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高校院系治理的演进、困境与进路探赜

院系治理是大学治理能否实现现代化的关键。在协调党政关系主基调下,我国高校院系治理大致历经了“探索初创期”、“调适定型期”和“提质增效期”等三个演进阶段。当前,我国院系治理面临领导体制不健全、制度体系不完备、运行机制不通畅、治理主体权责失衡、党组织功能“悬浮化”等瓶颈和困境。推动院系治理现代化,应在遮蔽与澄清、守正与创新的动态调适中科学规避“制度移植陷阱”,创造性地推进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向院系层面的制度移植。在实践中,明晰院系党政共同领导下的分工负责制、完善党政联席会议制度、构建党政学协商共治模式、充分发挥党组织功能作用,是加快推进院系治理现代化的应然路径。

党政联合发文制度化:要素体现与路径调适

党政联合发文制度化是将实践经验上升为制度,坚持党的领导和维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党政联合发文的规则演进呈现出不同时期党政关系调整的特殊逻辑,也为党政联合发文制度化提供依据。党政联合发文制度中的规制性要素主要体现为禁止性规则与授权性规则,规范性要素主要体现为比例原则与实事求是价值观,文化-认知性要素主要体现为传统公文观与党内政治文化。三种要素之间的互动强化决定着党政联合发文的制度结构,同时,各个要素之间又存在着相应问题。因此,需要通过贯彻自我革命精神、制定明细化标准、整合规则体系的方式进一步实现党政联合发文的制度化。

基于高校党建引领的产学研协同育人创新模式

根据产学研协同育人目标任务,从高校党建引领的角度,探索实践校政企“智联建”的产学研协同育人创新模式。本文深刻把握校政企“智联建”的研究背景,从高校学科发展任务需求出发,发挥高校党建引领作用,结合燕山大学机械工程学院校政企“智联建”的具体实践,提供高校党建工作与产学研协同育人的融合模式与方法,并对未来工作提出思考。

城镇化和流动中国背景下的多元主体共同治理机制研究

随着城镇化的加速,我国进入大流动社会。社会治理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题中应有之义,提升流动社会治理水平意义重大。按照“主体—机制—规则—目标”的框架搭建多元主体共同治理机制,回答好谁来治理,如何治理,为谁治理及其治理目标等问题,有效协调好人的流动性、活跃性和政府职能的相对稳定性、计划性要求之间的冲突,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助推共同富裕,是践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本质要求,需要政府统筹兼顾,激发社会组织功能,充分调动市场主体积极性,吸引个体广泛参与,灵活应用行政化、市场化和社会化手段,形成多元主体共治善治、内生推进共同富裕、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目标。

我国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中的侵权责任研究

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模式的建立,是生态环境保护、提高环境污染治理效率、实现环境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保障。新事物的发展与现有法律规范之间定会产生如何衔接的问题。通过对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中侵权责任承担的分析,可以发现存在分担不均衡、构成要件不明确的现状,认为原因在于共同侵权认定无标准、违法性要件缺失等,影响着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模式设立目标的实现。因此,应当在完善并明确相关法律规范的基础上,明确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中共同侵权如何界定,确立违法性为侵权责任认定的构成要件,完善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中的侵权责任制度。

论党政机关联合制定文件的司法适用

作为贯彻落实党的领导的具体方式,党政联合文件深度融入国家治理。根据调整内容和调整方式的差异,可以将其分为宏观指导类和内部管理类。党政联合文件可能对权利义务关系产生间接影响,在司法审判中实际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受调整内容和调整方式的影响,其表现形式较为单一。内部管理类文件和宏观指导类文件在行政诉讼、民事诉讼、刑事诉讼中的作用也存在显著差异。在现有的法律框架下,党政联合文件可以作为法官裁判说理的依据,但其仅能够作为行政规范的补充。党政联合文件的司法适用与当前司法适用规则之间存在一定的张力。为消解法律规范主义与现实的张力,有必要探索党政联合文件司法适用的指引规则。

高校二级学院治理:逻辑起点、困境及路径选择

高校二级学院作为我国高校组织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承担着高校的各种职能和各项活动,其组织具有复杂性和多变性的特点。大多二级学院在治理过程中面临一些困境,主要表现在外部治理中权力过度管制、内部治理中行政化过度失范、党政联席会议制度化建设不足,以及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失衡等方面。基于此,文章提出通过创新二级学院自由开放的评价机制、提高内涵发展的核心竞争力、完善党政联席会议协调机制和构建学术主导型组织管理体系四方面,有效应对并实现二级学院的高效治理。

