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相弼《东槎录》所展现的朝日情状

朝鲜通信使又称通信使、遣日韩使、遣日使,是1607年至1811年时李氏朝鲜派往日本江户幕府的使节。从1392年开始,朝鲜宫廷就派遣使者前往日本。从1607年至1811年间,朝鲜共派有12个通信使团前往日本。柳相弼的《东槎录》便是对1811年最后一次使行的记录。从中可以发见诸多朝日情状,如朝鲜方面吏治腐败,朝鲜通信使行路的艰险,日本的房屋建筑、山水景观、居民装束衣着、民风民俗、节日庆祝、饮食音乐等地物风俗。此记录也展现了朝日的交好,朝鲜通信使对日本文化的态度和自豪感等。对于深入了解当时朝日历史人文景观具有重要意义。

江户时代日朝间的漂流、遣返及沟通交流

从17世纪初延续到17世纪80年代的明清鼎革导致的剧烈动荡平息后,东亚地区形成了稳定的地区秩序。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中国(清)、朝鲜、日本及琉球之间漂流民的互相无偿遣返制度才得以在东亚地区成立并推行。与此同时,漂流民遣返的制度化也有助于东亚地区的秩序稳定和沟通交流。但由于日朝两国存在语言障碍及配置翻译的地区有限,加之双方汉文水平的差异。因此,在到达配置外语翻译的地点之前,特别是在漂着地,双方要进行顺畅的交流也并非易事。因此漂流民和漂着地的人们的互相关系大多仅限于观察与被观察的关系。而当双方都具备汉文运用能力时,可以进行笔谈及诗文赠答等"直接"的交流,这比观察与被观察的关系更深一步。此外,翻译不仅可以自己比较自由地进行交流,还充当着日朝双方相互交流的媒介。但由于其能力存在个人差异,且在具体场景的应对方面,交流的质量也会产生差异。特别是据朝鲜通信使使行录的记叙,笔谈比翻译更能详细沟通。由此可见笔谈不仅是在诗文赠答时,在政治谈判和事务联络的场合也发挥着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