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会平等的公平性与目标指向:基于罗尔斯和斯坎伦的比较分析

那种依赖制度的实质机会平等,在增进社会正义的过程中要求机会平等的产生条件和结果指向的公平性。该目标的实现可以因政府看待程序公平和实质机会的关系之差异而产生不同的正当性结果。罗尔斯提出程序公平应当是五种价值共同作用的产物,目标之一是构建纯粹程序正义的标准,实质机会应当排除自然和社会的偶然因素的影响,以补偿性和预防性措施保障平等的公民权。斯坎伦提出程序公平在于没有人能够合理抱怨择优录用的个体是通过不平等的能力获得自己的职位,实质机会在于制度通过供应好的条件使优势职位向具有同等能力的个体开放。分析表明,斯坎伦解释的合理性在于从起始平等到结果正义的道德动机上,在程序公平和实质机会以并列关系促成更大的合理边界内,以及个体在民主价值的认知倾向上的一致性。

罗尔斯是如何证明两个正义原则的?

哲学家需要对自己的哲学理论给与证明,而证明是一件比提出理论更困难的事情。罗尔斯的正义理论对当代政治哲学产生了巨大影响,不仅在于他提出了著名的两个正义原则,而且还在于他对正义原则提供了有力证明。罗尔斯为其两个正义原则提供了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证明:在《正义论》中,他主要使用“原初状态”的观念来进行论证,这种证明强调两个正义原则的理想性,并且带有契约主义的性质;在《政治自由主义》中,他更依赖“重叠共识”的观念来提供论证,这种证明重视正义社会的稳定性和可行性,从而带有某种历史主义的性质。罗尔斯的证明不仅对其正义原则给与了有力支持,而且也对当代政治哲学的证明产生了重大影响。

罗尔斯以契约论建构制度正义的普遍价值和意义

罗尔斯的《正义论》反映了当代西方社会运动提出的社会正义制度建构的深刻问题。他以原初状态下的原始契约来论证正义原则的合理性,并对功利主义作了深入的批判,从而复兴了规范性政治哲学。契约论是一种假想的前提,它作为一种解释手段,在理论阐述上成了论证自然权利、正义原则等基本政治法律观念的出发点,具有普遍性的品格。社群主义者批评正义的平等自由原则所适用的订约的个人是不受目标约束的自我,但自由民主主义者并没有把自我当作完全独立于目标的独来独往的自我,而是指出自我优先于目标,永远是自我与目标的关系中能动的方面。罗尔斯先验制度主义的进路深入阐述了正义制度的构成和建立,通过立法将其建立并付诸具体实施,显出其普适性的价值和意义。

超越西方中心主义:反思罗尔斯的国际正义理论

西方中心主义是实践发展与历史文化结合的产物,该观点强调西方文明的先进性,试图以资本主义文化为标准去衡量和改造各类文化。罗尔斯作为当代最为著名的政治哲学家之一,其有关正义理论的论述对当代政治哲学产生了深远影响。尽管如此,罗尔斯对国际正义理论的论证在话语体系和观点表达上潜在地遵循了西方中心主义的逻辑,在万民社会的划定、万民法的证成以及非理想状况的解决中都始终体现着西方中心主义的立场。因此,罗尔斯的国际正义理论不仅存在着诸多逻辑漏洞,还为西方社会的国际特权与国际霸权提供了辩护。鉴于此,当前的国际正义理论亟需在打破西方中心主义的话语体系的基础上进行重构,结合关系平等、行为判断、动态分析三个维度的内容可以有效增强国际正义理论的可信度与可行性。

罗尔斯正义两原则的均等主义悖论

罗尔斯的正义两原则由于把“不均等”与“不义”混为一谈,将自愿自律地提倡高尚德性的差别原则当成了与自由原则相类似的强制他律的正义原则,结果落入了用德性压倒正义且由此导致不义的均等主义悖论,这集中体现在他认为从自然禀赋等偶然运气中获益是道德上不应得的见解上。由于隐约察觉到了这种悖论,他晚年拒绝把差别原则推扩到“万民法”或全球正义领域,但依然不肯纠正正义两原则的致命漏洞,结果陷入了自败困境。

