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贿行贿一起查的证据法挑战及其应对

受贿行贿一起查是党中央作出的决策部署。坚持受贿行贿一起查,对于净化权力运行环境、消除受贿犯罪诱因、推进贿赂犯罪的源头治理具有重要意义。在传统的贿赂犯罪查办模式中,办案机关通常采取特别减免行贿者刑事责任的方式,以换取行贿者的证言及其对办案活动的配合,进而实现对受贿者刑事责任的追究。受贿行贿一起查必然要求严格控制对行贿者适用此种激励机制,从而会影响行贿者认罪和供述的积极性,给贿赂犯罪的证明和追诉带来重大挑战。贯彻受贿行贿一起查的反腐败方略,需要在遵循罪责刑相适应原则追究受贿人和行贿人刑事责任的同时,破解贿赂犯罪的证明难题,审慎构建污点证人豁免制度,重视发挥技术调查措施的作用,优化推定证明机制,有限度地引入合意事实观。

受贿行贿一起查与追赃挽损机制的协同效应实证研究——以张某某行贿案为例

贯彻受贿行贿一起查政策,可从不正当利益的认定及追赃挽损工作的落实两方面展开。行为人通过行贿手段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基于谋利事项获取的“协调费用”与行贿犯罪直接相关,系不正当财产性利益,应当予以追缴。检察机关可以通过与监察机关、审判机关建立协作机制,运用认罪认罚量刑协商等多种方式,依法开展追赃挽损工作。

贪污贿赂案件侦查地域管辖制度的构建

侦查地域管辖是指在侦查职能管辖的基础上,由何地的侦查机关行使管辖权的职权划分。侦查地域管辖既不同于审判地域管辖,也不同于以该地域为基础的侦查级别管辖。我国刑事诉讼法没有对侦查地域管辖作出明确规定。实践中套用审判地域管辖或由侦查机关将"犯罪地"与"职能管辖"相结合来确定侦查地域管辖权的做法,既不科学也不合理。建议以公正、效率为原则,为贪污贿赂犯罪案件建立侦查管辖决定权与实际侦查权分离,侦查管辖决定权上移的侦查地域管辖制度。

贪污贿赂案件区域侦查一体化模式的构建

对贪污贿赂犯罪案件的侦查是检察机关的重要职责。将刑事一体化理论运用到检察机关对贪污贿赂案件的侦查中,是克服地方势力干预和地方保护主义的有力措施,也是侦查体制改革的重要举措。在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中国,以省级区域为范围实行贪污贿赂案件的侦查一体化,更有助于实现侦查工作的目标和效率。设计贪污贿赂案件区域侦查一体化方案,既要考虑管辖权、侦查权的配置和运作,也要考虑其他制度保障。

论贪污贿赂犯罪黑数及相应对策——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视角

我国当前反腐败形势严峻,从贪污贿赂犯罪的特点出发,借鉴《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相关规定,我国应加强特殊侦查制度、推定、律师辩护等制度构建,以完善我国追诉贪污贿赂犯罪制度体系。

简论反腐技术侦查程序制衡机制构建

当前,中国腐败现象较为严重,职务犯罪处于高发态势,犯罪手段不断升级,证据获取困难重重,这与检察机关缺乏有效地技术侦查措施有内在联系。可借鉴其他国家的做法,赋予检察机关职务犯罪技术侦查权,并严格规定其适用范围、审批程序、执行程序和救济程序。相关程序的合理建构,有利于有效收集诉讼证据,落实刑事程序法治,顺应科技强检趋势,对接国际公约。

贪污贿赂案件翻供翻证的侦查对策

近年来,翻供翻证现象有着愈演愈烈之势,已成为当前查办贪污贿赂案件的一个不容忽视的难题。为了从源头、根本上防止犯罪嫌疑人、证人翻供翻证,在侦查阶段就应加强防范意识,采取有效对策,这对确保整个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具有重大意义。本文在对贪污贿赂案件翻供翻证的表现形式、发生阶段、成因和特点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些浅见。

