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家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述论

皇家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是近代外侨在上海建立的一个重要文化机构 ,95年里 ,它对中国的自然和社会进行了广泛调查与深入研究 ,以其独有的模式在中西文化交流过程中做出了突出贡献。

伟烈亚力与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图书馆

简要介绍了伟烈亚力的生平以及他在华创办的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图书馆,该图书馆作为当时中国境内最好的东方学图书馆在中国近代图书馆事业的变革中作出了突出贡献,它带来了新型的管理方法,同时它是中国最早使用目录卡片的图书馆,在中国图书馆事业中具有重要地位。

访书旧事——兼谈近代三个侵华文化机构藏书的流散

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自成立以来,积极开展全国范围内的访书工作。以三则访书旧事为线索,回顾中科院图书馆采访组工作人员对馆藏历史文献的争取过程,从中学习图书馆前辈争取与建设特色馆藏的经验。同时,梳理访书过程中涉及的满铁调查部资料室、英国皇家协会北中国支会图书馆、上海东亚同文书院等三个侵华文化机构的藏书情况、藏书价值及现状。

上海徐家汇自然博物院创建年代辨误

长期以来，学界一直以为近代中国最早诞生的一座博物馆是法国传教士韩伯禄神父于1868年创办的上海徐家汇自然博物院。本文通过相关文献资料的举证与分析，否定了这一观点。韩伯禄1868年到达上海后，并未立即着手创办徐家汇自然博物院，博物院的真正创办始于1872年8月。由于徐家汇自然博物院第二任院长柏永年的观点对社会产生的误导，致使“韩伯禄1868年创办徐家汇自然博物院”之说在国内流传甚广并一直延续至今。虽然徐家汇自然博物院专用院舍于1883年5月才建成使用，但有资料证实博物院的动植物标本至迟在1878年已对外展出。即便如此，可能英国皇家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下简称亚文会）上海博物院的建立与开放都早于上海徐家汇自然博物院。

1868年亚洲文会黄河科考:“中国之患”形象的确立

1868年由上海亚洲文会开展的黄河新河道科考活动,系1855年铜瓦厢决堤后西方人士对黄河新河道进行的首次全面科考活动。爱莲斯因领导此次科考被英国皇家地理学会授予金奖,反映了科考的意义和价值。这次科考不仅回答了当时英美国家对黄河决堤的种种疑问,而且确立了一个近代西方人眼中的负面黄河形象——"中国之患"。这次科考还有助于我们重新理解1855年黄河在铜瓦厢的决堤改道。

1827—1923年《皇家亚洲学会会刊》中的汉学与东方学研究

英国汉学和东方学密不可分,研究英国汉学须在东方学的视野下,从纵横两方面探讨。19世纪20年代至20世纪初,皇家亚洲学会是英国东方学研究中心,也是欧洲汉学家、东方学家的交流平台。本文以1827—1923年间的《皇家亚洲学会会刊》为中心,考察英国汉学与东方学的关系。《会刊》的汉学研究与东方学研究共时发展、相互影响,英国汉学研究具有帝国主义、文化殖民主义倾向。《会刊》的汉学研究是被人为缩小的中国学。英国汉学的发展离不开东方学背景,汉学研究也具有东方学价值。中国文献的发现和汉学研究成果促进了东方学的跨越式发展,推动了东方的整体建构和东方性的提炼。

从皇家亚洲学会东方考古、文献研究看丝绸之路的“受阻”、“重建”与“复兴”

15世纪末,陆上、海上丝绸之路分别被土耳其人和阿拉伯人垄断,为了寻找新的东西方贸易通道,世界开始进入大航海时代,殖民主义也随之产生。西方诞生了东方学,对东方大部分地区进行研究、调查,影响深远。皇家亚洲学会是英国最为重要的东方学研究中心,长期以来,它推动了东方考古、手稿文献研究,为东方学建构提供了重要基础。随着英国东方学的发展,皇家亚洲学会的各项研究都指向了以中国为重心的丝绸之路。丝路研究的兴起,使零碎分散的东方考古与文献研究从点、线、面走向立体,构建起了较为完整的东方学研究体系。中国学者似应有甄别地吸收国内外东方学研究成果,积极推动以丝路为视域、以中国为重心的东方学研究。

两百年《皇家亚洲学会会刊》的东南亚研究及其东方学视野

英国的东南亚研究是在殖民主义和东方学兴起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两百年来,皇家亚洲学会对英国的东南亚研究影响甚大,《皇家亚洲学会会刊》刊发了众多的东南亚研究成果。虽然这些成果未被统一划分在东南亚研究之下,而是分别列在缅甸、暹罗、马来半岛和中南半岛研究项下,但这种划分有重叠和溢出,显示了东南亚研究天然具有的区域性特质。这些成果不仅研究东南亚在民族、宗教、语言、艺术等方面独特的历史,更揭示了东南亚与印度、中亚、中国、日本等的关系,具有东方学视野。对英国的东南亚研究予以关注,可以为我国的东南亚研究乃至东方学体系建构提供某种意义上的参考比照。

