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境的创新机制--以瑞恰慈和卡勒为中心的考察

20世纪以来,语境理论彰显出巨大的创新机制,主要表现为语境的复义性、再生产性和问题效应。20世纪30年代,瑞恰慈率先突破了传统修辞学的简单“定名法”,提出了文学语境及其“复义的语境定理”。语境的复义性本体论特质,一方面消解了传统语境的单一性、确定性和凝固化,另一方面突破了二元对立思维,以宏观视域和意义的整体性将文学的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纵向研究与横向研究、表层研究与深层研究有机统一起来,为文学文本的创作、欣赏与批评提供了多维广阔的创新空间与方法。20世纪70年代,卡勒秉承了德里达的历史语境观,对语境再生产性理论作出了精粹阐释,指出语境的结构不是封闭、僵化不变的,而是涉连着多重因素和维度,永远处于踪迹的延异状态之中,并且包容了差异性的、不断开放的历史语境,具有再生成新语境的再语境化功能。卡勒凸显了语境的问题效应,走出了一条不断再语境化的学术研究的创新之路。

对形式主义、结构主义的批评与反思(上)

新时期以来,对于西方学术思想的介绍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也存在一个问题,即许多介绍都不是立体的。立体性研究对于深入了解西方学术思想十分重要。俄国形式主义的领头人什克洛夫斯基1982年写了一本与其20年代的书同名的《散文理论》。他抛弃了当年贬斥内容的纯形式观点,承认了知人论世的重要性,甚至还承认了所谓永恒真理对于艺术的重要性,还强调了解时代、斗争与革命对于理解作品的重要性。与当年相比,什克洛夫斯基的政治立场与文学观的变化是巨大的。对于结构主义,什克洛夫斯基的态度是总体否定,但也有部分肯定。他还批评了结构主义不问实质只看表面相似的分类法,其实不问实质的缺点俄国形式主义就存在。俄国形式主义是回避本质,只看现象的。他又批评结构派滋生了许多术语,但滋生术语的情况在俄国形式主义那里也存在。英美新批评是与结构主义文学批评亲缘关系最近的流派,它们都是形式主义流派,都以作品为中心,都忽视作者。当然区别也是明显的,新批评注目于文本的细读,注重对意义的阐述与艺术的分析,而结构主义则研究作品是如何组织的、其叙事方式与话语方式如何。与韦勒克从统一性上看待布拉格学派和结构主义的关系不同的是,坚持英美新批评立场的乔纳森.卡勒,则对结构主义文学观作出了尖锐的批评,生动地体现了一种多元并存,又相互斗争的图景。乔纳森.卡勒的英美新批评派的立场是十分坚定的,他是站在英美文学传统的立场,坚持新批评派的观点,并以自外于以至于批判结构主义的态度来讲话的,所谓《结构主义诗学》,不过是划出了他讨论的范围,并非是他本人主张的表达。热奈特同意叙述作品可以从诸如思想性等角度来研究,实际上他是仍然坚持内容与形式的分离论的。托多罗夫对结构主义文学观的三个重要问题:释义与结构的关系、结构与文学史的关系、结构与审美的关系,作出了阐述,既力图维护结构主义文学观的一些基本论点,又想对遭人指责的无法辩解的缺点加以弥补,生动地体现了、典型地代表了叙述学兴起与建立的过程大体结束之际,叙述学家们的理论表现及其心态。托多罗夫将释义与诗学看成相互游离的两个方面,他的论述前后矛盾,反映了结构主义文学观的困境。由于结构主义诗学的内向性难以被克服,不能解决诸如与文学史、美学等方面的关系。由此,托多罗夫应对指责、弥补缺陷,以建立结构主义诗学的壮志,不得不伤感地陨灭了。

对形式主义、结构主义的批评与反思(下)

