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人文视域中的元代江韵诗研究

在对《全元诗》进行全面统计分析之后,可以发现《全元诗》中共有207位诗人创作的456首江韵诗。通过对韵脚分布、出韵情况、韵脚组合、次韵分韵、诗风与用韵关系等方面的考察,会发现元代江韵诗的情况与唐宋两代相似,也存在核心韵脚、常见韵脚组合等现象。这同样使元代的江韵诗风以平易为主,同时也有篇幅长、用韵僻、构思奇的奇崛之作。明清两代的江韵诗中,应当也有核心韵脚与常见韵脚组合的情况。到了清代,逞才之风发展到极致,三江全韵诗大量涌现。

腧穴歌诀记忆法在经络腧穴学教学的应用——以胃经为例

经络腧穴学是针灸推拿学专业的基础课和主干课。经络腧穴学中的腧穴数量繁多,一直以来都占据课堂教学的大部分时间,也是学生学习记忆的难点。针灸歌赋借用文学体例形式,融合针灸学内容,是针灸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学习针灸和经络腧穴的重要载体之一。时过境迁,古代腧穴歌诀难以契合现代经络腧穴学教学要求。文章在现代经络腧穴学教学大纲指导下,结合古代腧穴歌诀,拟定一套覆盖十四经的腧穴歌诀。以胃经腧穴歌诀为例,阐述其在课堂教学中的具体应用,从而提高腧穴教学的近期与远期效果。

论吕坤《交泰韵》的反切特征及其音韵学价值

《交泰韵》的上去声反切上字,有的是入声字,有的是阴声韵字。《交泰韵》上去声反切上字的选择标准在于要与韵组入声字的介音、主要元音相同。借由这个规则可以发现,《交泰韵》与歌韵字相关的两类特殊音读,即模韵的庄组字又读为歌韵;歌韵的精组、端组字有开合两读。将《交泰韵》与相关韵书、今方言语音材料进行比较,既可说明这两个音读的来源,也可进一步确定《交泰韵》的音韵学价值。

毛先舒的《南曲正韵》和曲韵论

《南曲正韵》是一部南曲专用韵谱。由于毛先舒认为四声韵系是语音之“正音”,而《洪武正韵》是四声韵系的韵谱,因此,他将《洪武正韵》作为设置韵部和收列韵字的主要依据,《南曲正韵》的二十二个韵部便是据《洪武正韵》设置的。他认为,曲韵的“正音”不能以地域来确定,应根据语音本身的自然规律来确定,若是以地域而定“正音”,那东、西、南、北,皆是土音,不是“正音”,只有融合了各地的土音,在此基础上制定的韵,才是“正音”。由于南曲采用了四声韵系为标准语音,故南曲不同于北曲,四声齐备,有入声字。南曲的入派三声,是南曲自身演唱作腔的需要,以与缠绵婉转的旋律相合。

敦煌莫高窟佛教本生故事壁画中的形意韵美学研究

佛教作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与美学的关系是不可割离的。佛教本生故事源起古老的印度,宣扬释迦牟尼历经若干世的善行而最终修成正果的事迹,是敦煌石窟中最丰富最具美学气息的壁画作品。在敦煌佛教本生故事壁画中,用线条、形状、姿态等事物外在的“形”表达佛教的精进修行;用色彩和构图融合情感、理念、价值观等事物内涵和精神的“意”表达佛教的信仰和戒律;用虚实、意境和空间融合节奏、韵律、声音、气息等事物的“韵”表达佛教无常性等思想,最终达到形态美、内涵思想与韵律风格三者和谐统一的美学。

八十年来盛唐诗文用韵研究述评

从20世纪40年代至今,80年来的盛唐诗文用韵研究可分为草创、蓬勃发展、转型创新三个阶段。本文意在从个案、分体裁、分区域、断代、方法等5个方面,分析归纳盛唐诗文用韵取得的成绩与存在的不足,为进一步拓展盛唐诗文用韵研究提供参考。

