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王朝时期文人李敬舆次韵李白诗歌探析

李白对中国后世诗歌产生影响的同时,也影响了不少朝鲜时期的文人,李敬舆就是其中的一位代表。李敬舆今存的40首五言古诗中,有14首是次韵李白的诗歌。这些诗歌从题材内容和思想意涵上均受到了李白原诗的影响,但同时又具有“学李而不囿于李”的特点。本文将以这14首次韵诗为出发点,采用文本细读的方式,探究李敬舆次韵李白诗歌的特点及原因。

文本细读、文献考辨与“文心”前置:朝鲜杜诗学研究的基本维度——以左江《杜诗与朝鲜时代汉文学》为中心

杜诗学作为朝鲜古代诗学重要研究领域之一,单一的文本分析很难挖掘出杜诗在朝鲜文坛接受、传播与变化的丰富状貌,只有多维度阐释才能达成整体性的学术关照。左江《杜诗与朝鲜时代汉文学》以文本细读作为研究基础,重视文献考辨。该书秉承旧文献新用、新文献智用的研究原则,将义理阐释与文献考辨相结合,体现出“文心”前置的鲜明特点,进一步丰富了东亚汉文化圈的杜诗学研究空间。

当代韩国学者论朝鲜时代的苏轼传播与接受

朝鲜半岛历史上的朝鲜时代历时五百余年(1392-1910)。当代韩国学者在本土发表的论朝鲜时代苏轼传播与接受的论著,主要涉及朝鲜时代汉文学对苏轼的接受、朝鲜时代《赤壁赋》的接受与“赤壁船游”研究、朝鲜时代的苏轼著述版本考证几个方面。朝鲜时代汉文学对苏轼的接受研究,发轫于1964年,2010年以降形成高潮。其中,曹圭百和柳素真分别着眼于文人群体和文人个体的苏轼接受,贡献尤为突出。对于《赤壁赋》接受以及“赤壁船游”的研究,始于1975年,2010年以来渐入佳境,因“赤壁船游”而产生的一些重要的唱和诗文集,如《壬戌泛月录》《蚕头录》等,也成为重要的研究对象。韩国现存的苏轼作品集为数不少,大部分为朝鲜时代刊印,或直接从明清两朝引进。1985年以来,零零星星地出现了一些版本介绍或文献考证的论文;2009年后,成果数量有较大增长,但始终未能形成较大规模,研究主题也较为分散。

论韩国朝鲜时期汉字字典的整理与研究价值

韩国朝鲜时期产生了大批汉字字典。这批字典文献,由于历史积淀,层次丰富,资料繁复,研究领域广阔,对中国历史语言学、字典编纂学、历史文化学、汉字传播史和汉字发展史等多方面的研究极具参考价值,或可补中华本土所存历史文献之缺漏,可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所以,对韩国传世汉字字典文献的整理和研究是中国汉字传播史和中国近代汉字发展史研究领域亟待开展的重大课题。

韩国朝鲜时期《玉篇》类字典及其特点

韩国自16世纪开始使用《玉篇》为字典命名。朝鲜时期的《玉篇》类字典不仅形式多样,而且数目众多。它历经从韵书附体到独立成书、最终走向成熟的历史发展轨迹,并体现出在字典编排、收字、形音义注释等方面的鲜明特点。韩国学者编撰本土《玉篇》类字典,既是一个吸收中国文化精华的过程,也是中国文化在韩国长期传播的结果。

朝鲜北学派“和谐”思想论析

北学派是在朝鲜封建王朝统治日渐腐朽、各种阶段矛盾日益尖锐、经济发展严重滞后的历史背景下,同时又在儒家传统思想的影响下产生的。北学派先驱洪大容、朴齐家、朴趾源等提出"北学中国"的倡议,体现了他们在思想上坚持传统儒家"和而不同"、"包容并蓄"的思想理念,在经济上提出"利用厚生"发展生产的务实主张。以大力发展物质生产,提高科学技术等方面来"和谐"朝鲜王朝各种社会关系,极大地促进了朝鲜社会的文明与进步。

近二十年来中外学界对古朝鲜的研究与课题

古朝鲜为东北亚强盛一时的古代国家,其势力范围包括今中国辽东半岛的东部与今朝鲜半岛的北部。由于地理位置的特殊性,研究古朝鲜历史的主要国家是朝鲜、中国和韩国。探明古朝鲜历史发展的真实性,不仅对朝鲜民族源流问题和早期国家形成有重大意义,同时也可以推动中国东北古代民族史的深入研究。近二十年来,国内外古朝鲜历史研究取得了长足发展,然因史料的极度稀缺,加之上述三国学者在研究视角、历史史观、文化传统上的差异,导致观点多样,分歧较大,集中表现在对檀君神话、箕子朝鲜等重要国家起源问题上的分歧,并引发了与之相关联的朝鲜民族起源、半岛文明发祥地、古朝鲜历史发展过程等问题的论战。通过对20世纪90年代初至21世纪10年代初为止的20年的朝中韩学界对古朝鲜历史的研究状况的分析与总结,在详细介绍了三国历史学者不同的学术观点的同时,较为系统地阐明了这20年间朝中韩学界各自的研究传统和特点,观点的变化与对立。同时,在梳理前期中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对檀君朝鲜的看法和今后古朝鲜史研究的主要课题,课题主要包括注重考古资料和交叉学科的利用、尽早划分古朝鲜概念及其研究范围,以及端正在研究古朝鲜史上的治学态度、摆脱狭隘的民族主义史观等问题。

