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中书制诰“新体”“旧体”之辨

采用实证分析的统计方法,通过抽样统计发现,中书制诰部分标记为“新体”的骈文度明显高于标记为“旧体”的,而“新体”的骈文度又与翰林制诏部分的骈文度基本相同。白居易担任翰林学士在前、中书舍人在后,中书制诰部分“旧体”很明显草拟于元稹提出制诰改革之后,是一种经过改革后的散体,“新体”则属于传统的骈体制诰。

动物意象批评在类书中的生成与传承——以《艺文类聚》子目“雁”为例

《艺文类聚》卷九十一“鸟部中”子目“雁”运用意象批评的方法,辑录各种文献和诗、赋作品,展现了雁意象在先唐时期的生成与传承,反映了《艺文类聚》编者的动物意象批评观念。诗歌中的雁意象最早出现在《诗经》,主要是用作比、兴手法;从汉末开始,雁意象用来表达思乡恋土的情感,这与雁的候鸟特点有关;三国至南朝,雁意象又有孤独寂寞、旅途凶险、追慕舒适生活、热衷功名等多种象征意蕴。赋中的雁意象则被赋予伦理秩序、避世隐居的意蕴。以《艺文类聚》为切入点,考察意象批评在先唐时期的流变,这是一个为古今研究者所忽略的角度。《艺文类聚》所运用的意象批评方法是隐性的、潜在的,在选与不选、选此还是选彼的选编操作中,体现着意象批评的意蕴。

李光地的“慎独”说

“慎独”是儒家心性修养工夫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朱子以“存诚”“谨几”为核心,对“戒慎恐惧”与“慎独”两个概念进行了系统阐发,并对两者的动静性质作了界定。王阳明、湛若水等明代心学家则以“独知”“独体”为核心对“戒慎恐惧”“慎独”进行统摄,使之呈现出一个不断内化的演变历程。在去本体化思潮蔚然成风的清代初叶,李光地兼采朱子、阳明、蕺山之说,对“慎独”进行创造性诠释,他高度评价了朱子将“戒慎恐惧”“慎独”二分的思路,却又汲取晚明儒者之论,将“意”释为“心之所主”,将“慎独”与“诚意”释为同义。这一诠释思路使李光地的“慎独”说尊朱而不述朱,在新旧学风交替的清初具有独特的思想史意义。

《仪礼》“以履为屦”说辨正——由于语料讹误导致的例证失效

文章综合运用语言学、校勘学、文献学的方法,考察和辨析了阮刻本《仪礼注疏·士冠礼》之“繐履”实为“繐屦”之误,《仪礼》无“以履为屦”的现象。这一个案表明,常用词由于字面普通,其发生讹误或窜改的情况极具隐蔽性。因此,从事汉语史研究时,应特别注意避免由于语料讹误导致例证失效的情况。

白居易《李[曾羽]虞部郎中制》写作年代考

白居易《李[曾羽]虞部郎中制》目前有元和二年至六年翰林制诰和长庆元年中书制诰两种观点。制文收入白集翰林制诰中,中书制诰说显然难以成立。依据新出土《李[曾羽]夫人韦氏墓志》《李[曾羽]玄堂记》等七方石刻文献,印证传世史料,可知李[曾羽]元和八年春由金州刺史入为虞部郎中,制文内容基本属实,制文即作于此时。此制并非存疑之作,而当为白居易出翰林院后的拟制。

论谢灵运诗的早期流传与形塑

谢灵运诗歌在齐梁时期就有“谢灵运体”之称,齐梁人认为“谢灵运体”锻炼工丽而章法结构存在不足,但认为不足的评价在后代诗论中逐渐式微,甚至其结构反受到推重。《文选》和《艺文类聚》依靠去取篇目和删削诗句两个主要手段,客观上强调谢灵运诗歌中的山水成分。谢灵运诗歌原本存在丰富的流传途径,通过以《艺文类聚》为代表的总集、类书等大型文献,不仅可以研究谢灵运诗歌如何被形塑,也可以窥见其流传和接受的历史。

