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文学史的著述文体

纪传体、编年体和纪事本末体,是中国古代历史著述的三种主要编写体例,也是编撰中国文学通史的三种主要文体。作为教材的中国文学通史,几乎都以纪传体写成,其主体是作家作品,也包括文体流变和文学风尚的系统梳理;它是现代教育的产物,与之相关的评价标准,也是在现代教育的背景下逐渐形成的,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的成功,应从这个角度来加以理解。纪事本末体以《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较为典型,它以专题讲述的方式建构全书,主要包括诗、文、小说、戏曲、文学批评、民间文学等文类,开篇还有长逾十万字的基础编,是对中国文学史所赖以生长的语言和思想所作的专题分析;编年体以《剑桥中国文学史》较为典型,由时间点切入,而不是由作家作品或学术专题切入,构成其显著特点。《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剑桥中国文学史》只是学术著作,而不是教材,其价值和得失应从这个角度来加以认识。

《史记》纪传体中的求真

纪传体成为《史记》求真的重要途径。从篇目的设置、篇目的内部组织以至篇目之间的编次,都能发现司马迁求真的思想。他清楚事实之真和观念之真的区别,并主张二者相符。道德对于人生、历史的作用,是司马迁求真的重要内容。从《史记》纪传体来看,他既强调失德对命运的危害,又否定道德能为人生带来正面的回报。他认为,上古至三代的政权转移取决于帝王的道德臧否,而春秋战国时期道德对政权转移不起关键性的作用。

中国古代纪传体研究综述

纪传体是中国古代史书的重要体裁,从古至今研究者众多。本文从其起源、《史记》纪传体、《汉书》纪传体等方面进行了总结,并对进一步研究提出了建议。

《史》《汉》之际史书编撰形式的发展

《史》、《汉》之际史学的发展表现有二:一是思想上正统化观念不断加强,前人已多有论述;二是史学自身的发展更多体现在史家对史书编撰形式的探索上。纪传体体例逐渐"整齐",起居注著录渐成常例,地方史的撰述得到提倡,学术史、人物专史、杂史、制度史等都以专书的形式出现,"史氏流别,殊途并骛",史书编撰出现多途发展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