正义何解?——马克思与罗尔斯的自由观之辨

马克思与罗尔斯都对功利主义自由观进行了批判,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各具特点的自由理论,构成各自正义观的理论基调。二者都探讨了“谁的自由”“怎样的自由”与“如何自由”等重要问题:马克思以历史唯物主义为视角,关注资本所有制下受剥削与异化的无产阶级的生存,将自由看作人的本质的实现,指出通过劳动生产力的发展与无产阶级革命的结合,逐步实现共产主义社会中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罗尔斯从现有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体制出发,关注社会中由于自然偶然分配的“最不利者”的权益,将自由界定为社会全部成员最大均等的自由,指出通过改善现有的社会政策,保障“最不利者”的利益,实现公平正义的良序社会。罗尔斯的自由观是完善现有社会制度的内在的自由,马克思的自由观是变革资本社会的超越的自由;罗尔斯的正义观侧重当下,马克思的正义观蕴含超越;二者都旨在构建一个满足人类自由全面发展的正义社会。对二者在自由理论基础上正义观的厘清无论对国内的政治哲学研究,还是对我国当下美好社会的建设都有重要意义。

科恩对罗尔斯差别原则的平等主义考察及其局限性

罗尔斯在《正义论》中提出的正义原则对当代政治哲学的理论建构影响深远,却颇受争议。在科恩看来,平等是正义的前提,差别原则试图在允许不平等的前提下达至正义是不可接受的,进而从这一原则不相容于共同体、存有逻辑矛盾、适用范围受限、包含道德任意性等角度加以批判。在此过程中,科恩再次明确自身平等主义立场,认为正义的社会不仅需要制定适用于社会基本结构的正义原则,还需要在家庭、市场与国家中积极培育平等主义的社会风尚。但是,科恩在批判罗尔斯的同时并未提出现实的实践策略,使得其社会主义的机会平等主张止步于抽象思辨,困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批判的思维窠臼之中。

评桑德尔对罗尔斯正义观的批判——对《自由主义与正义的局限》的解读

桑德尔从四个方面对罗尔斯的正义观展开了批判,并提出了正当内在于善的论断。其一,罗尔斯假设的先行个体化的占有主体其实质还是康德的超验主体;其二,罗尔斯将人的自然天赋的分配看作共同财产与其所倡导的个人主义存在矛盾,没有认真对待个人的差异性;其三,原初状态中的善理论较弱,无知之幕太过于厚实,并且正义原则没有经受经验的检验;其四,正当并不优先于善观念而存在,而是存在于具体的善观念之中。桑德尔对罗尔斯自我观的批判动摇了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根基;对分配原则的批判误解了罗尔斯的正义论;正义原则最终还是要接受实际契约的检验;正当和善何者优先应该视具体的情况而定。

罗尔斯差别原则对弱势群体利益的关注——基于社会救助(保障)制度之道德正当性与政治合法性思考

差别原则是罗尔斯分配正义论的核心价值圭臬。差别原则作为一种分配正义原则,体现了寻求最大经济平等的道德理想,蕴涵着对社会底层人员和弱势群体的伦理关怀,是对资本主义福利国家实践的理论表达,为现代社会救助(保障)制度提供了道德正当性和政治合法性证明。当然,差别原则对弱势群体利益的关注具有阶级和历史局限性,无法解决自由主义内部自由与平等的悖论。