我国贪污贿赂案件的侦查困境与对策

贪污贿赂犯罪是我国社会发展的毒瘤,当前我国贪污贿赂案件侦查工作仍存在一些不足。此次刑事诉讼法的修改为贪污贿赂案件的侦查工作提供了难得的发展机遇,同时又提出了严峻挑战。从总结当前贪污贿赂犯罪出现的新特点入手,探究侦查工作开展所遇到的困难,以侦查实践为根本落脚点提出解决对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给予实务工作者启发。

贪污贿赂案件查办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初论

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在部分检察业务中已逐渐得到贯彻落实,然而在贪污贿赂案件查办中对该政策的贯彻却鲜有涉及。在对贪污贿赂案件查办中贯彻落实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必要性、差异性进行初步论证的基础上,提出贪污贿赂案件查办中建立适应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四项工作机制,以期推动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在检察权运行中得到全面贯彻落实。

贪污贿赂案件侦查工作的重要环节:决策与指挥

在经济全球化的形势下,职务犯罪案件中最突出的表现为贪污贿赂,其犯罪嫌疑人向境外转移赃款或潜逃境外的情况越来越多,境外追逃、追赃需要不同国家、不同部门之间开展司法协作。目前贪污贿赂犯罪侦查中的薄弱环节是涉及问题复杂、操作难度大、工作任务重,需要引起高度关注。而侦查决策与指挥是侦查领导工作的两项重要内容,两者相辅相成,构成侦查领导工作的总体系,它是侦查决策与指挥转化为侦查行动的关键,是实现侦查目标的保证,更是衡量侦查成效好坏的重要标志。因此,从贪污贿赂案件侦查决策与指挥的各个环节出发,进行深入研究是十分必要的。

贪污贿赂犯罪侦查思维解析

贪污贿赂案件与一般刑事案件的侦查思维过程不同。反贪案源多来自纪委移送、群众举报、自己发现和案件分流。这类案件不但没有一般刑事案件的案发现场的勘验检查等原始证据支撑,而且当侦查员接手案件时,原有的证据也有被污染的可能。因而,反贪侦查讯问主要通过审查判断证据、获取相应口供,然后理顺贪污贿赂犯罪人犯罪的证据链条,从而实现内心确信。这个过程中,是侦查员通过分析、判断、综合、归纳、演绎推理等思维过程,依据相应证据,还原事实真相,再现犯罪过程。

检察机关内设机构职务犯罪牵连案件的侦查权属研究

职务犯罪侦查权当属于我国检察机关是不争的事实,然而,在日常司法实践中,检察机关将所专属的职务犯罪侦查权在其内设机构中进行具体划分。目前在检察机关内设机构中享有职务犯罪初查权或侦查权的有:反贪污贿赂、反渎职侵权、监所检察、控告申诉检察、民事行政检察五个部门。起初作如此的划分其初衷有其一定道理的,但面对职务犯罪侦查管辖权的牵连化,如何在检察机关内设机构进行侦查管辖职能划分,是当前面对牵连案件管辖必须予以回应的问题。因此,研究检察机关内设机构侦查管辖权的权属现状与存在问题,通过追本溯源提出一些有关司法制度性建构的建议,便成当务之急了。

贪污贿赂犯罪侦防协作的思考

贪污贿赂犯罪日益严重,凸显出检察机关治理贪污贿赂犯罪的能力有待进一步提高,检察机关应发挥治理贪污贿赂犯罪的优势,从改变侦防脱节的现状入手,构建适应治理贪污贿赂犯罪需要的侦防协作关系。