唐代采诗制度及其与元白新乐府创作的关系

唐代存在太常卿采诗和风俗使采诗两种形式的采诗活动,盛唐和中晚唐可能也存在太常卿采诗制度,唐无采诗之说不确。元白创作新乐府,其直接背景即是初唐既已存在的采诗制度,白居易希望在中唐恢复采诗制度,以使其新乐府在流传到民间后为朝廷所采集,从而起到讽谏的作用。但元白新乐府最终未曾入乐。

白居易《井底引银瓶》诗主旨新解——以《周易·井卦》为坐标

诗歌中用以起兴之物或事不仅可引出他物或事,而且还有讽喻、象征的意义,对我们理解诗歌内容的构建、主旨的表达和情感的抒发起到恰如坐标一样的导向与辐射作用。白居易的《井底引银瓶》诗实际是用《周易.井卦》来起兴的。他将"讽喻王不明,贤人修己全洁而不见用,怀才不遇,而心中恻怆"这一主旨,通过该诗的"爱情悲剧",导向和辐射到当时的政治现实。他极有可能是通过该诗来讽喻皇帝,反映其对永贞革新的态度,并对因革新而遭打击的官员表示深深的同情。

感伤体验的诗化表达——论白居易《长恨歌》的情感指归

情绪心理学认为,感伤本质上是一种心境,是客观事物不能满足主体需要时的一种负面的主观体验,表现为一种弥散而持久的忧伤与无奈。《长恨歌》是希代之事与出世之才、多情之人在中唐的遇合,它熔铸了诗人深刻的人生体验和时代的感伤情调,弥漫着对悲剧命运忧伤无奈的感伤气息。通过臣妾意识和死亡意识的抒写,诗人将这种世俗情感升华为审美情感,从而完成了感伤体验的诗化表达。

论白居易中隐的特质、渊源及其影响

中隐是中国传统隐逸观念的重大转折,是大、小隐之间的折衷与调和,它的出现有其历史必然性。它是道统与政统的矛盾纠葛在中唐社会政治文化作用下的独特产物。中隐随着白居易仕宦生涯的黜陟而日渐显豁,它以闲散官、地方官为隐,就其本质来说也是一种吏隐。白居易中隐的处世法则与生活哲学对后世文人特别是宋人的出处进退产生了深远影响。

略论白居易的家园意识

本文通过对白居易家园意识的分析 ,解析白居易在一生中不同时期的精神世界和一以贯之的价值理念 ,并由若干具象物看其精神寄托 ,论述其思想和行为的文化含义。

也谈白居易的思想创作分期问题

白居易的思想创作分期问题一直是学术界探讨的焦点之一。白居易对退隐、“独善”问题的思考贯穿其整个人生历程。他虽有意针对不同的政治形势而采取不同的人生态度 ,但其“兼济”之志又始终存于胸中 ,并没有在遭到江州之贬的打击或是长庆二年自请外任以后就此减退。白居易身上所表现出来的这种矛盾统一 ,在中国古代士大夫阶层中具有极为典型的意义 ,宋代的士人即对此有着深刻的认同感。故此 ,对白居易的思想创作实不宜作截然性的分期。

白居易《长恨歌》的层次结构划分综论

《长恨歌》是白居易感伤诗的代表作之一,其主题有讽谕说、爱情说、风情说、又有爱情与讽谕双重主题说等多种。其层次结构的划分也是多种多样,其中有两部分说、三部分说、四部分说、五部分说、两部分九段说等,并且每说之内也多有起始句上的异同,此乃"诗无达诂"之谓也。清代《唐宋诗醇》所提出的四部分说,历史最为悠久,也为现当代许多学者所宗,是较为合理的一种层次结构划分法。