联村党建引领乡村振兴的实践探索

农村基层党组织作为农村各项工作的领导核心,肩负着乡村振兴的重要使命。新时代,农村基层党组织应当根据农村社会发展需求,创新联村党建发展模式,探索党建引领下实现共同富裕的新道路,为农村发展注入新动力。联村党建通过支部联建、资源整合、集聚力量的方式推动农村社会形成区域联合发展的新格局。作为基层党组织建设的新模式,联村党建形成党群共建共治强大合力,在激活农村集体经济的同时促进乡村治理提质增效,展现出党建引领乡村振兴的生命力,为农村社会提供了新的发展路径。

论党政联合发文的本质特征、现实困境与完善路径

党政联合发文是独具中国特色的一种法治现象,卢曼的社会系统理论为我们理解党政联合发文提供了新的视角。在社会功能分化的背景下,我国的“党”“政”系统在“运作封闭”与“认知开放”的基础上形成了结构耦合的关系。在此种政治实践中,党政联合发文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必然性,可以被视为“党”“政”系统的耦合机制,有助于加强二者间的信息共享、确保党的高效治理和政府决策的科学有效。但与此同时,党政联合发文还存在不完善之处。对此,需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框架内,对党政联合发文的规范属性、权力边界、备案审查等问题进行厘清,以进一步推动党政联合发文的规范化与法治化。

论党的规范性文件之规范效力——以生态环境保护领域为例

党的规范体系由党内法规和党的规范性文件构成。相较而言,党内法规属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组成部分,获得了更多的学术关注,但针对党的规范性文件的专门研究相对较少。然而,在我国国家治理实践中,党的规范性文件绝不仅是传统意义上的政策文件,而且在特定领域、特定时期、特定条件下具备相应的规范效力,发挥关键性的作用。忽视党的规范性文件的效力问题,将难以证成党的规范性文件在现实中参与国家治理、调整相应国家与社会事务的正当性。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中,通过党政联合发文的形式,诸多党的规范性文件将党和国家的意志转化为生态文明制度创新与转型的规范指引,其灵活性、针对性强的优势满足了生态环境治理及生态文明建设的紧迫需求,典型代表领域如环保垂直管理改革、生态保护补偿制度、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等。党的规范性文件之规范效力有别于党内法规的“溢出效力”。党的规范性文件在满足一定要件时发挥特殊的规范效力,主要体现为效力形式、效力程度和效力范围的特殊,其效力发挥的要件包括调整对象的重要性、内在属性的双重性、发展目标的探索性。

党政合署的运行机理及其行为规范

党的十九大提出职能相近的党政部门实行合署办公,引发了党政机构的深层次变革。党政合署办公并未突破法治的基本框架和动摇现行的法律制度,合署后的党政机关亦并非新的国家机关或行政主体,只是一种具体的工作形式,不因合署办公而改变党政机关性质和地位。党政合署办公应坚持党务与政务相对分工的原则,党务应由党的机关依据党内法规并遵循党内程序作出党的决策,政务则应由行政机关依据法律法规并依照法定权限和程序作出行政行为,从而形成党委决策、行政法律执行的实施机制。合署办公后的党政机关共同对外行为必须以行政机关的名义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进行,并应将其侵益行为纳入司法审查范围。新时代完善党政合署办公体制,应加快组织立法并从制度上提供支撑和保障。

涉农高校思政力量助推乡村治理现代化研究

乡村治理现代化是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内涵,当前要找准乡村治理的关键短板,厘清影响乡村治理质效的主客因,发挥涉农高校的思政力量优势,补齐基层治理现代化短板,校地共同探索“党组联建、思政助力、双送下乡、双元共育”的乡村治理现代化之路,助力乡村尽快走出发展瓶颈。

党政联合发文的适用冲突及类型化解决

党政联合发文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体制内嵌于国家治理体系而形成的一种重要治国施政现象。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所形成的政治势能影响下,党政联合发文的应用场域不断扩大,数量不断增多,在治国理政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实践中,由于党政联合发文突破了单一制发主体的效力位阶确定方式,因此在面对适用冲突时尚缺乏规范化解决机制。通过对党政联合发文进行类型化识别,综合运用国家法律法规和党内法规、规范性文件的适用冲突解决原则,合理确定党政联合发文适用冲突效力位阶上的选择次序,是目前党政联合发文适用冲突问题的解决思路之一。

政治势能的阶梯:走出多重制度逻辑之困——以G县P村脱贫攻坚政策执行为例

政策执行往往陷入多重制度逻辑之困中,阻碍政策变现与政党目标的实现。从政治势能的视角探究脱贫攻坚政策具有一定的可行性。党政联合发文意味着党的领导在场,党的领导凭借结构性政治势能(领导小组)与身份性政治势能(第一书记)的优势,经由宣传与概化信念等过程统一政治信念,将多重主体的制度逻辑塑造为统一的价值性政治势能,以此走出多重制度逻辑之困。党政联合发文与党的领导在场是脱贫攻坚政策有效变现的政治逻辑。趋势、权势、声势与造势、概化信念与借势做事构成政治势能的阶梯,阶梯越高,政策变现越快。政治势能的阶梯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制度转化为治理效能的中介,构成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特色。但是,应注意避免政治势能的泛化,可以从制度化入手对政治势能进行规范。