利己与利他均衡点的求索——解决斯密难题的罗尔斯方案

斯密难题是一个人性假说难题,展现了利己与利他难以调和的矛盾,预示着现代经济与社会发展面临的道德困境,在理论上表现为理性经济人与理性道德人的不兼容性,在实践上表现为现代社会财富快速增长与日益严重的贫富分化并存的趋势。在伦理学上,斯密难题成为古典功利主义容易受到攻击的最大薄弱点。作为古典功利主义的有力批评者,罗尔斯以康德式道德主体性建构理论为前提,把对于利己和利他均衡点的寻求,转变成对于公平与效率互惠点的演算,描绘了一幅良序社会的美好蓝图,提出了解决斯密难题的最终方案。然而,罗尔斯并未充分解读斯密的道德哲学。斯密与古典功利主义的关系,斯密与罗尔斯的潜在关联,关乎解决斯密难题的不同方案。斯密主张不要轻易否定私有财产的正当性,充分肯定其在增进社会财富、解决贫困以及推进人类文明进步方面的决定性作用。充分阐释斯密难题,明晰利己与利他的分歧所在,评估罗尔斯解决斯密难题的方案,揭示均衡发展的可能性,将为解决当前社会基本问题提供实践指导。

罗尔斯公平观视角下的美国城市更新策略研究——以亚特兰大环线再开发为例

近年来,美国一些以城市更新为导向的大型景观项目因其巨大的规模和尺度、多元的利益相关方以及所产生的积极社会效应而受到广泛关注,如纽约高线公园、亚特兰大环线。这些景观项目除关注空间设计品质外,相较传统更新实践更加重视利益分配、社会参与以及景观服务可达性等社会公平议题。基于罗尔斯公平理论的视角,系统分析了以亚特兰大环线项目为代表的美国城市更新策略,重点探讨了程序正义、重叠共识、结果正义的实现方法和形式,以期对中国当下的城市更新提供参考与借鉴。

正义感与成员利益:罗尔斯良序社会理论之考查

良序社会是罗尔斯为了探讨正义原则而预设的社会。它不是具体的社会形态,不对应于任何现实社会,但它是罗尔斯阐述正义原则进而展开相关论题的思想预设,是其正义理论的适用对象。正义原则和良序社会具有一致性关系。社会成员拥有有效的正义感和社会以追求成员利益为目标是良序社会的两个本质特征。假如人们撇开良序社会预设,那么,罗尔斯原初状态和无知之幕假定便无法向现实实体转换,罗尔斯有关正义原则和社会基本制度结构的论证无法落实到社会现实。借助良序社会概念,罗尔斯设计了一个公平正义、理性合理、自由平等的美好社会蓝图。良序社会理论赋予了近代以来的自由、平等和民主政治以新内容,是罗尔斯政治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正义的和平如何可能?——康德《永久和平论》与罗尔斯《万民法》的批判性解读

本文从政治伦理的视角对康德的《永久和平论》和罗尔斯的《万民法》这两篇重要的文本作了批评性的解读和比较,并得出了如下结论:即,只有平等的人权真正优先于民族-国家的政治权力,人类世界之正义的和平才有可能。就此而言,康德的《永久和平论》虽然过于理想化,却比罗尔斯的《万民法》更具有普世意义,因为后者对自由国家甚至是自由政体的过度偏执,妨碍了其对民族文化差异与国家政治差异的宽容。尽管罗尔斯本人宣称《万民法》仍然遵循着《永久和平论》的思想理路,实际上却是康德立场的退却。

作为公平的正义与作为自由的发展——罗尔斯与阿马蒂亚·森的相互影响

正义和发展都是现代社会的基本价值。作为一个正在迈向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如何更快地发展和更好地实现正义,都是我们现时代所面临的重大问题。比较罗尔斯的正义观和阿马蒂亚.森的发展观——它们分别被称为"作为公平的正义"和"作为自由的发展",目的是揭示正义与发展这两种基本价值之间的一致性。"作为公平的正义"和"作为自由的发展"是罗尔斯和森在长期的学术对话中相互借鉴和吸收对方思想的产物。正义观和发展观都必须回答什么是人们的真实利益所在,什么代表了人们的根本利益。"作为公平的正义"和"作为自由的发展"恰恰是在基本的利益观上达成了默契。正义和发展都建立在对人的本质力量的信念和尊重之上,都服从和服务于人的本质力量。

