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孔学关系考论

孔子生活在国家治理由政教一体向世俗政治转变的关键历史节点上,既是六代最后的政教古儒,又是春秋至今最早的政治新儒,故其语录既有政教杂糅的特点,也有世俗政治的倾向。弟子后学选编《论语》,不仅剔除了孔子的大量宗教语录,也未收录他政治研究、历史研究的所有长篇语录,只选取了部分短小零星的政治语录。其目的应是:其一,凸显孔子世俗政治家、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的形象,使孔学完全成为世俗政治学;其二,让通俗易懂、短小易记的《论语》成为孔学的“普及本”,理论性很强的长篇语录成为孔学的“学术本”,二者共同确立孔学作为六代之学、六艺之学的理论总结和后世政教文史哲等学科理论渊薮的历史地位。《论语》选编工作对提升孔子形象和孔学地位的重大贡献,即在于此。

论清代的《大戴礼记》研习——兼谈传统经典与科举

清代是《大戴礼记》研究的高峰期。自戴震、卢文弨等相继校订后,有关它的专书研究和专篇研究佳构迭出。清代学者对《大戴礼记》的经典价值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挖掘,并有了新的认识,普遍认为不仅材料可补载籍之阙,可证传统经典笺疏,而且与早期儒家理念、与"三礼"相表里,尤其《曾子》十篇与《孝经》完全一致,地位远在《大学》《中庸》之上。因此,《大戴礼记》作为儒学经典的地位不容置疑,历代以来将其视为正经附录的做法颇失公允。也正是因此,宋代以来有关《大戴礼记》"列为十四经"的说法,有无史实根据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完全可以而且应该成为"十四经"之一,受到重视和表彰。借助科举这根指挥棒,《大戴礼记》逐渐受到士子的关注,有关它的基础性知识也逐渐得到普及。

《新编汪中集·大戴礼记正误》点校商兑

广陵书社于2005年3月推出的《新编汪中集》,是国家清史工程《文献丛刊》中当代学者整理的一项重要成果。由于礼学典籍较为难读,其中《大戴礼记正误》的点校尚有若干失误,本文就此提出商榷意见,或于国家清史工程有＂一得＂之助。

杨简的《大戴礼记》研究

五代以后,雕版印刷术的推广应用,使藏于中秘、靠抄本有限流传的《大戴礼记》得以普及,对它的研究也掀起了一个小小的高潮。朱熹与杨简可谓代表。与朱熹相比,杨简对《大戴礼记》多持肯定态度。他将《大戴礼记》放到儒家思想特别是心性思想的语境中加以关注,提升了《大戴礼记》的思想意义。杨简的《大戴礼记》研究主要体现在其《先圣大训》中。但《先圣大训》最大的特点不在文字校正、训释,而在以圣言张目,以经典注我。尽管如此,《先圣大训》有关《大戴礼记》的研究对后来者仍有影响,如清代孔广森作《大戴礼记补注》、汪中作《大戴礼记正误》即多有征引。

戴震校库本《大戴礼记》发微

《大戴礼记》一书传世本文字讹误触目皆是。清代学者卢文弨、戴震通力合作对此书展开校勘工作,卢文弨主持刊刻的雅雨堂本《大戴礼记》吸收了戴震的某些校勘成果,但仍然留下较多遗憾。戴震入四库馆,广罗众本,并参校《永乐大典》所收《大戴礼记》,完成库本《大戴礼记》的校勘工作。库本《大戴礼记》的问世,为清代《大戴礼记》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文本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