新时期以来,对于西方学术思想的介绍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也存在一个问题,即许多介绍都不是立体的。立体性研究对于深入了解西方学术思想十分重要。俄国形式主义的领头人什克洛夫斯基1982年写了一本与其20年代的书同名的《散文理论》。他抛弃了当年贬斥内容的纯形式观点,承认了知人论世的重要性,甚至还承认了所谓永恒真理对于艺术的重要性,还强调了解时代、斗争与革命对于理解作品的重要性。与当年相比,什克洛夫斯基的政治立场与文学观的变化是巨大的。对于结构主义,什克洛夫斯基的态度是总体否定,但也有部分肯定。他还批评了结构主义不问实质只看表面相似的分类法,其实不问实质的缺点俄国形式主义就存在。俄国形式主义是回避本质,只看现象的。他又批评结构派滋生了许多术语,但滋生术语的情况在俄国形式主义那里也存在。英美新批评是与结构主义文学批评亲缘关系最近的流派,它们都是形式主义流派,都以作品为中心,都忽视作者。当然区别也是明显的,新批评注目于文本的细读,注重对意义的阐述与艺术的分析,而结构主义则研究作品是如何组织的、其叙事方式与话语方式如何。与韦勒克从统一性上看待布拉格学派和结构主义的关系不同的是,坚持英美新批评立场的乔纳森.卡勒,则对结构主义文学观作出了尖锐的批评,生动地体现了一种多元并存,又相互斗争的图景。乔纳森.卡勒的英美新批评派的立场是十分坚定的,他是站在英美文学传统的立场,坚持新批评派的观点,并以自外于以至于批判结构主义的态度来讲话的,所谓《结构主义诗学》,不过是划出了他讨论的范围,并非是他本人主张的表达。热奈特同意叙述作品可以从诸如思想性等角度来研究,实际上他是仍然坚持内容与形式的分离论的。托多罗夫对结构主义文学观的三个重要问题:释义与结构的关系、结构与文学史的关系、结构与审美的关系,作出了阐述,既力图维护结构主义文学观的一些基本论点,又想对遭人指责的无法辩解的缺点加以弥补,生动地体现了、典型地代表了叙述学兴起与建立的过程大体结束之际,叙述学家们的理论表现及其心态。托多罗夫将释义与诗学看成相互游离的两个方面,他的论述前后矛盾,反映了结构主义文学观的困境。由于结构主义诗学的内向性难以被克服,不能解决诸如与文学史、美学等方面的关系。由此,托多罗夫应对指责、弥补缺陷,以建立结构主义诗学的壮志,不得不伤感地陨灭了。

文学经典之争向文学研究回归的迹象

1970年代兴起的"文学经典之争"让人发现了文学经典背后的文化问题,推动了文学研究向文化研究的转向,但其偏于文化研究一端的缺失导致了向文学研究回归的新动向,这种迹象在1990年代参与争论的几位代表人物那里已显露端倪。约翰·杰洛瑞、哈罗德·布鲁姆和乔纳森·卡勒都表达了在经典建构问题上回到文学和美学、保持一个文学和美学焦点的诉求。而他们的共同诉求又隐含着某种内在的逻辑,正有助于推动"文学经典之争"趋于一种合理的解决途径。

对文学、理论与经典诸观念的质疑——从乔纳森·卡勒的《文学理论》谈起

从解读美国著名批评家乔纳森·卡勒的《文学理论》入手，理解卡勒对“文学”、“理论”、“经典”三个概念的阅读策略并与80年代影响中国最大的三本综述性的文学理论入门性教程作比较，卡勒的著作的相异之处是从探讨问题出发，并且将90年代文论的最新观点融入书中。在西方的新潮批评写作中，传统的文学、理论与经典诸观念都受到质疑与攻击，对这种现象产生的背景及批评界的现状进行全景式的描述将会很有价值。

中国视野中的乔纳森·卡勒

美国著名学者乔纳森.卡勒在我国学者的视野中具有语言学家、符号学家、结构主义者、解构主义者、文化研究者、"理论"家、接受美学和读者反应文论家、女性主义者以及比较文学学者等多重身份,但这种多面性可以统一到他对文学理论问题的探索上。作为文学理论家的卡勒在对结构主义诗学、解构主义和文化研究的探索中,既开拓进取,又稳健扎实,提出了一系列创见。虽不无局限,但成绩卓著,也为我们的学术发展和理论创新提供了借鉴。