贪污贿赂犯罪定罪数额的“冷思考”——对《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解读

《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继《刑法修正案(九)》之后出台,内容上逐步完善明确,是惩治和预防腐败犯罪的重要改革和一大进步。本文在该解释实施近2年后以定罪数额为出发点,对贪污贿赂犯罪定罪数额从立法价值、立法功能和法律体系自洽性三方面进行理论考察,同时通过问卷调查和裁判文书统计,归纳分析定罪数额实践运行情况,以理论反思和实践反馈为据,提出完善贪污贿赂犯罪立法的可能进路。

贪污贿赂犯罪涉案人员如实作证的障碍及其突破方法

随着近几年来我国惩治腐败力度的不断加大,贪污贿赂案件的侦查起诉成为人民检察院工作的重中之重。然而,在侦查取证的过程中,涉案人员如实作证的环节却因为法律保障不到位、各种私利权衡以及地域交叉取证困难等原因而产生了诸多障碍,严重阻碍了反贪侦查工作的顺利进行。因而,在保护证人作证制度的立法不断完善的同时,要认真研究取证对象,采取全方位措施教化和促使涉案人员如实作证。

受贿行贿一起查的制度逻辑与实践进路

党的十八大之前,贿赂犯罪的惩治主要呈现为“重受贿、轻行贿”的状态,行贿案件的查处仍旧是以更有力地查办受贿案为目的和指向。党的十八大之后,国家根据反腐败斗争形势的变化适时明确地提出受贿行贿一起查的政策,从而赋予对行贿行为的查处以科学的治理理念和刚性的行动要求。受贿行贿一起查的制度逻辑,其理论依据在于贿赂行为的本质特征、受贿与行贿的共生互促关系以及当前以预防为中心的政策转向;同时,这也是将反腐败工作向纵深推进、巩固压倒性态势的现实需求,是构建新时代亲清政商关系、破除封建积习弊病、推进清廉中国建设的重要一环。在实践进路上,坚持受贿行贿一起查,刑事手段不是唯一的制裁方式,而是要强调惩处的严密性和必定性,宽严相济、综合施策、分类处理。

论反贪污贿赂语境下信息引导侦查的实现

新形势下,贪污贿赂职务犯罪仍处于多发态势,形式更加多样、隐蔽性更强、危害性更严重。为了有效打击职务犯罪,提升侦查信息化水平,建立信息引导侦查模式是必然选择。信息引导侦查要以信息资源为基础,以信息的分析利用为核心,从而提高侦查效能。

新刑诉法语境下检察技术侦查权配置的探讨

新刑诉法修改后,第一次在刑诉法的语境下,系统、明确地提出了侦查机关利用技术侦查手段进行侦查的法律规范,是我国技术侦查在立法上的一大进步。新刑诉法第148条第2款规定了检察机关对于已经立案的重大贪污贿赂案件以及利用职权实施的严重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重大犯罪案件,经过严格的审批手续,可以采取技术侦查手段。各级检察机关要在保障人权、平衡程序和实体正义的前提下,科学、规范、合理地使用技术侦查手段,更为有效地开展和推进检察自侦工作。

“性贿赂”何时入罪——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启示谈我国性贿赂入罪的必要性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对于贿赂的范围规定为包括"性贿赂"在内的所有不正当好处,各国立法中也将"性贿赂"等非物质利益纳入贿赂类犯罪的调整范围。而中国现有刑法规定的贿赂的范围只包括财产性贿赂,不符合国际潮流。结合当前立法趋势与社会现实,"性贿赂"入罪具有一定的必要性。同时,"性贿赂"入罪在《刑事诉讼法》修改之后,在可操作性层面也得到了保障。

解读《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兼谈完善我国贿赂犯罪立法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对贿赂犯罪的罪名体系、构成要件、反腐败中的特殊侦查、污点证人等问题作了较为详尽的规定。而我国现行刑事法律制度与之相比尚有一定差别。结合《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规定,我们应建立相应的符合我国国情的、更加完善的贿赂犯罪罪名体系、构成要件,在刑事诉讼中引入特殊侦查、污点证人等手段完善打击贿赂犯罪的法律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