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清代海南诗人对苏轼的接受——以《琼台耆旧诗集》为考察中心

《琼台耆旧诗集》是当前唯一存世的清代海南诗集,其中辑入的海南诗人作品有诸多接受苏轼之处。在诗文接受的层面上,他们频繁化用苏轼诗文为诗、主动吟咏唱和苏轼诗文;在人格境界的接受层面上,他们高度推崇苏轼超然自得、乐观豁达的人格风貌。该接受现象的出现,不仅延续海南接受苏轼的诗歌创作传统,也推动东坡文化在海南的进一步接受与传播。

《蕉窗九录》托伪情况研究补遗

《蕉窗九录》题为明代项元汴撰。《考槃余事》广百川学海本(十七卷本)内容较《考槃余事》四卷本与《蕉窗九录》内容更为接近,重合处达十之八九。非重合处如《画诀十则》、《冷仙琴声十六法》条,则分别可见于清代孔衍栻《石村画诀》与徐祺《五知斋琴谱》。

《续古今诗苑英华》考辨

文章在综合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分编撰者、编撰时间、书名、所续对象、选录时间范围、卷数、传播及影响等项,对诸家历史文献记载《续古今诗苑英华》的歧异信息进行考辨,考察造成歧异的原因,更正和补充已有研究成果的纰漏。

御史纠弹:唐代官吏犯罪的侦控程序考辨

御史纠弹是唐朝追诉官吏犯罪的程序。“纠察”为调查程序 ,指御史依职权对中央和地方的各级官吏的各项职事进行主动监督 ,以发现犯罪并进行调查。“弹奏”为控诉程序 ,指御史将其所发现并已核实的案件事实直接向最高统治者提起弹劾。纠与弹是相互联系的两个阶段 ,前者是手段 ,后者是目的。御史纠弹制度中的一些合理设置 ,可为当今追诉职务犯罪的制度建设提供史鉴.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二)》中《容成氏》九州柬释

先秦文献中,《禹贡》九州独有梁州,《尔雅》独有营州,《周礼·职方氏》独有并州,《容成氏》九州不同于任何传世文献,而较接近《职方氏》,简文九州是一个独立的系统。其南、北、西三方边地的四州与传世文献较为相合,而处于黄淮平原及山东半岛的五州则与传世文献差别较大。《容成氏》九州约形成于两周之际或春秋前期。

郭笃士诗词创作观念探赜

郭笃士的诗词创作观念主要体现在其《旧诗浅语》中。他在诗歌创作取向上追求真善美,强调用真情实感和人文关怀激发自身及读者的正能量;主张用质朴自然的语言和宛转的方式写景抒情,反对纯粹的语言雕刻。郭笃士的诗词创作观念体现了传统诗词创作理论向现代文学理论的初步转化。

《昭明文选》所收曹植五言诗与《古诗十九首》韵律对比——对木斋先生关于《古诗十九首》作者问题的音韵学考证

以《魏晋南北朝韵部演变研究》和《广韵》为参照,将《文选》所收曹植22首五言诗和《古诗十九首》从语音系统和韵律的角度考察用韵情况,归纳出每一个韵脚字的音韵地位,清理出二者之间的联系,考察其是否都具有汉魏之际的语言特征,用韵特点是否相似等,来具体论证《古诗十九首》的写作年代、曹植五言诗与《古诗十九首》有何种关联等有关五言诗起源与发展的问题。

讽寓阐释的异域回响——江户时代《古诗十九首》日本注本考论

江户时代产生了四部《古诗十九首》的注本,其中两部是汉文注本,另两部则是假名注。本文对两部汉文注,即原公逸的《古诗十九首解》、石作贞的《古诗十九首掇解》的学术背景与阐释特色进行了考论,发现这两部注本皆注重对《十九首》进行"讽寓阐释"(allegoresis),多从君臣关系、君子-小人的角度来解诗。江户时代四部《古诗十九首》注本至少有三部与当时的折衷学派有关,折衷学派不满当时的"古文辞学派",不喜流行一时的伪唐诗、明诗,揭橥古朴的《古诗十九首》应是出于此目的。

六朝佛经翻译的文饰倾向及其对文学的影响

六朝时期佛经翻译的发展趋势是由重质实的直译转向重文饰雅正的意译 ,此种转向促成了六朝人崇尚华丽藻采的文学思潮的形成 ,并对四声的发明具有催生之功。

南京图书馆藏清代殿试卷述略

论文对南京图书馆藏清代殿试卷作了全面的介绍,并对该批试卷在清季从内阁大库及民国时期从北洋政府教育部历史博物馆散入民间的经过、民国时期私人收藏的传递归属及复入公藏体系的历史过程进行探寻和推求,并对现今国内外殿试卷的收藏情况作一概述,并初步揭示了殿试卷的文物与文献价值。

试论《救国时报》报道红军长征的背景及其意义

全面抗战爆发前后,为打破国民党长期对中共施行的新闻封锁政策,改变红军长征真相难以展现于国内外新闻媒体的状况,同时为宣传全民族抗日救亡运动,适应民众对中共领导的军队成为民族抗战重要力量的心理需求,中共在法国出版发行的《救国时报》积极报道、宣传红军长征,较为全面、真实地反映了红军长征的英勇事迹和中共领导的革命斗争的情形。这种报道和宣传打破了国民党对中共的新闻封锁,扩大了红军及其领导人的影响,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以民族救亡为己任,有能力成为"抗日的先锋、救国的主力"的积极形象,进一步扩大了中共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为全民族抗战起了凝聚力量、鼓舞人心的作用。

