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经熊研究综述

吴经熊被称为20世纪中国最享有世界性声誉的法学大家,目前学术界对他的研究仍相对薄弱。通过对国外及台湾地区、大陆相关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可知对他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也有一定的理论深度,但在整体上还存在诸多不足,在以下几个方面亟待加强:要加大资料的建设力度,加强史料的整理与翻译;要加强理论建设,拓展研究思路;要开掘研究深度,拓宽研究领域。

论吴经熊法律思想的浪漫因素

吴经熊毕业于东吴大学法科,系法科改制后首任东吴法学院院长。他法学根底深厚,学贯中西,融合儒、道、禅哲学,以中华文化的玄妙精髓参悟唐诗的意境,并进而体会法律的艺术有其动人因素及美感经验,坚信均衡利益之冲突有赖法律人的智思心觉和直觉与耐心。他认为法之本质需通观整体,概观与个观兼备,法学研究应融贯理性与经验,实践可印证学理。浪漫因素是不断突破与创新的动力,从浪漫主义注重人的生命力与感受力,以及自由与丰富生活,获得方法论研究态度之启发。终其一生,吴经熊的法律思想几经转折,最后依归宗教,其动因与过程,浪漫因素有以致之。视吴氏为浪漫的人本法学家,不亦可乎!

论弥尔顿《咏失明》及其早期中国因缘

通过细读文本,反驳了约翰逊博士对弥尔顿十四行诗不公正的评价,指出《咏失明》中的有机统一足以使它成为十四行诗中的杰作,形式与内容之间丰富而微妙的互动表现出巧夺天工的精湛技艺。在诗中,言说者内心的两个侧面,自然人和基督徒,彼此对话。二者的矛盾在审美化的过程中,即以十四行诗的形式对这一经历的艺术升华中得以统一。文章还追溯了《咏失明》在中国的早期因缘,主要是传教士杂志《遐迩贯珍》中的译诗和吴宓的译写、教学。

以诗歌重塑民族心灵——1930年代吴经熊的双语写作与诗学观念

吴经熊在民国时期不但是著名的法学家,而且也是享有声誉的文学家。他既参与创办英文期刊,发表大量中国古典诗歌的英译作品,同时也热衷于写作汉语旧体诗。本文通过梳理英文期刊的资料,还原当时文学氛围的疏离与语言环境的分裂,考察吴经熊向英语世界译介中国古典诗歌的策略与动机;并可得出结论,他的双语实践不仅以"唐诗四季"诗学观念回应"感时忧国"的抒情传统,而且主张以诗歌重塑中国人的民族心灵,期待可以克服现代性危机,超越东西方文化的权力等级。

吴经熊与近代中国法学学术

吴经熊的法学学术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理论建树,即考察中国传统法律思想,评介西方法律思想,创见法律哲学思想,研究中国法制进程;二是文献编纂,即汇编和校对法学论著,编撰和校勘法学工具书;三是传媒平台搭建,即主编《法令周刊》,主持上海法学编译社,支持《法学季刊》建设。吴经熊作为法学大家对近代中国法制进程的最大贡献体现在法学学术方面。

南京国民政府的立法活动与社会法学思潮——以吴经熊为中心的考察

在1928年至1936年期间,国民政府进行大规模立法活动,所立诸法具有浓厚的社会本位特点。学界通常注重孙中山思想对社会本位立法的影响,本文则注重社会本位立法的西学渊源。吴经熊引领中国社会法学思潮,积极参与立法活动,使国民政府的立法方针、民法制定、宪法起草等诸方面都具有明显的社会本位特点。本文通过考查吴经熊的学术活动和政治活动,探讨国民政府的立法活动与社会法学思潮的密切联系。

近代中国法界知识分子的学术与政治命运——以吴经熊为个案

吴经熊是少数几位能够从容游走于学术与政治之间的近代历史人物之一。他的学术与政治命运最终结局是:半是成功、半是失败。可以说,吴经熊作为一位法学家是成功的,而作为一位政治人物却是失败的。他个人的学术与政治命运反映了近代中国法界知识分子共同面临的社会最终命运——法律救国的道路在近代中国是走不通的。

吴经熊论法的艺术精神

作为一位学贯古今,纵横中西方文化的集大成者,吴经熊在二十世纪的世界舞台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他的研究领域涉及哲学、法学、文学、宗教等多个领域。不管从哪个角度观察之,人们都能从中领略到吴经熊在那个特殊时代背景下所代表的一般志士仁人的治学治世的品性。本文以吴经熊前后期法哲学立场的转向为大背景对其法的艺术精神之论旨进行阐发。第一部分从吴经熊前期实证主义的法学立场来讨论法律中的艺术性,主要表现在利益的衡平以及秩序的对称、和谐之美;第二部分主要探讨在重归自然法哲学后,吴经熊从上承天性,下启人智的神性自然法思想中所体悟到的法之艺术的超验层面。一方面,法律追求公平正义的内在价值所体现的本质正是对于人性的关怀之美;另一方面,在吴经熊的自然法哲学中,正义根源于永恒法(神的智慧)的不变价值,上帝永恒之法通过自然法道成肉身(人定法)所映照出来的正是神性的光辉。最后一部分则指出吴经熊之所以有这一番不同于他人的领悟,除了得益于那段皈依天主教的信仰之旅外,更为关键的是他在各种知识文化背景中所锻造出来的认识方式——直觉,正是这种"直觉"不断引领着他逐渐走向超越与圆融的心性与人生。

民国时期的法治思想览要——兼论吴经熊的法治思想

我国关于'法治'思想问题的认识,始终关联着我国古代'人治'与'法治'之争论,今天依然。从法理史学角度考察近现代意义上的法治思想的肇始,与'法治'一词的大量使用,早先发端于民国时期。民国法律人吴经熊、蔡枢衡、林长民、梁启超、夏勤等人的著述与法律实践中,曾广泛运用近现代意义上的'法治'。回溯历史,实事求是地对这些问题进行历史唯物主义考察,方能真正解悟'法治'发展是在先前社会法律文化资源的基础上螺旋式上升的一个渐进过程。社会经历过的法治思想的历史洗礼,是法治现代化建设的播种机和可资参酌的有益资粮。

天主教华人圣经译本研究

19世纪末期,出现了天主教华人翻译的圣经译本,至今共有8种译本,即李问渔译本、萧静山译本、马相伯译本、吴经熊译本、萧舜华/李山甫译本、徐汇总修院译本、佘山修院译本、牧灵圣经译本,时间长达百余年。8种译本各具特色,李问渔译本、马相伯译本和吴经熊译本是文言译本,其它5种是白话译本。吴经熊译本是圣经中译史上唯一拥有罗马教宗序言和唯一政治领袖人物参与修订的圣经译本。萧静山译本是中国天主教第一本新经全集,也是改革开放后出版印刷的第一部圣经,其社会影响仅次于思高圣经译本。

朝向“人格主义”:论吴经熊法哲学思想的三次转向

吴经熊是学贯东西的民国法律哲学大家,他的法哲学思想了经历了三次转向:早期他转向法律认识论,综合了法律的个观与概观。中期他转向新分析法学,重点关注法律方法论,探讨了区分、类比、不得不逻辑、假设、直觉等科学方法。后期他转向天主教法哲学,重点关注法律目的论,探讨自然法、正义、美与爱等问题。吴经熊法哲学的三次转向与他个人的传奇经历,倾向于综合相反相成观点的心性,以及对法律目的与本源的追求有重大关系。从表面上,吴经熊法哲学的三次转向是断裂的,然其内在理路与进路是一脉相承的,乃朝向人格主义,最终都是为了人的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