日本高中汉诗教学现状分析

本文从诗体、诗人、内容等视角对日本高中《国语综合》中的汉诗选篇进行了分类统计。并将"诗仙"李白作为个案,发现教材中多选录其"思乡"、"送别"主题的绝句。这不仅在于李白的生平经历推动了该内容诗歌的创作,数量颇多,艺术价值极高;也在于该内容的诗歌符合日本社会的"人情"观。除此之外,还对教材中"二白"地位的变化轨迹进行勾勒,发现李白后来居上的这一现象与日本人的审美变化及中国文学思潮的东渐扶桑有着密切的关联。而在汉诗教学上,日本除了重视朗读、想象这一普遍环节外,还呈现出符合民族个性的特点,即非常注重文史地的结合以及对自然风光的感受,特别是对色彩的解读。通过对教材的研究,既可以窥探当今日本汉文教育的现状和教育理念,又可以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将日本汉文教育研究介绍到中国的同时,希望能给中国国内语文教材资源的开发和古诗教学提供一定的借鉴。

理想与现实:中唐文学家对农业经济的关注——以韩愈、白居易、元稹为例

中唐社会变动时期,许多士大夫提出要进行经济改革,以恢复唐代经济,韩愈、白居易和元稹是其中三位较有代表性的人物。他们都重视农业生产,十分关心农业经济,并且提出了许多解决农业经济贫困的方法和措施。不过由于仕途与思想旨趣各不相同,三人对农民关切的视角并不完全一致。韩愈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特别关注农业经济的贫困;白居易期盼圣人政治的到来,提出的措施过于理想化;以达到贞观、开元之治为目的元稹,对社会的认识比较深入全面,提出了不少切实可行的措施。

从域内走向海外:中国古典诗歌研究的历史使命

中国古典诗歌研究在从微观走向宏观、单一走向多元之后 ,有必要从域内走向海外 ,将衍生与演变于汉字文化圈的海外汉诗纳入研究的范畴。这样 ,不仅可以扩大既有的研究半径 ,在更广阔的范围内对中国古典诗歌进行总体把握和全面观照 ,而且随着这一新的研究畛域的拓展 ,对产生于华夏本土的中国古典诗歌的认知也可以得到进一步的深化。

白居易《新乐府》的“歌辞造型”——兼论其艺术性的评价问题

白居易的《新乐府》有入乐之动机,却无入乐之事实,故本质上属准歌辞。本文提出"歌辞造型"的概念,认为白居易在《新乐府》中十分注重"歌辞造型",并以《七德舞》、《法曲》、《海漫漫》、《天可度》为例进行了分析。后世的许多研究者往往从评"诗"的标准出发,对白居易《新乐府》的艺术性提出一些批评如形式刻板、直白浅俗、冗长繁复、不合规范等,其实如果从歌辞的角度来看这些恰恰是其佳处。

从元稹、白居易艳诗看中唐诗歌的写实倾向

通过文献考证并结合诗文作品,分析中唐诗人元稹、白居易诗集中的大量艳诗,意在探索文学创作与作家生活、审美观念、时代风气等方面的关系,研究文学发展的内在规律,并作为当今文学之借鉴。分析认为,元稹、白居易的艳诗或铺陈情爱细节,或对歌妓戏谑调笑,或表现悲欢离合的艳情感受,多与其艳情及狎妓经历相关。这反映出中唐诗歌强烈的主体化倾向和写实色彩,同时这种主体化倾向、写实色彩与其诗歌观念有着密切的关系。

长庆前后韩愈与白居易交游探微

韩愈与白居易的交游酬和集中出现在长庆二年,是两人关系缓和的结果。这种缓和与元和末年以来两人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的意见一致有关。考虑到韩愈与李绅、元稹的矛盾,白居易回避了这种缓和趋向。

郑珍为诗取径的主次分轨

郑珍为诗,要在学韩,本于叙议,出于学问。兹论分轨所由,多自学韩而出,及其所之,则上下唐宋。以宋人学韩,故郑珍学宋,盖亦学韩一路,得于宋人句法、苏黄驰骋才学及宋诗机趣。韩从杜出,故郑诗学韩,与学杜无悖,多在即事、叙述及诗语祖述。郑诗略近孟诗者,固以遭际相似,而有情感认同,不似孟郊刻厉;似乐天、太白,则以学韩叙议,造语至于敷衍散漫;似李贺,则以郑诗奇气在焉,而用语固有取用;小诗有似王维者,悉写乡居生活、片时风景、一时感受,拟之贴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