从文本阐释到诗学建构——乔纳森·卡勒结构主义诗学理路探微

美国著名文学理论家乔纳森.卡勒的结构主义诗学研究享有盛名。为了提出他的诗学主张,卡勒周密分析了英美新批评文本阐释模式的体制性局限,对超越这种模式的必要性给予了论述,进而探讨了语言学在文学研究和结构主义诗学建构中的重要意义。这也正是卡勒从超越文本阐释到结构主义诗学建构的基本学术理路。

乔纳森·卡勒诗学视野下撒拉族诗人撒玛尔罕抒情长诗释读

抒情诗作为人类文明史上古老的文学形式之一,独具魅力。抒情诗因不同的国家、民族与时代,有着迥异的发展形态。当代美国理论家乔纳森·卡勒根据大量的文本释读辨析出抒情诗所具有的共同内在品质,是对抒情诗诗学的独特贡献。撒拉族诗人撒玛尔罕的长诗集中体现了卡勒主张的'非摹仿性'、具有感染力的仪式感、间接言说的音乐性以及'潜在的夸张'等诗学品质,并以撒拉民族近800年宏大的迁徒历史为背景,放眼宏阔的宇宙时空,以一种创新和突破的精神探索人存在的本质意义,体现的是洞察万物的诗性智慧与理性思考。

试论乔纳森·卡勒的文学体制观

随着研究视野的扩展,文学体制问题在学术研究中愈益重要。乔纳森.卡勒就是较早对此问题给予关注的重要学者之一,他主要考察了大学体制的变化对文学研究的影响,也论述了其它的文学体制性因素在文学研究中的重要性。从体制层面着手研究文学,有利于我们刷新对文学的认识,也将对文学研究的顺利开展有所助益。

乔纳森·卡勒文学符号观发微

美国著名学者乔纳森.卡勒借助语言学资源对文学符号的特点做了深入的探究,认为文学符号的自指性是文学符号具有文学性的一个重要维度。但文学符号的自指性又绝非单纯的语言学或符号学问题,它又必然受制于社会文化规则和既定的程式规范。这也就决定了文学符号学研究自身蕴涵着某种悖谬性,它必须不断地反观自身,进行自我批判。符号学虽然未尽完善,但它确实可以为文学批评提供有效的分析方法和手段。

乔纳森·卡勒的女性主义阅读理论

乔纳森·卡勒从解构主义文学接受角度建构了女性主义阅读理论。他从对妇女经验的阅读和阐释,认同男性的女性阅读和维护理性的女性阅读三个层面阐释了女性阅读理论,同时进行了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作为一位被女性批评家们认可的男性批评家,卡勒充分肯定了女性主义,并对女性主义进行了解构主义方向的反思。

乔纳森·卡勒“后理论”运思视角的介入与突围

自20世纪80年代始,西方理论界陆续发出了"理论的终结"或者"理论之死"的讯号。"后理论"的探讨俨然成为中外文论话语体系的一部分。在众多的讨论中,乔纳森·卡勒的"理论中的文学"作为晚近的"后理论"观点,不同于反理论和"再理论化"的观点,它引出了"理论"转向文学的探讨路径。它的意义在于为"理论"提供了四种维度的反思和突围。同时,这些思考作为一种对话,也回应着当下"后理论"演进所面临的问题与困境。

理论中的文学:乔纳森·卡勒“能动”结构观的虚空论置换

乔纳森·卡勒运用史蒂文·纳普的“文学兴趣”概念来激活理论研究,将作为指涉物的文学插入与理论表述一体的新脚本,使文学通过“能动”结构,从理论对象变为理论自身的性质。“能动”一词来自纳普及其述行立场,因此不能被译为“代理”。但将文学纳入述行时又因语境性等始源残余,回避了他者的冲击。由于述行中这种始源残余,立足于它的“能动”结构并未根除对象与结构的界限,阻断了理论中的文学。用基于事件思想的“虚空”结构置换卡勒的“能动”结构,以主体趋向语言限度的潜能运动来根除对象与结构的界限,才解开了理论与文学的融合难题。主体在此虚空化进程中,呈现出与“泰然任之”的本质区别。这一置换揭示出理论中的文学在后理论定位上有别于经验感悟之处,并已初步得到实例的演示。

