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法院法官激励因素与激励效果的实证研究——以S省部分基层法官为例

员额制改革及其配套措施对法官的激励作用是否发挥到位,事关本轮司法改革的成败。基于经济学理性选择理论的基本假设,我国基层法院法官受到收入、晋升、声誉、考核机制、工作量、福利保障、人身安全保障、工作环境、公平感、个人成就感等激励因素的影响,激励效果体现在是否愿意终身从事法官工作。实证研究得出,基层法官目前的年收入没有产生明显的激励效果,而收入的增幅、公平感和绩效奖金能否反映自身贡献,都有着显著正向激励作用;工作量、加班以及来自错案追究制、审判管理指标、信访等方面的工作压力有着显著的负向激励作用,也是引发离职倾向的最主要原因;晋升的难度、人身安全保障的不足有着显著的负向激励作用;荣誉称号对法官的激励效果并不显著。鉴于此,未来的改革应继续完善薪酬评价体系,扩展晋升渠道,完善考核奖惩机制,提升审判团队效率和职业保障水平。

香港司法制度的形成、演变与改革

20世纪80年代,香港已形成包括最高法院、地方法院、裁判法院和特种法庭在内的不完整的审判体系。在回归前的过渡时期,香港开展司法本地化工作,着手组建终审法院。回归后,香港终审法院的设立和运作标志着完整的审判体系的形成,而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基本法是香港新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香港司法制度进行改革的必要性尚未显现,但法院有的做法需要调整,如法院裁判案件援用域外法时需要限定在基本法授权范围之内。

中院助理到基层法院入额的模式探索与机制优化——以后员额制背景下法官选任多元化为视角

中级法院法官助理到基层法院入额是员额制改革深入推进的一项重要改革探索,有利于打通中基层法院的人员流动通道,满足中级法院助理入额需求与优化基层法院人才供给。从此项改革探索的实际情况看,存在运行率低、入额标准不统一、方法路径有偏差、配套措施不到位等突出问题,原因主要在于改革顶层设计不足、基层法院岗位吸引力低、基层法院法官内心抵触、中级法院态度消极等。有必要从改革设计的逻辑前提、经验借鉴和司法工具论三个层面进行理论解析,为中级法院助理到基层法院入额机制设计提供方法指引。应当关注法院整体利益提升、人力资源配置优化、初任法官养成更优等三个方面的目标,在宏观层面实现改革设计的“指导理念、规范架构和实证范式”三维提升。在中观和微观层面,则应当回归价值本源、完善顶层设计、强化大数据研究,实现中级法院助理锻炼、基层法院入额遴选、基层法院审判保障的三阶段流程再造。同时,保持司法改革相关政策的适度弹性,在实践中丰富改革的内容,实现各项改革措施的协同效应。

司法过程的政治约束——我国基层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运行研究

我国基层法院的审判委员会制度具有缓解矛盾、遏制腐败、提高办案质量、接近案件真相等功能。审判委员会讨论的案件并不都是重大疑难的案件,有一些仅是审判委员会与法官之间的分权性案件,还有一些属于案清简单但处理起来比较棘手的案件。对多数基层法院人员而言,法官只是一种职业,要求所有法官都是法治的殉道者并不现实。审判委员会在讨论决定案件时,面临着一定的政治约束,考量的因素经常是当事人、媒体、上访、社会稳定等问题;实践中,不少超越法律的判案,具有特定的制度逻辑。在讨论审判委员会组织的改革方向时,将其改组为咨询机构的设想,或许具有可行性。

清代基层法官的综合素质及启示——以司法判牍为材料

法官素质高低对于国家法治建设关系重大。清代基层司法判牍中反映了当时法官的政治素质、专业素质和职业道德素质水平。他们之所以形成这些素质,主要受到儒家思想、社会阅历、工作职权三方面的影响。这个研究对于我们今天在司法改革中,如何认识法官综合素质、区分不同类型法官素质差异,并且对我国未来法官素质提高进行预期,提供了重要启示。

四川藏区基层法官队伍建设机制实证研究

对四川藏区基层法官队伍建设问题进行实证研究,并提出有关对策建议,不仅有利于加强四川藏区基层法官队伍建设,也将为我国其他民族地区的司法队伍建设提供参考借鉴,最终推动我国民族地区的法治进程,有效服务于民族地区的脱贫攻坚和社会经济建设工作。研究表明,四川藏区基层法官队伍还存在专业水平不够、职业积极性不高、办案效率不齐、队伍凝聚力不足等问题,故应构建起以培养"爱岗敬业、审判专业、安居乐业"的法官为工作指引,以"线上线下一体化、培训学习体系化、考评考核本土化、薪酬待遇差异化"为工作指南的立体法官队伍建设机制,方能切实推动四川藏区基层法官队伍建设机制的不断完善。

基层法院“案多人少”的界定与应对实践——以人民法院内部优化为视角

"案多人少"现象已经成为制约国家法治发展的瓶颈,其表现具有地域性和集中性。问题的界定,应该以一线法官年均结案150件为标准,其产生的原因包括司法需求快速上升、司法资源配置不合理、司法效率不高。破解"案多人少",增加法官数量和依靠非诉纠纷解决机制的司法设计是局限的,应该从法院内部优化的角度予以考量,进而推行法官员额制度与助理制度,辅之控制不合理的司法需求,加快《强制执行法》的出台,从而使人民法院能够更好应对这一难题。这也有助于提高法院审判质效,维护司法的权威与公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