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是义务论?——揭开菲尼斯自然法理论的面纱

学界对菲尼斯自然法理论性质之判定存在较大争论,需要分析该理论的具体内容,以得出恰当结论。作为菲尼斯自然法理论的第一原则,基本善虽然是一种实体目的,但因为其自身各种特性而呈现出形式性。实践理智性方法论的基本要求是菲尼斯自然法理论的另一核心组成部分,是正当参与基本善的途径。不过,基本善在其中出现了虚化的情形,因此,这些基本要求构成了人类正当行为的形式性内容。而形式性是义务论的重要表征,菲尼斯自然法理论与之相合。同时,菲尼斯自然法理论也符合义务论的三重结构:道德要求是行动者相关的、道德要求有时是非最大化的、行动者行为的所有后果并非都和道德评价有关。因此,菲尼斯自然法理论总体上是义务论。

重构政治社会:洛克式政府的有限道德责任及其繁荣目标

洛克的政治理论建立在道德哲学基础之上,他认为个体在自然状态中具有完全道德责任,而进入政治共同体以后只负有限制性道德责任。贯穿这一推理的指导思想是“权利导致权力”,在道德哲学层面则表述为概然性的政治权力基于必然性的道德权利。这一思想的产生得益于洛克对“社会性”与“政治”同构传统的破除,转而对社会性做道德化理解,对政治做功能化理解。政治自由因此被认为是对道德自由的偶然性限定,它代表的是对某种共同善的追求。财产是这一偶然性限定的表征,它是个体理性与意志主动外化的产物,个体在这一外化过程中成为道德主体。基于此,洛克认为,政治共同体的使命就是保护财产权、促进社会繁荣。

“法律是主权者的命令”吗?--关于奥斯丁法哲学的再思考

学界对奥斯丁及其法哲学思想的反思、批判一直没有停止。在当下特定时空,应就对奥斯丁的上述既有批判进行反思与剖析,从中梳理出其背后所共享的思维方式和方法论基础,以对奥斯丁的法哲学核心范畴及其理论体系做更为精准的理解和把握,在此基础上重新认识“法律是主权者的命令”这一命题,并进一步思考奥斯丁的法哲学能给当下构建中国自主法理体系、法学体系及中国式法治现代化带来的启示意义。

超越西方中心主义:反思罗尔斯的国际正义理论

西方中心主义是实践发展与历史文化结合的产物,该观点强调西方文明的先进性,试图以资本主义文化为标准去衡量和改造各类文化。罗尔斯作为当代最为著名的政治哲学家之一,其有关正义理论的论述对当代政治哲学产生了深远影响。尽管如此,罗尔斯对国际正义理论的论证在话语体系和观点表达上潜在地遵循了西方中心主义的逻辑,在万民社会的划定、万民法的证成以及非理想状况的解决中都始终体现着西方中心主义的立场。因此,罗尔斯的国际正义理论不仅存在着诸多逻辑漏洞,还为西方社会的国际特权与国际霸权提供了辩护。鉴于此,当前的国际正义理论亟需在打破西方中心主义的话语体系的基础上进行重构,结合关系平等、行为判断、动态分析三个维度的内容可以有效增强国际正义理论的可信度与可行性。

罗尔斯正义两原则的均等主义悖论

罗尔斯的正义两原则由于把“不均等”与“不义”混为一谈,将自愿自律地提倡高尚德性的差别原则当成了与自由原则相类似的强制他律的正义原则,结果落入了用德性压倒正义且由此导致不义的均等主义悖论,这集中体现在他认为从自然禀赋等偶然运气中获益是道德上不应得的见解上。由于隐约察觉到了这种悖论,他晚年拒绝把差别原则推扩到“万民法”或全球正义领域,但依然不肯纠正正义两原则的致命漏洞,结果陷入了自败困境。

法治叙事的确立:二战后的《大宪章》研究

二战后《大宪章》研究呈现出法律史、政治史和教会史三者并行的研究路径,背后隐藏的是法学、历史学和宗教学三者不同的学科立场、方法以及旨趣。不同的研究路径产生了不同的研究结果,学者对《大宪章》有了更为充分、深入和多样的认识,并采用不同的解释框架重新确立《大宪章》叙事。但无论研究路径和解释框架如何变化,《大宪章》限制权力的法治叙事从未受到有效挑战,相反,任何史实的细致梳理不过是再次确认了这一观点。

