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唐书·经籍志》史部脱漏书钩沉

《旧唐书·经籍志》著录书在长期的传抄刊刻过程中有一定的脱漏 ,统计结果表明 ,今本《旧唐志》史部各类脱漏多达四十种。本文通过与《新唐书·艺文志》的对照 ,参考《隋书·经籍志》及其它目录学典籍进行分析考证 ,对今本《旧唐志》

《旧唐书·经籍志》著录书名考误

《旧唐书·经籍志》因无善本传世 ,今人亦未及作专门的整理 ,故通行本文字讹脱颇多。本文从新、旧二志的同源关系出发 ,主要采用二志比勘的方法 ,同时参考《隋志》等书目著录、史传记载、古书称引等 ,对《旧志》著录的书名讹误进行考辨 ,凡二十二条。

《太平御览》引“唐书”之性质考论

宋代类书《太平御览》所引"唐书",对于校勘整理《旧唐书》及其它唐史文献,都有重要价值,但是对其所属性质,各家说法不一,或认为都属刘昫《旧唐书》,或都属唐代旧本国史实录,或认为两者都有。由唐代各种文献和宋人校勘整理的实际情况看,"唐书"应当是一个通名,既包含了《旧唐书》,也有唐国史实录、《通典》、《唐会要》,甚至唐代杂史笔记的内容在内。对于"唐书"性质的考察,还可以进一步深入为对整部《太平御览》征引前代文献的考察,从而进一步认识北宋馆阁校勘活动的特点及意义。

《七略》、《汉书·艺文志》和《隋书·经籍志》比较探析

《七略》、《汉书·艺文志》和《隋书·经籍志》是我国文献学史上的重要文献目录,均对我国目录学的发展作出了一定的贡献。三者在体例因袭、著录、分类和创新等方面存在着诸多联系和区别。

《旧唐书》作者群的思想性格及其他

与《新唐书》独尊儒家思想不同,《旧唐书》抱持着一种多元化的倾向,即在尊重儒家思想的同时,也尊重道家道教思想和佛家佛教思想。该书的作者群绝非庸常之辈:张昭远思想博杂,性格平淡执中,能够忠实地记载多样性的历史原貌,公允地评价人物,对《旧唐书》撰述出力最大;贾纬有较浓厚的道家思想,文学造诣也很高,且性格刚烈,不"为尊者讳",修撰晚唐自代宗以下十余朝正史;赵莹"风仪秀美,性复纯谨",颇具感召力,虽未亲手执笔撰著,但作为修唐史的动议人、修史班子的组建人、后续人选的推荐人以及广发公告、购求修史材料的督促人,其监修者的眼光、见识、思想倾向及在行政上的诸多贡献为修史工作的顺利开展提供了保障;领衔上表人刘昫"神采秀拔,文学优赡",性格刚强,为人精明,其以"代有文质"、"是古非今,未为通论"等字眼儿肯定了《旧唐书》独特的时代价值。其余如赵熙、郑受益、吕琦、崔棁等人皆为饱学之士,或文字清通、颇有独见,或禀性公直、行为果敢,为撰《旧唐书》各尽其力。

唐代书目中选本、评论的位置变迁与总集观念演进

分析了唐代书目中选本、评论的位置变迁情况,考察了唐代古典目录学中总集观念的演进,认为唐代处于转折时期。《隋书·经籍志》将《七录》总集、杂文二部合并为总集类,同时著录多体与分体选本、解释评论之作以及单篇、一人作品,总集范围得以扩大。毋煚《古今书录》延续总集类名,但对所著录文献多有增删,评论著作也被有意识地移置总集类之末。从《隋书·经籍志》到《古今书录》,选本、评论著作的位置发生迁移,呈现出从选、评文章到选、评分列的总集观念动态演进,进一步为宋代总集观念的定型奠定了理论与实践基础。

由集部看“功用”大旗下文学的发展——以《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四库全书总目》为中心

作为文学文献的目录,集部的发展演变能够反映出古典文学的发展演变概况。本文通过对以《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四库全书总目》为中心的书目集部的类目、大小序及其收书的研究,发现在中国古典文学的嬗变过程中,文学功用论贯穿始终,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隋书·经籍志》作者辩证

《隋书·经籍志》是我国中古时期重要的目录学著作之一。它为何人所编撰,历来有不同意见。文章经探索辩证,认为《隋书·经籍志》不可能为魏征所写,应为唐高宗初年长孙无忌主持下的学者所完成。

《隋书·经籍志》杂考三则

《隋书·经籍志》是"五代史志"之一,修纂过程系依据《隋大业正御书目》,贞观初年点对"见存",于本志中可见若干条文证据;《七录》在分类体系、著录形式等方面影响《隋志》,如处士征召不就,南北朝书目旧式著录衔名例称"某官征不就/起/拜";写本文献中多有"细字"书写,每纸容字约为一般书写四倍左右,据此推论《隋志》著录中当有"细字"文献。

