方所能够提供的考生资源,与学校、书院等的数量无直接关系。学校与科举之间的关系也还有重新进行研究的必要。

宋代温州科举的兴盛及其背景

温州科举虽然起步较晚,但北宋末以来崭露头角,至南宋时其地进士数量高居浙江第一、全国第二。现利用统计学的方法揭示了温州科举的兴起、繁荣过程及其内部差异,并与周边地区进行比较,在此基础上结合相关文献及已有研究成果,对其历史背景作出综合分析,可知宋代温州科举繁盛是多种因素叠加效应的结果。

辽朝“进士”称谓考辨

在辽朝科举制度发展演变过程中先后出现了乡贡进士、前乡贡进士、前进士、殿试进士等与"进士"身份相关的称谓。乡贡进士、前乡贡进士指获得礼部贡院科举考试资格而落第的士人;前进士指擢第之后释褐授官之前的进士;殿试进士指殿试合格的进士。

驳唐代进士难、明经易说

近几十年流行唐代进士难、明经易说，所持理由一是两科录取率相差悬殊，二是两科考试内容不同，难易有差。考察具体情况，不是这么回事。实际情况是，进士、明经，难易相当。

唐代进士考试三场制度的形成与演变

进士考试三场制度最早形成于唐代。唐初进士科只试对策,唐高宗晚年形成帖经、杂文、对策三场。唐中期三场考试偏重杂文,尤其重视诗赋考试。唐后期强调考试经史,五代时出现以经义代帖经趋势,孕育着宋代进士考试的改革。

宋代徽州程氏家族进士考论

徽州程氏自始迁祖程元谭始,不断繁衍,成为当地望族。入宋后,程氏家族积极适应时代转型,崇文抑武,逐渐走上科举仕宦之途,南宋中后期,出现了休宁会里、汊口等地累世科第的盛况,并由此出现诸如程元凤、程大昌等显宦,活跃于南宋风云变幻的政治舞台。徽州程氏家族科举仕宦的成功,取决于徽州县学、私学的兴盛,家族经济条件的殷实,良好的家庭教育环境,家族女性成员良好的涵养等因素。

《宋登科记考》补正(北宋篇)

傅璇琮主编、龚延明和祖慧编撰的近五百万字《宋登科记考》,收录宋代科举考试登科者近四万人,最大可能地弥补了宋代登科记之类文献记载的阙失。如此庞大的一项研究工程,难免有疏漏之处。我们依据年代顺序,将其一一梳理出来,分为南北宋两篇。北宋篇一共补录、辨正235人,其中补录《宋登科记考》失载进士139人,系年舛误者47人,系年不清者36人。其余12人乃补录特奏名进士、上舍释褐、诸科等。其他舛误1处。又,明清地方志所录者,《宋登科记考》虽遗漏,本文亦暂不补录、辨正。

广西桂林科举考试的亮点

古代广西桂林科举考试的亮点有三鼎甲人数多、考中进士人数多、科举考试家族兴盛。形成科举考试亮点的主要原因有古代桂林学校教育事业繁荣;广西贡院设在桂林,有利于桂林辖区科举人才应试;中试者的模范效应,推动了桂林辖区民众参加科举考试的热情等。

《宋登科记考》补正(南宋篇)

傅璇琮主编、龚延明和祖慧编撰的近五百万字《宋登科记考》,收录宋代科举考试登科者近四万人,最大可能地弥补了宋代登科记之类文献记载的阙失。如此庞大的一项研究工程,难免有疏漏之处。本文依据宋代文献,将这些疏漏之处按年代顺序一一梳理出来,分为南北宋两篇。南宋篇一共补录、辨正175人,其中补录《宋登科记考》失载进士118人,系年舛误者30人,系年不清者8人。其余19人乃特奏名进士补录7人、辨误10人、系年不清2人。又,明清地方志所录者,《宋登科记考》虽遗漏,本文亦暂不补录辨正。

张九龄进士中举时间考辨

张九龄进士中举时间,新旧唐书张九龄本传无明确记载。历来主要有长安二年说、景龙元年说。今人又提出神功元年说,三说各有影响。本文追根寻源,梳理三说来源,进行考辨,指出景龙元年说和神功元年说致误之由,确定张九龄长安二年中进士举之说证据来源最为可靠,可为定论。

《登科记考补正》新增进士史料辨析

孟二冬《登科记考补正》一书增补进士时存在对徐松《登科记考》的史实错误未予纠正、解读墓志史料不够严谨以及仅以方志为史料依据确认进士等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不仅使《登科记考》中遗留的一些进士身份真伪问题没有能够解决,而且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新的错误。

唐前期进士科状元考辨

本文逐一考证唐代前期孙伏伽、颜康成、宋守节、弓嗣初、许旦、吴师道和姚仲豫等七位进士科状元的史料来源与身份真伪 ,澄清了《玉芝堂谈荟》《登科记考》等书的一些错误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