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刑衔接机制下企业合规研究

历经两年半的企业合规改革取得了显著成效。当前,改革发展进入深水区,所面临的问题主要包括检察机关与公安机关的衔接、检察机关与行政机关的衔接以及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的衔接。我国已出台多个促进司法一体化的政策文件,在某些领域也取得长足进步,但适用于企业合规改革的政策文件却略显不足。因此,对于企业合规改革而言,需要重点从程序启动、合规考察、处理结果等方面进行把握,要以检察机关为引导,推行行刑衔接小组制度和联席听证会议制度,有效实现企业犯罪的去源头化、去违法化,在处理结果上遵循手段配合原则、结果互认原则,形成事前协议制度,进一步推进企业合规改革纵深发展。

我国药品犯罪的立法转型及其教义学分析

我国药品犯罪的刑事立法经历了独立、从属、相对独立的过程;《刑法修正案(十一)》对药品犯罪的条文作了修改,使假药、劣药的认定标准相对独立,并增设了“提供假(劣)药罪”“妨害药品管理罪”和“药品监管渎职罪”,实现了刑行的有序衔接,完善了药品安全管理的规范体系。对于假药、劣药的教义学分析与认定,既要体现刑事违法的独立价值,也要参照前置性的《药品管理法》而作出实质性的理解,还须准确界定提供假(劣)药罪中的提供行为;且妨害药品管理罪所侵犯的,应当是有主次之分的双重法益。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对行刑衔接监督机制的影响与启示

我国现行行刑衔接机制存在监督机制薄弱的问题。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之前,行刑衔接监督主要依靠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实现,但该种监督存在职能定位不清晰、缺少强制性监督措施等不足。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之后,监察委通过对国家公务人员的监督实现了对公权力运行全过程的监督,可以从监察范围、监察线索来源、监察措施等方面对行刑衔接监督机制进行完善。

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问题的有关思考

自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健全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衔接机制以来,行政执法领域有案不移、有案难移、以罚代刑的现象日渐受到公众关注。本文主要从行刑衔接的法律依据、程序、证据转化条件和原则切题,指出了行刑衔接不畅,存在法律制约,以及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实践活动中配套监督审查机制及激励考核机制不完善、执法队伍素质有待规范等问题。由此提出了完善行刑衔接法律规定,建设高素质行政执法队伍,完善执法信息共享平台建设,开展联合执法等建议,以期实现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无缝衔接。

行政执法与刑事执法相衔接工作机制初探

面对市场经济法治化的基本要求 ,现行刑法根据当前中国社会转型期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特点与规律 ,增加了大量犯罪形态为行政犯罪的新罪名 ,客观上形成行政执法与刑事执法所针对的对象和范围存在交叉现象 ,应当既承担行政法责任又承担刑法责任。然而我国 ,阶段行政执法与刑事执法毕竟是两个不同的执法体系 ,为使行政违法犯罪案件进入司法程序 ,必须建立健全起科学的行政执法与刑事执法衔接工作机制。文章结合行政执法与刑事执法的实际要求 ,重点对建立健全相衔接工作机制亟待解决的难题提出了自己看法。在渐进分析过程中 ,认为当前缺乏具有司法属性的操作依据 ,是阻碍建立这种机制的重要因素 。

2018年中国刑法实施报告

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的嘉年华。40年来,在我国刑事法治建设取得长足发展的同时,中国刑法学在始终坚持对基础理论的总结、创新与完善的基础上,更加主动地回应社会关切的热点、疑点、难点问题,彰显出鲜明的时代特色,凸显刑法积极参与社会治理的重要角色,弘扬新时代我国刑法学鲜明的问题意识与自主意识。相较于传统犯罪,2018年度刑事犯罪在某些领域呈高发态势,具有常见性、复杂性、疑难性等特点,涉众型、风险型犯罪活动突出,呈现出涉案金额巨大、危害面广、手法多样且不断翻新等特点。2018年刑法实施报告主要围绕以下八个板块重点研究:正当防卫制度、"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人工智能领域的刑法规制、互联网金融犯罪、刑事缺席审判与反腐败制度、监察法与刑法刑诉衔接、恐怖主义犯罪、民营企业产权的刑法保护问题等。

检察机关刑事执法与行政执法的衔接机制研究

随着现代法治进程的不断加快,法学理论界与实务界都普遍意识到:检察机关刑事执法与行政执法虽分属于两种不同性质的权力范畴,但在打击违法犯罪行为和维护国家长治久安的重大任务面前,两者作为国家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要进行有机衔接,以发挥权力的共同治理作用。因此,有必要加强检察机关刑事执法与行政执法的相互衔接,积极构建比较完善的衔接机制,从而形成一套规范有序、分工负责、相互配合、相互监督的执法体系和社会治理结构。

