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文化家族与桐城派的演进

众多文化家族的存在,是桐城派演变进程中一个别具意义的重要文化现象。从地理空间来看,桐城派家族的区域分布呈现出东南多、西北少的总体特征,这也反映出桐城派传衍的差异性和不均衡性。这些家族之间往往相互联姻,由此构建起的婚姻网络有力助推了桐城派的壮大。这些家族之间还存在家学交流和融汇的现象,这也有力推动了桐城派学术的不断向前发展。进入近代社会以来,文化家族在社会转型的进程中呈现出多元化、复杂化的形态,依托于他们的桐城派自身也在新陈代谢之中,并逐步向现代转型。总之,桐城派在两百余年的演变进程中,深深地烙上了家族化的色印,呈现出独特的传衍机制。

连坐:中国传统社会治理的制度基础——关于连坐与社会治理的思考

连坐的核心价值是在组织成员之间形成互相监督、自我管理的约束机制。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宗族、乡里、行帮等以血缘、地缘、业缘为纽带的社会组织,担负着社会救济、纠纷调处、行为规范、共同发展、社会治安等治理功能,其治理形式将利益和规范有机结合起来,寓规范于利益之中,在成就高超治理艺术的同时,极大节约了社会治理成本。而连坐正是维系这些社会组织发挥社会治理功能效用的制度基础。中国现代社会治理应当汲取传统的营养,连坐(连带责任)仍然是社会治理基础之一。

城市、商人与宗族——以民国时期汕头市联宗组织为研究对象

本文试图以20世纪前30年广东省汕头市的3个联宗组织为研究对象,通过这些组织祠堂建筑、族产设立和使用、族谱编撰的事实,来理解时代、地域和宗族创建人对宗族形态的影响。认为:一、在这一时期汕头的联宗活动中,商人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与汕头开埠后的商业发达、竞争激烈密切相关。联宗的目的是为了借助宗族的力量,提高竞争力,获取更大利益。二、这些联宗组织,跟明代以后发生的联宗比较,在形态上并无多少新创制。值得注意的反而是,几乎所有创建人都希图通过族谱的修纂,建立如同"实体性"宗族那样有等差的秩序,强调尊卑大小的观念,而否定联宗组织本然的"权利对等"的"民主"因素。这可以解释为:这一时期汕头出现的联宗组织又是对时代思潮冲击的反弹。

唐代峡江地区“借室为墓”葬俗试析

从已发表的考古资料中可见唐代峡江地区借室埋葬葬俗较为流行,并传承至宋,乃至明清。该葬俗包含完全借室和不完全借室两种类型,不同类型内部亦有差异。本文在分析流行于峡江地区东汉至六朝,并绵延至唐代的家族共穴合葬墓来源及成因的基础上,探讨了唐代峡江地区"借室为墓"葬俗的形成与发展。

唐《嗣赵王妃窦氏墓志》释读

本文以释读新见嗣赵王妃窦婌墓志为契机,对史料中较少记载的赵王世系及成员婚嫁状况进行了全面梳理,明确了赵王房仅传三代而绝嗣的史事,对赵王妃窦婌的生平及祖、父的履官经历等略作复原,逐一分析了窦氏家族成员与皇族的联姻状况。作者认为,史料记载的窦氏所出"二皇后、六王妃、八驸马"或仅为概言,实际上其家族与皇族的婚姻网络更加宽泛和复杂。也正是因为这种长期联姻关系的存在,才使窦家一直维持着极高的外戚地位,也能在各种机缘下不断推出皇后,成为唐代名副其实的外戚世家。

清代揭阳《德里陈氏族簿》的族产经济信息及其宗族运作

族产簿是记录族产信息的文本,在研究宗族经济运作机制中具有重要的价值。揭阳《德里陈氏族簿》记录了清代中后期潮汕地区宗族族产的形成、运作以及经济纠纷等历史信息,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清代中后期国家与地方的互动以及基层社会的经济生活信息。德里陈氏宗族通过建立大宗祠形成了以公银为中心的运作体系,并随着宗族的发展逐渐扩大族产的规模和公银的范围。在此基础上,德里陈氏还形成一系列宗族的合同规例,维系着宗族的运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