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尔文与塞维图斯案——兼论宗教改革时期的信仰自由与宽容

约翰·加尔文对塞维图斯之死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也是那个时代的责任与错误,不应该由他一个人承担。启蒙运动以来的思想家将他塑造为科学的敌人、自由的敌人、不宽容的君主,并通过教育及舆论等手段把这种认识定位普及为一种“常识”。这既是对加尔文本人的误解与歪曲,也是对历史的误读。

对宗教的超越——论加尔文宗教改革的社会功能

加尔文领导的日内瓦宗教改革运动,在重新构建神学体系和教会生活的同时,亦凸显了社会功能。它直接促进了日内瓦社会政治体制的演变以及社会风尚的优化,进而在社会学意义上形成了对宗教层面的超越。究其原因,这主要源于16世纪日内瓦的政治背景以及加尔文神学的世俗取向。就其影响而言,社会功能的凸显,对宗教改革运动的深入、日内瓦新兴政权的存续、以及西方政治思想的发展都产生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追溯湮没的学术史:福开森的北宋政治史研究

20世纪初,美国学者福开森围绕北宋中后期政治史展开了一系列研究。他的研究始于王安石变法,借助这一论题的巨大牵动力,又进而论及朋党之争、北宋灭亡等更宽泛、更开阔的命题,从而将讨论的主题由一个具体的政治人物扩展到其背后的整个时代。福开森的研究在当时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是东西方学术交织的产物,一方面根植于西方学术传统,另一方面又对中国传统史学多有继承,从与中国传统史家截然不同的角度,揭示出王安石变法的"现代"价值与意义,开辟出王安石变法研究的新视野与新路径。它体现了东西方学界的交流与互鉴,既从中国学界获取灵感,也给中国学者以启迪。当前学界所认定的由梁启超开启、占据20世纪上半叶主流的对王安石变法价值的"再思考",实际上便是由福开森的研究而触发的。福开森的研究在很多方面对当前的学术史建构提出了挑战,促使人们思考在东西方学术交织的背景下重构近代宋史研究学术史的价值与意义。

论清末来华传教士的学制改革思想

清末是中国学校教育从传统向现代转变的过渡时期,当时来华西方新教传教士以《万国公报》等为主要舆论阵地,提出建立以西方教育制度为蓝本的新式学校教育体系的改革方案,从而诱发了清末教育改革运动。因此,我们今天探寻清末中国新学制改革的思想来源时,不应忽视或回避在华新教传教士这一因素。

和而不同:加尔文和王守仁职业教育理念之比较研究

加尔文是法国宗教改革时期的倡导者,其教育免费理念、职业公平理念对后世的欧洲诸国影响深远。王守仁是我国明代著名教育家,在继承了陆九渊的"心学"学说基础上,创立了影响中国一个多世纪的"王学教育体系",王守仁也积极提倡职业公平理念,主张对学生的教育要"随人分限所及"。通过对二者职业教育理念的异同进行比较研究,发现二者职业教育理念虽有差异,但教育目的却殊途同归。

分权与合作——加尔文的政教关系理论浅析

加尔文既反对将政府与教会混为一谈的政教合一说,又反对将二者彻底分离的观点。加尔文认为政府与教会是两个不同的政府,各有不同的职责、权限与特点,二者是在分权基础上的一种合作关系。

神圣化的世俗 世俗化的神圣——兼评加尔文宗教改革的历史背景

世俗化的根本含义是价值取向由彼岸向现世的转移,它贯穿于基督教发展流变的整个过程。在此过程中,世俗化的自我限制特征也在不断发挥作用。宗教改革前,教会自身的世俗化以及市民生活的世俗化正是宗教改革或者说宗教复兴的直接动因。

一位在华美国人对辛亥革命的看法--谈福开森的几封家书

本文阐述了居住在中国的美国人福开森对辛亥革命的看法。辛亥革命期间,福开森在中国已生活了24年,参与了教育﹑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多种高层事务﹐掌握了比较充分的资讯,立场也比较客观﹐所以他的意见应该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据他观察,辛亥革命的中坚分子是清廷遗送的留学生,学成回国却得不到任用﹐导致他们成为反对朝廷最坚定的力量。福开森当时的观察﹐从近年许多历史著作中得到支持的证据。本文所据的材料主要是收藏在华盛顿特区弗瑞尔美术馆的福开森家族文档。

再论加尔文的政治思想

对加尔文政治思想的探研是全面理解其学说的重要一环。国内外学者常将研究的焦点放在加尔文对政教关系、是否抵抗世俗政府,以及信徒自由等内容的论述上。但遗憾的是,已有成果未能揭示出加尔文的政治思想与其宗教思想间的关联,尤其是未能指明因信称义的重要性。实际上,理解加尔文的宗教思想是理解其政治思想的条件,而因信称义恰好是连接前后两者的关键环节。对这一关键点的论述和阐释能清晰地呈现出创造、堕落、拯救等内容与政治间的具体联系和次序;同时,还有益于弥补与推进关于加尔文政治思想的既有研究,进而为全面理解其学说奠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