《旧五代史》史臣对十国史的研究

在长达150卷的《旧五代史》中,在五代十国的舞台上占据很大份额的十国仅有五卷,篇幅很少。就《旧五代史》目前可见的记载,可知关于十国史的记述主要有几个特点:对十国史的极度漠视;对十国贬多褒少;具有浓厚的正统意识,政治意识形态强烈;突出显示北宋王朝的皇恩与天威。这些特点均显示出《旧五代史》鲜明的意识形态色彩以及为现实政治服务的倾向。

1947-1948年《诗创造》目录辑校

《诗创造》是刊发中国现代诗歌的主要刊物之一。该刊于1947年7月创刊,1948年10月被查封,前后共出刊16期。第一卷共计12期,第二卷共计4期。《诗创造》中刊载的内容基本分为国内诗人作品、外国诗人译作、理论及评介文章三个部分。《诗创造》共计刊发了475篇作品,其中国内诗人诗作352篇,国外诗人译作70篇,理论与评介文章29篇,编者刊发的《编余小记》《诗人与书》等系列专栏文章24篇。在《诗创造》中,"九叶诗派"的诗人杭约赫、辛笛、陈敬容、唐祈、唐湜、袁可嘉6位诗人共发表了30篇作品,其中21篇是原创诗作,3篇是翻译作品,6篇是理论与评介文章。

黄宗羲与浙东经史学术传统的确立

学界公认黄宗羲为清代浙东学术传统的开创者,但对他如何确立清代浙东学术传统却语焉不详。笔者将黄宗羲所确立的学术传统称为“浙东经史学术传统”,并根据章学诚关于浙东经史学术传统三点归纳,具体分析黄宗羲如何在“贵专家”“言性命必究于史”“经术史裁”三个方面实践和提倡浙东学术精神,藉以说明:黄宗羲作为浙东经史学术传统的确立者,其思想上的影响几代不绝,一直到道咸年间仍在章学诚身上有实质而鲜明的体现。

张昭远与五代史籍

张昭远是五代时期才、学、识兼备的史家,他参预了多朝实录的编纂,这些实录成为后人撰写五代历史的基本资料;在《旧唐书》的修撰中,张昭远也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屈大均、潘耒与石濂交往关系考论

屈大均是清初著名的明遗民之一,早年曾与岭南僧人石濂大汕交往密切。两人后来由于政治理念上的严重分歧及以往积怨的加剧遂反目成仇,分道扬镳。而清初大儒潘耒亦与屈大均为好友,其中年后矢志礼佛。1699年,潘耒忽作《救狂砭语》一书,向石濂发难。双方唇枪舌剑、各执一词。最后由于官府的介入,石濂被逮捕下狱致死。屈、潘二人彼此与石濂的交往关系由于相关史料的阙失而扑朔迷离,通过对一些原始资料的梳理分析,不仅能够使三者交往关系中的一些细节问题得到澄清,而且还可对学术界现有相关研究成果作出一定的补充与修正。

梁启超、胡适的初晤与“研究系”的思想转向

《梁启超年谱长编》和《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两种重要年谱都认为梁启超和胡适的初次见面是在1918年11月23日,这一说法被许多论著沿用。其实,此说有误。1918年底梁启超国参与北京政府出席巴黎和会的讨论,同时筹备私人赴欧考察事宜,致使未能与胡适在11月23日如期会面,直到梁启超从欧洲回来以后,1920年3月21日两人才在林长民的家中第一次正式见面。这两位知识界领袖的初晤颇具象征意义,透露了后五·四时期社会思潮及新知识分子群体演变的某些迹象。

唐湜诗论中的“新生代”关怀

唐湜在20世纪40年代就提出了“新生代”概念,并对其进行了学术总结。他所谓的“新生代”主要是指以九叶派诗人为代表的年轻诗人群。唐湜对他们大多数人的作品进行了评介,提出了自己独特的看法,而且由此产生了“合流”诗的艺术主张。他的研究对于九叶诗派的最终形成起到了不可忽略的重要作用。

从确认到祈使:无差别判定构式“是X就Y”

无差别判定构式"是X就Y"是由行域确认、知域凸显、言域祈使构成的完整的构式系统。"是X就Y"由语篇结构通过分界转移、压缩凝固而成。由于固定构件的原语义积淀,"是X就Y"与"是X都Y"在语义基础、语用表达和主观情态上存在倾向性差异,主要体现为重在关联与重在总括、突出动作与凸显结果、强调主观与强调客观三个方面。

副词“就”与“就是”表强调时替换情况探究

副词"就"与"就是"在表强调时存在替换关系:首先,以强调功能为切入点,将副词"就"与"就是"分为强调时间、强调范围或状态、强调数量、强调自身观点4类;其次,副词"就"与"就是"存在的替换关系为:构造格式相同的句子强调的内容存在相同与不同两种情况,即使强调内容相同,出现的具体替换情况也存在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