敦煌词《山花子》词调归属献疑——兼论词调归属判断的若干原则

《山花子》(去年今日长相对)为敦煌词中不可多得之作。70多年来,有关敦煌词《山花子》词调归属的处理,可分为三派,其中任中敏认为敦煌词《山花子》与传统《浣溪沙》不同,并提出四点依据,此后,因循者甚多,为目前学界的主流观点。总的来看,任先生所析理由,看似言之有据,实则多难成立。大抵而言,同一词调而兼叶平、仄韵,本唐宋词调固有之现象,传世《浣溪沙》即有之;同一词调既有平、仄韵两体,所用平仄句式必多相异,且传世《浣溪沙》也有上下片格律完全相同者,不独敦煌词《山花子》为然。《教坊记》并载《山花子》《浣溪沙》二名,依此书体例来看,不无异名同调之嫌疑,即非如此,《教坊记》与敦煌词所署《山花子》也有同名异调之可能。以上论断,不仅适用于敦煌《山花子》词调归属的判断,对于古今众多词调的调属鉴别也能成立。

《诗经·关雎》英译中音韵美学的比较研究

许渊冲提出的“音美”原则是检视我国古典诗歌英译中音韵忠实度的重要标准。本研究借助Praat软件比较分析了《关雎》三个译本(许渊冲、Legge、Pound)与原文在节奏、声音和韵式方面的音韵差异。量化统计分析结果表明:在节奏方面,三个译本音节、字数、平仄规律还原了诗歌的音乐节奏;在声音方面,许渊冲译本和Legge译本的元、辅音比例以及超音段特征(音高、音强和音长)与原文拟合度较高;此外,三个译本均通过大量的头韵、谐元音和谐辅音还原了原诗叠词和双声产生的音乐美感。通过译本的比较尝试基于数字技术的量化分析方法,探究中国诗歌英译过程中“音美”的构建,拓展诗歌的研究方法。

李氏朝鲜文人宋翼弼次韵李白诗歌探析

次韵是一种特殊的接受方式,李氏朝鲜著名文人宋翼弼《龟峰集》录有次韵李白诗歌8题13首。这13首诗特点突出,表现为对李白原诗主题的继承与翻新,对清静避世思想的接受,对家国情怀的接受,其背后是他对李白诗歌自觉的学习和与李白相似的人生遭遇。通过对李白诗歌的次韵,宋翼弼完成了对李白诗歌经典作品的选择,并成为李白诗歌在李氏朝鲜传播的重要一环。

朝鲜王朝时期文人李敬舆次韵李白诗歌探析

李白对中国后世诗歌产生影响的同时,也影响了不少朝鲜时期的文人,李敬舆就是其中的一位代表。李敬舆今存的40首五言古诗中,有14首是次韵李白的诗歌。这些诗歌从题材内容和思想意涵上均受到了李白原诗的影响,但同时又具有“学李而不囿于李”的特点。本文将以这14首次韵诗为出发点,采用文本细读的方式,探究李敬舆次韵李白诗歌的特点及原因。

论苏轼润州诗与乾隆南巡镇江唱和苏轼诗

乾隆六次南巡都曾在镇江停留,每次都留下与苏轼有关的诗词。从乾隆唱和苏轼润州诗可以看出,乾隆对苏轼以及苏轼诗歌的了解与推崇,就此可一窥苏轼在清代的巨大影响。研究苏轼润州诗与乾隆唱和苏轼诗的相互关系,可进一步拓展苏轼研究,对促进镇江历史文化名城建设也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明代纳西族木氏土司文学家族诗歌用韵研究——以《明代纳西族木氏土司文学家族诗集》为例