党政联合行为的法治化困境及其回应进路

党政联合行为是党通过依法执政实现依法行政在行为法层面的重要体现,是中国特有的政治现象。党政联合行为是指,针对政治问题(重大问题),党的机关和行政机关共同开展行为,以行政机关的名义(经党委批准同意)或者党政机关双方的名义对外作出的共同行为。从概念上来看,党政联合行为包含两个系统的行为主体,在性质、效力上均具有一定的复合性,因而能够实现复杂的治理目标、简化政府职能。但与此同时,党政联合行为还存在党政决策程序分化、法律责任分离以及司法救济难等法治化困境,同时反映了依法治国与依规治党在具体实施层面还存在不协调、不一致的现象。对此,应当建立健全党委决策配套制度、加强依法执政责任机制建设,并以实质化审查思路构建权利救济体系,从而科学区分党政机关在行政过程中的具体责任。

基层党组织如何塑造社区韧性?

本文运用系统权变理论,尝试构建社区韧性的影响因素的结构方程模型,科学解码基层党组织如何塑造社区韧性的内生机理。研究发现,除组织领导外,基层党组织在价值、技术、决策、心理等方面的领导因素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与社区韧性呈现正相关关系,各观测变量与潜变量之间均在0.1%的显著性水平上呈现正相关关系。这表明,基层党组织通过带有柔性特征的接点治理形式在上述五方面因素上发挥枢纽功能,使社区能动态衔接疫情常态化防控与管理服务工作。

论党政联合发文的类型及其规范途径

党政联合发文现象在建国初期就已存在,尤其是进入深化改革时期以来,党政联合发文现象明显增多。党政联合发文对国家经济政治社会的发展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其存在具有一定的现实基础。但其规范属性不明确且缺乏相应的规范措施,导致加剧党政联合发文的溢出现象,对法治实践带来了诸多难题。党政联合发文是贯彻落实党的领导的一种方式,党政机关通过联合发文弥补国家法律、党内法规的滞后性。它是促进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衔接协调的具体措施。党政联合发文的分类是分析党政联合发文的本质属性和规范党政联合发文的前提;对党政联合发文进行类型化分析的基础上,讨论党政联合发文的属性及其规范途径。对规范党政联合发文方面,先设定印发党政联合发文的前提条件,防止其随意性;加强党政联合发文的事前和事后监督,明确其在司法实践和党政实务中的定位。

论“中国之制”与“中国之治”的内在逻辑

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中国之治”新境界,中国国家治理的一切活动都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中心展开实践。“中国之制”为“中国之治”的国家治理提供制度支撑和制度保障。反之,“中国之治”就是“中国之制”的实践过程,二者有其必然的内在逻辑。二者的核心与根本在于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具体表现为中国共产党是使命型政党、学习型政党、创新型政党。治理实践彰显的是制度优势,治理最终呈现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稳定性、功能性、有效性。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不断推动制度优势向治理效能转换,以“制治合力”推进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

党政联合发文信息公开的困境及其成因探析——基于166个信息公开司法案例的质性分析

近年来党政联合发文数量急剧增加,其信息公开问题引发众多复议和诉讼等。公众面临着党政联合发文信息公开需求得不到满足的困境,而政府和法院存在着公众不信任、不认同和抗议“党政联合发文不予公开”的困境。借助166个与党政联合发文信息公开有关的司法案例,运用扎根理论的研究方法对公众起诉理由和证据逐句编码,结果表明:党政联合发文信息公开困境的形成原因在于党务信息公开链的断裂、党政联合发文属性的认知冲突、党政联合发文信息公开的实践冲突、救济权利的部分否定。该困境可尝试从法律规范、制度治理和增强共识三条路径加以突破。

联合党委:有效治理村际间利益博弈的新模式

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国家资源开始不断向农村输入,造成各个村庄争抢下乡资源,村际间形成内在利益博弈,给基层治理现代化带来挑战。为了消除村庄间的利益分歧,浙南Y县创造性地设立了一套“联合党委”制度,通过联合党委推动村庄治权实现重新整合、治理资源实现统一调配以及复杂村务实现扁平化处理,使得村庄权力格局逐渐稳定、村际利益纠纷不断减少以及村庄供给资源不断增多。联合党委既是有效治理村际间利益博弈的实践与机制,也是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创新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