正义的和平如何可能?——康德《永久和平论》与罗尔斯《万民法》的批判性解读

本文从政治伦理的视角对康德的《永久和平论》和罗尔斯的《万民法》这两篇重要的文本作了批评性的解读和比较,并得出了如下结论:即,只有平等的人权真正优先于民族-国家的政治权力,人类世界之正义的和平才有可能。就此而言,康德的《永久和平论》虽然过于理想化,却比罗尔斯的《万民法》更具有普世意义,因为后者对自由国家甚至是自由政体的过度偏执,妨碍了其对民族文化差异与国家政治差异的宽容。尽管罗尔斯本人宣称《万民法》仍然遵循着《永久和平论》的思想理路,实际上却是康德立场的退却。

罗尔斯的国际正义理论:批判与捍卫

美国政治哲学家约翰·罗尔斯的国际正义理论是当代政治哲学界的一种重要理论,学界对此产生了激烈的纷争。世界主义者对罗尔斯的国际正义理论的批判主要侧重于罗尔斯忽视了全球背景不正义的问题、不应该以"人民"为道德关怀的终极对象、给定的人权清单过于单薄、对非自由的人民过于"宽容"和不应该拒斥全球分配正义等方面。以塞缪尔·弗里曼等人为代表的罗尔斯的辩护者回应了世界主义者对罗尔斯的国际正义理论的批判,这种回应虽然有助于澄清罗尔斯的国际正义理论,但是并没有成功回应世界主义者对罗尔斯的国际正义理论的诘难。

法律与自由:密尔法律思想之分析

密尔是十九世纪著名的自由主义思想家,本文以其主要著作为解读材料,全面分析了密尔法律思想的哲学基础、法律理念与自由观念。密尔通过对功利主义的改造,以追求自我完善的人作为其立论的基点;在法律观上,强调了法律的惩恶功能与正当范围,并就私有财产和司法问题进行了独特的解构;在自由观方面,涉及了自由的概念、环境及范围问题,尤其是反对"社会暴虐"及"个性自由"的阐述,对后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人权、合法性与实用主义动机——评罗尔斯《万民法》中的人权观

在当代国际正义理论中,罗尔斯的人权观处于一种非常重要的位置,它在国际政治中扮演的角色主要是政体合法性的标准和免受外部干涉的标准等角色。罗尔斯对人权角色的设定过于狭窄,即使人们认同这种设定,罗尔斯的人权清单也难以扮演其在万民法中的角色,因为罗尔斯的人权清单是一种极简主义的人权清单,忽视了一些重要的自由和民主的权利以及经济与社会权利。罗尔斯不仅删减了《世界人权宣言》等人权文件的大部分内容,而且仅仅诉诸社会合作来证成其人权观。罗尔斯为什么赋予一种极简主义的人权清单如此重要的角色?其背后的动机主要是一种实用主义的考虑。

理想理论与非理想理论之争——以罗尔斯的规范理论为中心

政治理论能不能影响政治实践的问题，背后隐藏的是对理论的性质的追问。不同类型的理论有着不同的实践品质。罗尔斯主张规范理论可以被区分为理想理论和非理想理论。两者在服从程度、社会情境和作用三个方面存在不同。但理想理论与非理想理论不是竞争性的、建构政治理论的两种二元化进路。对理想理论与非理想理论区别的论述还可以得出，理想理论不会也不应当对现实世界的政治实践提出对策性、应用性的答案。在实用主义取向占据支配地位的政治学领域和法学领域．研习理想理论有着极重要的意义。

自然法阐释与主权的契约论建构——洛克与卢梭政治理论创建理路比较

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上,自然法理论与社会契约论有着悠久的传统。文章试对洛克与卢梭这两位资产阶级思想家有关自然状态、自然法和自然权利的理论进行简单梳理,对各自自然法理论体系的社会契约论归宿进行相应解说,分析他们理论建构与阐释上的一致与歧义。源于对自然法理论之预设分殊,洛克从双契约走向了有限主权理论,而卢梭用社会契约阐发了人民主权理论。

“礼”与自然法的沟通——从洛克《政府论》对亲权的阐释导入

约翰·洛克的自然法思想和儒家的礼法哲学,均将亲权置于上帝或者神意的支配之下,宣示自然伦理的合法性,并以此为基础,建立起家族和社会伦理。与之并行的另外一条发展线索则是:以神权法或者神法为逻辑起点,主张国家法或制定法是自然秩序和自然法则在人类社会的投射。近代以来的法治文化变革,可能片面夸大了中西法律哲学之间的异质性,对两者共性的认知则略嫌不足。