柳相弼《东槎录》所展现的朝日情状

朝鲜通信使又称通信使、遣日韩使、遣日使,是1607年至1811年时李氏朝鲜派往日本江户幕府的使节。从1392年开始,朝鲜宫廷就派遣使者前往日本。从1607年至1811年间,朝鲜共派有12个通信使团前往日本。柳相弼的《东槎录》便是对1811年最后一次使行的记录。从中可以发见诸多朝日情状,如朝鲜方面吏治腐败,朝鲜通信使行路的艰险,日本的房屋建筑、山水景观、居民装束衣着、民风民俗、节日庆祝、饮食音乐等地物风俗。此记录也展现了朝日的交好,朝鲜通信使对日本文化的态度和自豪感等。对于深入了解当时朝日历史人文景观具有重要意义。

近世以前朝鲜王朝算学职官员晋升体系刍议

通过对《朝鲜王朝实录》《经国大典》等史料的梳理,考察算学职官员的晋升问题,认为朝鲜王朝经过累年的发展,形成了一套从算学生徒培养到一定品阶致仕的完整的晋升体系,算学职官员对于算学生徒的培养与选拔具有决定性作用。在晋升体系中存在'从会士到计士或算学别提'和'从算学训导到算学教授'两套晋升路径,并且官职品阶与职位的重要性不存在很密切的关联。鉴于算学职官员的数量与职位定额之间存在直接矛盾,朝鲜王朝采取了交替工作、满品致仕的做法,导致算学职官员在致仕后走向不同的发展路径,这为算学职官员与其他人员的交往创造了条件,为其家族之间的往来、算学社会阶层的形成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李朝《昭明文选》接受考述

《朝鲜王朝实录》真实记录了朝鲜王朝自1392年建国至1910年灭亡绵延五百年的史实,是研究朝鲜与东亚各国历史及关系的基础资料。昭明太子萧统主编的《文选》传入古代朝鲜半岛后,引起了朝鲜文臣们的高度重视,他们大力推荐《文选》,一度欲将《文选》引入李朝的科举考试科目,这些在《实录》中都有体现。《文选》对李朝时期的政治、外交、文化等方面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从《朝鲜王朝实录》所见资料可以窥见《文选》在朝鲜李朝时期的重要地位和价值。

文庙祭礼变动与16至18世纪中朝关系的演进——以朝鲜王朝启圣祠为中心

朝鲜肃宗二十七年仿照明朝礼制在本国文庙内建成启圣祠,主祀孔父叔梁纥,这是自14世纪末在王京汉阳建成文庙后,朝鲜仅有的一次仿效中国礼制增添文庙祭祀建筑。由此反映出,明清鼎革之后,明朝礼制依然保有对朝鲜的主导性影响。与之形成对比,清朝在雍正年间改启圣祠为崇圣祠,朝鲜则始终保持启圣祠之称不改。此时中朝宗藩关系依然强固,但是朝鲜启圣祠与清朝崇圣祠的平行存在,透露出朝鲜礼仪文化一定程度的自主性,体现明清两代中朝关系中的一些差异性。这是观察16至18世纪中朝关系的整体演进趋向时应该注意的一条线索。

朝鲜王朝古地图中的湖南与朝鲜人的湖南意象

朝鲜王朝古地图与文人诗歌体现了朝鲜人的湖南空间认知形态与他们心目中的湖南意象的特殊性。近代以前,湖南与朝鲜几乎没有直接交流,湖南却成为许多朝鲜文学作品中的空间背景。朝鲜人并没有强烈的湖南概念,取而代之的是“湖广”“楚”“荆州”等概念。湖南的山水博得了朝鲜人的赞赏,与其相比,一些人文环境的评价却相对不高。这些现象产生原因主要来自朝鲜特有的儒学价值观,及由此形成的朝鲜中华主义政治态度与景观评价标准。

韩国尊崇儒学探析

韩国在东亚儒教文化圈中堪称是最忠实于儒家文化的国家。中国儒学传到韩国以后,在与韩国本土文化的融合过程中,发生了许多变化,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韩国儒学。韩国已经成为世界上公认的"儒学样板国家",践行儒家文化最好的国度。韩国对儒学的尊崇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1.韩国在李氏朝鲜王朝时期定儒教为国教;2.韩国是个尊孔的国家;3.韩国有全世界唯一的儒教大学——成均馆大学。

《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的绘制与李朝太宗登基和迁都事件

在古代东方,一国总图乃至世界全图的绘制,不仅仅是绘制者的个人行为,它与主持绘制地图的人的身份与地位有密切关系,也与当时国家的政治背景和社会需求有密切关系。《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的绘制不仅仅是绘制者李荟的个人行为,它直接反映了主持绘制此图的朝鲜李朝重臣金士衡和李茂的政治意图,即为太宗李芳远建立新政权而献礼并为李朝迁都和沿袭与完善道制而提供历史与理论依据。