云南诸土官,知诗书,好礼守义,以丽江木氏为首。以木公为中心的明代丽江木氏土司文学家族的著述是木氏家族精神和文化的集萃,他们的诗歌深深烙印着独具特色的民族史与多样的民族文化,具有较为鲜明的地方民族特点,其诗歌用韵中少数民族文化与汉文化交往融合痕迹较为突出。

基于唐宋诗词语义解析的蜀地诗意场景营建探究——以天府会都岛为例

针对蜀韵景观营造理论诗意意象缺失的问题,以及蜀韵景观与诗意人居建设相悖的情况,蜀韵人文景观空间在城市化快速推进下,面临表面化、符号化、单一化趋势。通过构建蜀韵诗意空间的景观营造体系,创新提出蜀韵诗意景观的场景表达及诗词特色场景表达路径,促进蜀韵诗意景观空间的文脉传承营建运用,旨在保护与传承园林蜀韵空间的文化遗产,同时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提炼解读蜀韵诗歌文化,实现公园城市建设中的蜀韵园林表达,满足多元需求,塑造蜀韵诗意景观独特特征,重塑一条“入蜀之路”脉络,串联起“蜀地山水人文之韵”的锦绣文化图景。借助文本挖掘分析软件Rost CM6,采用量化研究方法,对300首描写蜀地区域不同历史时期山水人文景观的诗词文本进行SPASSAU分析平台词频分析,挖掘蜀地区域诗歌意象空间单元,并通过语义网络及词云分析对蜀韵要素意境进行解析。蜀地区域山水人文景观的诗词文本可归纳为蜀山云雾、岷山江汉、日月故人、白云秋风、西山万里、剑阁高标、关山锦绣、渔舟春江8个类簇。总结归纳并传承蜀韵园林诗意空间营造艺术手法:(1)呈现自然园林的真实风貌;(2)展示多维层次的错落有致;(3)构建空间序列的开合得体;(4)运用因地制宜的景观布局;(5)塑造古朴雅致的审美意境。在此基础上,以天府国际会都岛为例,提出蜀韵景观意象空间的场景表达路径:(1)山水互补的空间架构;(2)循路入蜀的空间演绎;(3)蜀风气韵的空间体验;(4)诗意胜概的空间画卷。提出了“特色蜀韵要素诗词文本分析—蜀韵要素景观意向提炼一蜀韵场景表达”的完整研究思路,空间场景以“循路入蜀—流连天府—江河脉动—满园春归—锦城芳菲”为空间序列,塑造场景类型及空间主题,营造一系列空间营造意象,阐述蜀地5大特色:蜀道、蜀水、蜀山、蜀城、蜀园。为各类空间特色景观要素的选择以及其他景观元素的空间融合提供了指引。

基于文旅融合的四川非遗巴渠童谣的数字绘本转化研究

目的以传统四川非遗巴渠童谣为研究对象,探索当地文化旅游资源与巴渠童谣数字绘本进行双向结合的方法和路径,旨在用巴渠童谣数字绘本的视听感受、游戏互动及网络传播等优势对当地文旅资源起到更广泛的推广和宣传作用。方法用文献调查法对“巴渠童谣”的历史文脉、政治和文化意义进行梳理,并以“巴渠”为地域范围,用文献调查法和田野调查法相结合的方式,对当地进行文化旅游相关资源的调查和研究,将巴渠童谣和当地文化旅游资源融合起来,力求构建一套四川非遗巴渠童谣的数字传承和传播的新形式,并以实证案例加以阐释。结果基于上述方法,以巴渠童谣和巴渠地区的文化旅游相关资源为研究主体,对巴渠童谣进行数字化传承和传播的新模式探究,并以理论指导实践,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数字化传承和当地文旅结合的多重传播形式上取得了较好的突破。结论通过对四川非遗巴渠童谣及当地文旅融合的数字转化再设计实践表明,四川非遗巴渠童谣数字绘本能在视觉、听觉、互动传播以及周边衍生品几个方面与地方文旅资源进行有效结合,因此,数字绘本作为一种创新载体,为推进非遗文化的传承与创新、丰富地域文化旅游内涵、扩大地域文旅资源传播,开辟了新的途径和可能性。