美亚协会争取修改排华法案的努力

1904-1907年间,美亚协会在其秘书长约翰·富尔德的带领下,为修改排华法案做出了种种努力。他们对美国的移民体制提出批评,继而向西奥多·罗斯福行政当局施加压力。当1905年下半年中国的抵制美货运动走向高潮之际,美亚协会又把工作重点转向国会,积极争取福斯特议案的通过。美亚协会的种种努力无果而终的主观原因:第一,美亚协会的目的,并不是为了维护中国人的正当权益,而完完全全是为了本集团的商业利益,是为了维护中国市场对美国的门户开放;第二,他们低估了中国新兴的民族主义所蕴含的伟大力量。

论罗尔斯对古典契约论方法的创新性继承

古典契约论者以人性论、自然权利和自然法假设为方法论前提构建自然状态理论模型,他们借助历史事实或逻辑思维,以"国家是如何产生"等为理论目的,历时态地展开了国家合法性的论证。当代契约论者罗尔斯继承这一假设构建方法,创新性地把它当作是获得社会正义原则的一种纯粹正义程序,并在契约的逻辑起点、契约订立的动因、契约推理的根据等方面对之进行了修正和批判,使之上升到一种更为抽象的水平。

吴经熊研究综述

吴经熊被称为20世纪中国最享有世界性声誉的法学大家,目前学术界对他的研究仍相对薄弱。通过对国外及台湾地区、大陆相关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可知对他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也有一定的理论深度,但在整体上还存在诸多不足,在以下几个方面亟待加强:要加大资料的建设力度,加强史料的整理与翻译;要加强理论建设,拓展研究思路;要开掘研究深度,拓宽研究领域。

洛克的自然状态学说与教育思想

洛克的全部思想奠基于他所设想的自然状态学说。洛克认为,人在自然状态中拥有一系列的自然权利,包括自由、平等、财产权、自然法的执行权等,并遵循人的舒适的自我保存、不侵犯他人等自然法则。在这种人性论的基础上,洛克重新解读了政府的目的、政治权力的起源和范围等问题,与此同时,也构建起了他的教育体系。一方面,为了实现他的人性假说,洛克需要谨慎地处理人渴望自由的欲望与控制他人的欲望之间的矛盾,因而他采用了一系列的教育手段,其中最为核心的是建立权威和利用人的爱好名誉的欲望;另一方面,洛克尤为注重培养儿童在社会中寻求舒适的自我保存的诸多方式,德行、智慧、教养和学问的培养即指向此目标。

洛克的自然法理论

洛克是西方法律思想史上第一位系统而完整的提出古典自然法的法律思想家,其自然法思想独到之处在于:以财产权为核心的自然权利学说,以人民权力为核心的社会契约论,法治与分权理论以及法律与自由的辩证关系理论;这些思想为近、现代民主法治建设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自由至上的自然法理论——评洛克《政府论(下篇)》

自由思想是古典自由主义的奠基人、英国哲学家约翰.洛克自然法理论的核心组成部分。在其不朽名篇《政府论(下篇)》中,洛克虽然没有专列章节探讨自由问题,但其自由思想作为其政治法律思想的精髓和核心却贯穿始终。在洛克那里,作为其理论基础的自然状态首先是一种完备无缺的自由状态;然而,自然状态的不稳定性,又使得人们为了实现真正的自由从而选择政府这一组织形式,通过政府制定的法律扩大和保护自由;同时,政府本身的目标就是保障人身行动自由和财产支配自由;不仅如此,洛克对权力分立理论的论证,也是从保障人民自由的角度出发的。可以说,在洛克的《政府论(下篇)》中无不闪烁着自由思想的光芒,其自然法理论实际上就是自由至上的自然法理论。

吴经熊与近代中国法学学术

吴经熊的法学学术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理论建树,即考察中国传统法律思想,评介西方法律思想,创见法律哲学思想,研究中国法制进程;二是文献编纂,即汇编和校对法学论著,编撰和校勘法学工具书;三是传媒平台搭建,即主编《法令周刊》,主持上海法学编译社,支持《法学季刊》建设。吴经熊作为法学大家对近代中国法制进程的最大贡献体现在法学学术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