从三部传统目录学著作看古代《庄子》的传播与接受

《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和《四库全书总目》作为我国官修史志目录学著作中的三座里程碑,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包括道家在内的诸子百家的学术流变。通过考察三部目录学著作对道家文献尤其是《庄子》相关文献的收录情况,我们可以对《庄子》在古代较为复杂的传播与接受历程有一个大体的认识。

从《旧唐书》看史书语料在汉语史研究中的特点和价值

史书语料具有独特的特点和价值。史书语料的特点表现为用语典雅、用词范围广、 使用新兴词语、使用俗语词;史书语料的价值主要体现在汉语构词法的研究、辞书的编写、近代汉语 词汇研究、汉语词汇史的断代研究、父子连名制的研究、同形异义词的研究等。从语言学角度深入研 究史书语料,有助于提高汉语史的研究水平。

《汉书·艺文志》与《隋书·经籍志》对比探析

《汉书·艺文志》和《隋书·经籍志》是我国现存较早的图书目录,从学术源流、编纂依据、编撰方法以及分类体系和著录体例几个方面对《汉书.艺文志》和《隋书.经籍志》进行对比分析,探求传统目录学的发展轨迹以及两《志》在目录学史上的地位和作用。

《旧唐书》和《新唐书》“乐志”研究

唐朝音乐是中国古代音乐发展的最高峰。对唐代音乐文献的研究,在正史中主要依靠《旧唐书·音乐志》和《新唐书·礼乐志》。通过两者内容的综述比较可以发现:前者偏重于"乐",比较注重音乐品种和音乐史实的叙述,行文简洁;后者倾向于"礼",对礼仪的描述篇幅巨大,论乐的部分较少且认识深刻。

《字书》成书时间考

《隋书·经籍志》中所载之《字书》,在后世流传过程中佚失。通过传世辞书对该书的大量征引以及清代学者的辑佚分析,大致可以勾勒此书在收词、释义方面的特点。但成书时间目前可见文献往往语焉不详,致使无法在辞书发展史上给它以准确定位。从侧面对同时期相关文献进行推考,佐以同类辞书收词、释义的比较,基本可得出其成书时间约为南北朝中后期(公元510—527年)。

阙特勤碑札记三则

自后突厥汗国建立伊始,其内部就存在着种种矛盾。本文以碑铭文献为中心,对突厥汗国统治者消解民族异质性的种种手段做出分析。而本文的另一目的在于厘清在双语文献的不同记录中的诸多名号之间的相互关系,使得我们对于名号一词获得新的认识,对其产生与使用做出新的解读。

论奸臣们不因高力士而取将相高位——为高力士平反之五

《旧唐书》记奸臣们都是"因"高力士而"取将相高位"的,如此,则高力士是奸臣,要负安史之乱的主要责任。但《新唐书》并不认同《旧唐书》的观点,认为奸臣们是因奸诈的才能而取得皇帝的宠幸,与高力士是无关的,如此,则高力士不是奸臣,并不用负安史之乱的主要责任。针对二《唐书》迥然不同的记述,分析奸臣们"取将相高位"的7个原因,纠正《旧唐书》的错误,证明《新唐书》的正确,同时,也为高力士平反。

由人物改传看《新唐书》的尚德倾向

《旧唐书》和《新唐书》是反映同一时代内容的纪传体史书。由于两《唐书》的产生时间和主编者文学修养的不同,使得两《唐书》具有一定的差异。文章从《旧唐书.文苑传》和《新唐书.文艺传》比较入手,通过传主归属位置的变化来探究《新唐书》的尚德倾向以及造成此种倾向的原因。

《三目类序释评》献疑

《三目类序释评》是李致忠先生目录学方面的一部力作,对《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四库全书总目》的类序进行了注释与述评,在中国目录学史上贡献极大。然而,《三目类序释评》在《汉书·艺文志》总序、《汉志·六艺略》总序、《隋书·经籍志》总序、《隋志·小学类》小序、《四库全书总目·凡例》第六条、《四库全书总目·书类》小序等多处也存在讹误。

魏晋至隋朝地理书的演变及数量增多的原因——从《汉书·艺文志》到《隋书·经籍志》

《汉书·艺文志》中与地理有关的书目主要涉及兵书地形、五行形法,经过魏晋南北朝的发展,《隋书·经籍志》中的地理书逐渐演变独立,划分为史部中的地理类。伴随着地理学科的独立和发展,地理书的数量激增,其原因与演变过程有着密切的联系,在各朝代有着不同的主导因素:魏晋时期,"求异志怪"的地理观与宗教特色的生活方式引发了对地理的重新认识与思考;南北朝时期,"求真竞美"的创作观念促进了地理书的撰写;隋朝时期,"上计"资料搜集制度帮助了地理书的创作与编纂。

《汉书·艺文志》与《隋书·经籍志》之比较——以小说为例

《汉书·艺文志》与《隋书·经籍志》是中国古典目录学发展史上两部里程碑式的史志目录学著作,旨在辨章学术、考镜源流。通过两部书目对小说文献目录的分类、对小说概念的认识,分析小说文体的源流和演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