西亚考古与亚述学的诞生——以1827—1923年间《皇家亚洲学会会刊》为中心

西亚考古研究是《皇家亚洲学会会刊》的研究亮点之一,尤其是对亚述、巴比伦的研究,推动了亚述学的诞生,使皇家亚洲学会迎来了一次发展高峰。《会刊》的亚述学研究引领了两河流域文明发现的进程,展现了亚述学的历史和轮廓,包括:楔形文字破译对亚述历史文化的呈现,楔形文字研究对两河流域文明的发现,以及两河流域文明研究对东方文明史的建构。整体看来,西亚考古是在文字破译、文物研究中展现西亚文明发展的进程。《会刊》的西亚考古研究和文字学、语言学、民族学、历史学等结合在一起,相互推动。更重要的是,西亚考古研究者善于大胆假设,在西亚、中亚、东亚,甚至东西方之间建立联系性,试图建构东、西方文明进化的历程。

中国香港《亚洲文会中国支会会报》的文学译介(1847—1859)研究

中国香港早期的皇家亚洲文会中国支会及其会报罕为人知,却是在华英国汉学最早的学术尝试。该支会由当时殖民地政府赞助发起,且由中国香港总督充任会长,发起于第二任港督兼汉学家德庇时的支持,衰落于第四任港督翻译家包令的离任。该支会会报折射出英国汉学首次在华殖民地的建制性探索,其中文学翻译更是体现英国汉学切合现实需求的实用主义传统。三位译者的殖民地官员身份势必影响其翻译动机与译介策略。首席裁判司奚礼尔对《大学》的文学性重译,侧重于社会管治的文化挪用策略;商务总监汉文正使麦华陀以知识考古的策略,翻译古埃及墓葬瓷瓶铭文上的汉文诗句,参与当时汉学界对此话题的讨论;中国香港总督包令采用自由主义的多元策略英译林则徐的流戍诗,以诗史结合的方式向英国人全面介绍这位伟大的中国政治家与文学家,力求以文学翻译达到文化沟通,纠正英国人对中国的民族偏见。考察该会报所涉三个文学翻译案例,可知作为当时殖民精英的译者不但意在服务殖民管治、参与汉学对话与帝国情报,而且客观上也推动中国香港殖民地汉学进入亚洲文会的帝国学术网络。由此,会报刊载文学译介这种知识生产的制度化,配合殖民精英的翻译策略与汉学追求,衍生出对中国文学传播的历史性理解。

皇家亚洲学会所藏中国古典小说及其书目研究

皇家亚洲学会是西方最早的汉学研究机构之一,汉籍典藏丰富。其所藏中国古典小说不仅数量可观,而且多康雍乾嘉时期的刻本或稀见版本,与国内现存版本可互为参照。皇家亚洲学会汉籍目录的编纂和修订,则反映了19世纪欧洲文学体系对中国古典文学的框范,体现了中西文学观念的差异,具有学术史的研究价值,是考察中国近代文学观念转变的一个重要维度。

半殖民地博物馆与半殖民地形象:以亚洲文会博物馆为中心

对于那些完全被殖民的国家或地区而言,其境内的殖民地博物馆展示的是当地的落后与野蛮,凸显西方的优越与先进。但对于中国这样历史文化悠久的半殖民地而言,博物馆内的中国博物学信息则改变了殖民者审视东方的倾向。亚洲文会博物馆虽然也会表现出西方的优越感,但是更多情况下所展示的还是中国的正面形象,因为标本的多样性及其所蕴含的文化艺术信息,改变了西人的对华认识。

史禄国与近代中国学界再考察——以史禄国在华学术交往活动为中心

史禄国(1887-1939),英文名作Sergei Mikhailovich Shirokogoroff,俄国著名人类学家,他自1922年底起流亡至中国,此后在中国开展了丰富的学术活动。史禄国首先在上海度过其落难中国的转型期,在皇家亚洲学会北华分会的帮助下继续从事研究。后史禄国辗转于厦门大学、广州中山大学、北平清华大学等高校,与各类中国学人多有接触,逐渐深入中国学界并产生了微妙影响,后更以中国人类学界巨擘费孝通之老师而知名。对史禄国其处境、其学术交往活动进行考察则有助于观察华外国学人、舶来的新学科人类学在当时中国的境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