平等还是公正?——试论罗尔斯的教育哲学观

罗尔斯主张,社会中凡是具有相似动机和禀赋的人都应得到大致相等的教育机会和成就前景。社会应该通过差别原则对社会利益进行调节和再分配,解决社会不平等问题,为人们获得平等的教育机会创造条件。同时,教育可以通过培养人才、调适社会心理、代际储备和加强社会成员的自律意识等促进社会的平等和公正。在教育问题上,罗尔斯追求公正,兼顾平等,他主张的教育是一定平等基础上的公正的教育。

零碎的抑或总体的:杜威和罗尔斯社会治理理论比较研究

作为美国实用主义和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代表,杜威和罗尔斯共同关注社会基本制度的设计。受康德和黑格尔影响,杜威对统一性的追求渗透到其哲学思想的各个方面,民主社会成为其构思理想社会的最终成果。通过隐藏与导师斯退士的师生关系,罗尔斯有意抹去其思想的黑格尔因素,但他对正义原则的构想,对良序社会的安排,对万民法的追求,呼应着杜威当年的相似努力。杜威把民主融入传统社会,罗尔斯则抛弃了传统社会,使正义社会具有全新的起源。在社会改革的路径选择上,杜威沿着洛克—休谟—斯密的英美温和启蒙思想路线,选择了零碎的渐进改良路径;罗尔斯沿着霍布斯—卢梭—康德—马克思的欧洲大陆启蒙思想路线,选择了根本解决的激进变革路径。这些可给中国社会治理和政治改革带来深远启示。

卫生资源配置中的公平正义——罗尔斯正义论的启示

将罗尔斯的政治哲学研究引入卫生经济学领域,通过对卫生资源配置的公平正义分析,为卫生经济学注入新的研究视角。在方法论上实现政治哲学与卫生经济学的交叉,结合罗尔斯的正义理论,阐述基本卫生保健的正义性;进而阐释正义的两个原则在卫生经济学中的运用,并对"政府"与"市场"两种配置卫生资源方式进行政治哲学解析;最后探讨的是公平正义理念对当前我国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指导作用,寄希望于将程序、结果的公平正义引入当前我国的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中,为改革寻找基于基本的健康权共识性的重叠意识。

价值多元论、社会整合与重叠共识——兼论格雷对罗尔斯的批评

价值多元论与社会整合之间的张力是自由主义面临的困境之一。罗尔斯的"重叠共识"理念是人们对社会基本政治制度、宪法原则及价值观所达成的一种共识,是在排除各种分歧的意见之后所留下的理性共识,政治的正义观念是重叠共识的核心。罗尔斯对重叠共识面临的批判进行了辩护。重叠共识理念有益于化解自由主义面临的困境,约翰·格雷的"权宜之计"理念对罗尔斯的"重叠共识"理念的批判是无力的。

分配正义、权利正义与权力的正当性——从司法审查的视角看罗尔斯与诺齐克的正义之争

司法审查的真正目的,并不在于审查公共权力是否应当为了改善经济处境最差者的境遇,而对社会资源进行重新分配,而是审查在实行分配正义的过程中,公共权力与政府行为本身的正当性。通过对权力正当性的司法审查,可以调和经济领域中的自由与平等的关系。我们需要的是一种自由基础上的公平正义观,并致力于在意识形态、制度与公共政策三个向度上,实现自由基础上的公平正义。

正义与仁爱:罗尔斯和桑德尔的分歧

罗尔斯在其正义理论中将正义作为社会制度的首要美德。然而,共同体主义者(也被称为社群主义者)桑德尔并不认为正义必然优先于仁爱等其他美德。桑德尔针对正义的优先性进行了三方面的批评:第一,罗尔斯所描述的经验性的正义环境不具有普遍性;第二,罗尔斯将原初状态的人们设定为相互冷淡的,忽略了人们之间可能存在的相互关爱的倾向;第三,罗尔斯反对以仁爱作为社会制度首要美德的重要理由——个人在认识论上的局限——是站不住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