传统的延续与批评的误读——卡勒《抒情诗理论》评介

乔纳森·卡勒是美国文学批评理论领域极具影响力的学者和批评家,《抒情诗理论》是他的最新力作。该书从抒情诗的历史传统及其体裁理论的嬗变、抒情体裁的仪式性与虚构性、抒情言说的行为性与表演性、抒情自我的个性化与社会化等问题入手,通过西方经典诗歌分析,对抒情诗的传统规约、本质特点、体裁概念、社会功能进行了全面系统的阐述,提出了独到的理论见解,对抒情诗理论研究和诗歌解读及教学实践具有厘清概念,校正偏颇的重要意义。

乔纳森·卡勒访谈录(英文)

乔纳森·卡勒博士是康奈尔大学文学教授,先后荣任美国比较文学学会会长(1999-2001)、美国符号学会会长(1987-1988)等学术要职,并担任《新文学史》、《今日诗学》、《美国符号学学报》等学术期刊编委。卡勒教授在符号学、结构主义、解构主义、文化研究和比较文学等诸多研究领域均取得了突出成就,著有《文学理论入门》(1997)、《结构主义诗学》(1975)、《论解构》(1982)等。他从语言学视角出发,借助语言学研究的方法和范式,探索文学研究的模式与方法,从而有力地推动了文学研究的发展。笔者在2011—2012年赴康奈尔大学访学期间,受《外国文学研究》委托,对卡勒教授进行了专访。卡勒就当前国内外学术界的热点问题(如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的关系、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的对立与调整、经典文化与通俗文化、经典的重新定义等)发表了自己的观点。卡勒认为,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之间并无根本对立,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并非势不两立,而是可以和谐共存;流行并不等同于经典,所谓的经典应经得其时间的考验。他还对中国学者的学术发展提出了自己中肯的建议,认为中国学者应植根于自己的本土文化,在中西方对话中做出自己独特的贡献。

抒情诗的施魅与祛魅——读乔纳森·卡勒的《抒情诗理论》

乔纳森·卡勒的《抒情诗理论》以探究抒情诗语言中最能激发读者兴趣和最令人困惑不解的方面作为出发点,详细探讨了抒情诗的言说方式、声音模式、修辞性、结构特征,以及与社会的关系等问题,试图构建一套适用于西方抒情诗传统的理论体系,纠正现有抒情诗理论的偏颇。卡勒强调了抒情诗的仪式性和修辞性,以及由此带来的施魅与祛魅之间的张力。将《抒情诗理论》与伊格尔顿的《如何读诗》放在一起进行比较,可以发现一些富有意义的异同来。

诗学的倡导与当下的理论观察——乔纳森·卡勒教授访谈录

本次访谈聚焦卡勒教授学术思想的嬗变和对当下文学理论的持续关注与观察。卡勒教授指出,其学术思想体系中共通的主线是对诗学的关注与倡导。在当今理论走向极其多元的背景之下,其中显著的变化趋势是美学兴趣的回归和心理分析的衰落;同时,叙事学的复兴以及"后人类"大杂烩概念的兴起是意义重大的领域。另外,卡勒教授建议中国从事外国文学研究的学者将研究与本国文化和语境相结合,加强理论创新。

乔纳森·卡勒文学语言符号论研究

本文探究美国学者乔纳森·卡勒的文学符号学理论。卡勒利用结构主义语言学资源对文学符号的特点作了深入的研究,指出"自指性"是文学符号具有文学性的一个重要维度。但文学符号的自指性又绝非单纯的语言学或符号学问题,它必然受制于社会文化规则和既定的程式规范。这也就决定了文学符号学研究自身蕴涵着某种悖谬性,它必须不断地反观自身,进行自我批判。符号学虽然未尽完善,但它确实可以为文学批评提供有效的分析方法和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