江户时代日朝间的漂流、遣返及沟通交流

从17世纪初延续到17世纪80年代的明清鼎革导致的剧烈动荡平息后,东亚地区形成了稳定的地区秩序。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中国(清)、朝鲜、日本及琉球之间漂流民的互相无偿遣返制度才得以在东亚地区成立并推行。与此同时,漂流民遣返的制度化也有助于东亚地区的秩序稳定和沟通交流。但由于日朝两国存在语言障碍及配置翻译的地区有限,加之双方汉文水平的差异。因此,在到达配置外语翻译的地点之前,特别是在漂着地,双方要进行顺畅的交流也并非易事。因此漂流民和漂着地的人们的互相关系大多仅限于观察与被观察的关系。而当双方都具备汉文运用能力时,可以进行笔谈及诗文赠答等"直接"的交流,这比观察与被观察的关系更深一步。此外,翻译不仅可以自己比较自由地进行交流,还充当着日朝双方相互交流的媒介。但由于其能力存在个人差异,且在具体场景的应对方面,交流的质量也会产生差异。特别是据朝鲜通信使使行录的记叙,笔谈比翻译更能详细沟通。由此可见笔谈不仅是在诗文赠答时,在政治谈判和事务联络的场合也发挥着作用。

洪武时期朝鲜交通明藩王述略

1392年,李成桂废高丽幼主,自立为王,建立朝鲜王朝。随之朝鲜使臣来华,频繁接触与之接壤或邻近的明朝辽、宁、燕、齐诸王,打探辽东及明廷情报,以达到政治、军事目的。这种交往有违“人臣无私交”的儒家礼制原则,也加重了明太祖对朝鲜的猜疑与不满。永乐年间,因为李芳远为王子时曾在北京拜见过燕王朱棣,两国关系终于得以正常发展。

《夙兴夜寐箴》在朝鲜王朝的演变与影响

《夙兴夜寐箴》是宋代陈柏撰写的关于读书、治学和修身养性之箴言,元、明、清时期,被视作学规或养生之方。该书在朝鲜王朝时期传入朝鲜半岛后,受到性理学者卢守慎、李滉和李珥的推崇,他们以不同方式将其作为修“圣学”的重要实践方法。英祖时期,《夙兴夜寐箴》被用于经筵和世子教育,英祖君臣借此阐明修身、相处之道。与元、明、清不同,此书在朝鲜王朝经历了从“箴言”到修“圣学”之方的转变,既与儒家文化在朝鲜王朝的重要影响有关,也与朝鲜王朝独特的政治、文化有关。

春节在韩国的历史变迁与现代传承

针对传统节日春节在韩国的变迁与传承,着重分析了其在朝鲜王朝时期的繁荣发展、“二重过岁”现象、日据时期的文化危机、战后重建期的政策压制,以及现代社会的传承与复兴。春节在朝鲜半岛乃至今日韩国,历经千年积淀,形成了独特的文化体系。朝鲜王朝时期,儒家思想主导了社会文化,春节成为祭祀祖先和尊重长辈的重要节日,形成了丰富的礼仪体系与文化习俗,获得了极大的发展。然而,近代以来的外部侵扰与政府政策调整削弱了春节的文化内涵,使其一度面临存亡危机。进入二十一世纪,随着韩国经济文化的复兴,春节传统逐渐恢复并融入现代生活,但也面临着适应新时代要求的传承与创新挑战。

《资治通鉴节要续编》在朝鲜王朝的传播与影响

近世中朝史学交流中,明代编年体史书《资治通鉴节要续编》的地位尤殊。该书旨在宣明尊华攘夷的正统史观,并以"节要"的形式续作《资治通鉴》所载史事之后的宋元历史,可谓宋代义理史学在明代的重要表现。《资治通鉴节要续编》自明中期传入李朝朝鲜,历经多次翻印,流传甚广。它在朝鲜王朝逐渐与《史记》、《资治通鉴》及《通鉴纲目》相比肩,成为朝鲜君臣及一般读书人掌握宋元历史的主要渠道,乃至学习中国历史文化的优先读本。书中倡导华夷之辨的正统观念及对宋元史事的评论意见,更对朝鲜人士的史观、史论有深入影响。

朝鲜对明朝靖难之役的侦知、态度与应对

靖难之役期间,朝鲜主要通过辽东逃来军民、赴明使团和本国探谍人员来收集明朝的情报信息。面对靖难之役,朝鲜士大夫在价值评判上秉持“尊建文贬燕王”的态度,这既是儒教性理学的道德要求,亦是朝鲜维护自身正统性并融入明朝封贡秩序的现实需要。但在政策应对上,朝鲜君臣优先维护本国利益,道德臧否反为次要,对明政策日益展现出“识时通变”的现实主义特质。价值评判与政策应对之歧异表明,在朝鲜王朝初期性理思想开始占据主导,事大意识与本国意识既调和又纠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