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华书院与晚清翻译人才之培养——以袁德辉、马儒翰为中心的考察

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英华书院,在培养翻译人才方面亦颇有成就,袁德辉和马儒翰无疑是其中最负盛名者:袁德辉成为林则徐翻译班子重要成员,马儒翰则担任英方首席翻译。他们以其翻译作为对晚清中外关系乃至中外文化交流施加了重要影响,清政府亦藉此认识到培养外交、翻译人才的重要性,京师同文馆及各地广方言馆等学堂的设立就是这种认识的体现。

《外国史略》著者考

《外国史略》是一部重要的历史、地理著作。但其著者是谁,学术界疏于探究。本文广泛引用中外文献加以考释,认为《外国史略》的著者当为马里生。

英国外相巴麦尊的“昭雪伸冤”:鸦片战争初期一条影响道光皇帝对英策略的翻译

1840年2月20日,英国外相巴麦尊(Lord Palmerston,1784–1865)向清廷发出照会,正式对华宣战,并详细陈述开战原因,以及所要求的赔偿。这著名的"巴麦尊照会"是鸦片战争其中一份最重要文书,由英国驻华商务监督处汉文秘书兼翻译官马儒翰(John Robert Morrison,1814–1843)译成中文,辗转呈送道光皇帝。在这照会中译本里,马儒翰把巴麦尊所说发动战争是为了"To demand from the Emperor satisfaction and redress"一句翻译为"求讨皇帝昭雪伸冤"。这引起深远后果,成为道光初期主抚政策的原因。尽管这问题早由历史学家指出来,但这看来是一个错误的翻译背后产生原因却从没有深入讨论。本文从马儒翰当时所能借重的唯一华英字典:他父亲马礼逊(Robert Morrison,1792–1834)所编的《字典》(A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寻找出其翻译的来源。此外,本文亦讨论原拟照会接收人"the Minister of the Emperor of China"的翻译问题。

从新见英国皇家亚洲学会藏品看马儒翰的中国民间信仰研究

本文以在英国皇家亚洲学会发现的汉学家马儒翰旧藏民俗画及道家符箓为基础,阐述马氏从图像资料入手分类研究中国民间信仰的方法,剖析他在这一领域的开创之功及其研究中存在的缺陷,进而综述马氏之后西方汉学界的相关研究,展现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美汉学界中国民间信仰研究由业余逐步向专业化发展的历程,及其为现当代学者提供的研究路径和范式。

传教士在近代中国医疗活动述略

近代以来,西方传教士为了传教的需要,在中国许多地方进行了广泛的医疗活动,创办了许多教会医院。以伯驾和嘉约翰为代表的传教士在近代中国所进行的医疗活动带有宗教传播和殖民扩张的强行渗透性质,但同时也引入了西方近代新医学知识和先进的诊疗方法,客观上促进了西医学知识的传播和中国近代医疗体制的建立。

律劳卑与无比:人名翻译与近代中英外交纷争

本文透过梳理原始史料,分析1834年英国第一任驻华商务监督John Napier名字的翻译问题。当时的行商把他的名字翻成"律劳卑",引来Napier的不满,甚至向英国政府报告,几乎惹起一场外交风波。实际上,英方译者马礼逊及马儒翰早已提供了正式的译名,但因当时两国官员没法直接沟通,以致产生严重矛盾和误会。本文虽以人名翻译为讨论主体,但并不是要讨论人名翻译的方法或技巧,而是希望能藉一历史个案来说明在特定历史时空下,翻译所扮演的举足轻重的角色,同时亦展示翻译如何受历史语境所影响。

《南京条约》中“领事”翻译的历史探析

本文尝试证明马儒翰在《南京条约》中以"领事"一词翻译Superintendent并非误译,而是有其历史原因,且是自1834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华贸易垄断权结束、英国派遣商务监督到来后发展而来的合理翻译。由此,本文期望能以一具体个案来说明历史背景及资料的掌握对翻译史研究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