从词体声律角度看秦观词作风格

秦观填词受传统词风影响较大,在填词细节方面多有讲究。在择调方面,秦观偏爱唐五代时期词调以及北宋时流行词调,而这些词调大部分为传统婉约词人所喜用;在炼字造句方面,秦观频繁使用平声领字、平声叠词以及五字句、七字句,促成其平和之音;在选韵方面,秦观常用鱼语、尤有等声情缠绵哀婉的韵部,多用平韵而少仄韵等,都强化了秦观词“婉”的风格特点。秦观填词的各个阶段均体现出以婉约词为正统的观念,其用调偏好、声情特点以及用韵习惯也符合其词作清幽冷寂、含蓄哀婉的风格。

“王荆公体”特征新论

王安石晚期作品特别是绝句,在艺术表现和审美风格上最为成熟,以其独特的艺术风貌被称为“王荆公体”。这些作品奠定了宋调的基本特征,又与苏、黄诗有着不同的风貌。当苏、黄等人正将宋调特征推向极致的时候,王诗晚期绝句却在呈现宋调特征的同时表现出向唐诗复归的倾向。“王荆公体”的独特风貌主要表现为精丽圆熟、生新工巧的语言特征,秀丽密集、轻灵明快的意象特征,清新淡远、空灵明净的意境特征,含蓄蕴藉、深婉曲折的风格特征。

守正出新:屈大均古体诗的用韵艺术--兼论《怡怡堂诗韵序》的韵学观

屈大均古体诗用韵艺术具有守正出新的鲜明特色:五言古诗以一韵到底为正体,多用古韵通转是其一大特色;七言古诗以换韵为正体,“三三制”韵式是其一大特色。五七古正体之外,亦有“变体”的创作实验。屈大均另有《怡怡堂诗韵序》一文,系统表达了其韵学观,具有与用韵实践相印证的特殊价值,也有助于展示清代韵学进入诗学的具体路径。

唐五代韵书中的“册子装”

根据内容的区别,以及生产工艺、流传途径、阅读方式等方面的不同,可以将古书分为不同的“层次”(如敦煌文献中“佛经”与“韵书”便属于不同的层次),层次不同,装帧方式的发展变化也有差异。敦煌文献、吐鲁番文献及传世文献中有不少韵书,“唐五代韵书”这一层次内有一种特殊的“册子装”,其发展过程反映了一条从“卷子”到“册子”的特殊演变路径。

林语堂“歌戈鱼虞模”古读研究的贡献及局限

林语堂根据印欧语系的音读演变以及中国古音的阴阳对转情况,提出“歌戈读长ɑ,麻读短ɑ”的观点。他还根据历史语言学原则、古韵部之间的音转关系、梵汉对音的证据,提出“周秦汉魏时,鱼虞模读开o(或合o)”的见解。虽然在论述的过程中还存在不足,但他于研究材料、方法、结论皆有个人创见,为后来学者更深入的探讨提供了理论基础。

雅俗之间:苏轼饮食赋的经典构建

苏轼的饮食赋写作祖述《诗》《骚》,导源于俳辞,将《楚辞》的高洁旨趣与俳辞的幽默诙谐寓于一身,体现了有意变革的文学主张,使赋体完成了由娱神,到娱人,再到娱己的功用。苏轼以全部生命体验投入,在审美取向与情志追求上打破雅与俗的边界,克服内在情志的对立冲突,不再刻意强调赋体书写对象的雅俗性质,而是以平和的心态,以审美的态度书写日常生活。可以说,苏轼对雅俗关系的思考递嬗过程也是逐渐实现自我的人格养成过程。苏轼的饮食赋不是简单的“游戏文字”,而是奠定了一种经典范式,对后世有开创之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