我国行刑衔接证据准入问题分析

自2012年《刑事诉讼法》第52条正式确立行政证据入刑制度,我国行刑衔接案件证据使用一直争议不断,争议主要集中在证据收集主体是否合法、限定准入证据种类是否合理、瑕疵证据作定案依据是否失实这三个方面。为使行刑案件衔接更流畅,应当从问题成因出发,确立摒弃证据提交主体资质审查、正确理解证据种类、发挥“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屏障作用,把握庭审实质的行刑衔接证据适用的应然选择。

税务行政诉讼案件败诉隐患分析

近几年来,各级国税机关不断深化征管改革,大力推进依法治税,税收执法水平明显提高。但是我们也应该清醒地看到,目前我们的税收执法过程中仍然存在税收执法程序不规范、超越权限、主要证据不足、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等导致税务行政诉讼案件败诉的若干隐患。当前国税工作面临着全新的形势,加入世贸组织需要我们按照WTO的基本规则,进一步转变治税理念,规范税收执法行为。

生态环境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协调联动机制初探

生态环境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协调联动机制是解决我国生态环境问题创新举措和有效途径。生态环境“两法”协调联动机制在探索建立过程中制定了大量法律文件,初步建立起了包括案件移送机制、联动执法联席会议制度、重大案件会商和督办制度、案件信息共享机制等在内的“两法”协调联动制度框架,生态环境行政执法机关和司法机关也据此在实践中形成了双向互动关系。但是,生态环境“两法”协调联动的制度设计和运行都存在着问题,需要通过完善相关立法、强化各项保障措施等途径加以解决。

完善与推进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衔接——以河南省郑州市为例

近些年,我国不断地在推进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衔接工作,并做出了一些具体规定,为涉嫌犯罪的案件及时脱离行政执法程序进入刑事司法程序提供了法规依据,但由于缺乏对这一工作的统一立法,我国不同地区对此项工作的做法也不尽相同,本文以河南省郑州市为调研范围,着力研究此地区在推进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过程中的具体做法及存在的问题,以期提出改进的建议,促进该工作的完善。

论劳动教养在我国的现状及发展

劳动教养制度是我国法律制裁体系中的一项重要的司法制度,在惩治违法犯罪、维护社会安定方面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与此同时,劳动教养制度在适用过程中亦存在不足,主要体现在法律体系、适用对象以及执行方式等方面,这些不足之处亟待改进,从而使劳动教养制度趋向于完善和发展。

行刑衔接视域下刑事优先原则的审视与适用——基于疫情期间口罩系列案例分析

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科学衔接是现代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体现,是国家治理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文章围绕疫情期间口罩系列案例进行分析,指出行刑衔接机制面临衔接程序上的阻塞和实体处罚上的弊病,刑事优先原则可以成为破解困境的重要依托。程序上应当围绕办理时限、案件侦办场所、程序转化、证据移交等环节细化程序规定,构建“移送并中止—判断—处罚”的程序范式;实体上重构行政犯的行刑衔接处罚机制,实现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和保障人权的双重价值,最终找到治愈行刑衔接机制诸多顽疾的现实路径。

反走私领域企业合规刑行衔接研究

随着涉案企业合规改革的推行,企业合规刑行衔接的重要性越发凸显。检察机关主导的企业合规制度迫切需要行政监管部门的协作与配合。在反走私领域,海关是最为重要的行政监管主体。通过对一起反走私领域企业合规典型案例开展实证研究,引出了企业合规中刑行衔接存在的诸多问题。随后对现有的立案侦查、合规考察对象准入及合规不起诉后的衔接环节进行了一番审视。由于海关并没有配合检察机关开展企业合规的法定义务,在双方的程序性衔接和实体性衔接上,刑行衔接不畅的情况在所难免。最后,对反走私领域企业合规考察结果运用等方面进行了展望,为促进反走私领域企业合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履职思考。

档案安全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制度的系统构建

档案安全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的问题,制约着我国档案事业的顺利发展,档案法与刑法之间的科学衔接是法律有效实施的重要前提。对于档案违法犯罪的规制,档案法是刑法的前置基础,刑法是档案法的有力保障,二者的有效衔接至关重要。但是,当前的主要问题是档案安全行刑衔接制度在立法衔接、案件移送、证据转换、监督机制等方面存在一定的漏洞,导致档案执法部门与公安司法机关在处理档案违法犯罪的具体实施过程中遭遇堵塞。为实现档案安全领域行刑衔接制度的公正、高效运行,加强对档案违法犯罪行为的规制,应进一步建立健全档案安全行刑衔接立法以及完善案件移送机制、健全证据转换规则、构建行刑衔接的信息共享平台、完善监督机制等制度规范,保障档案安全,促进档案事业发展。

我国行刑衔接证据准入问题分析

自2012年我国《刑事诉讼法》第52条正式确立行政证据入刑制度,我国行刑衔接案件证据使用一直争议不断,争议主要集中在证据收集主体是否合法、限定准入证据种类是否合理、瑕疵证据作定案依据是否失实这三个方面。为使行刑案件衔接更流畅,应当从问题成因出发,确立摒弃证据提交主体资质审查、正确理解证据种类、发挥"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屏障作用,把握庭审实质的行刑衔接证据适用的应然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