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刑事诉讼法治现代化的进程与展望

作为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重要维度,刑事诉讼法治在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引领下实现了现代化的理念更新。以人民群众的新期盼为目标,中国刑事诉讼法治在司法体制改革中推进现代化,通过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取得了影响深远的实践成就。在改革进程中,刑事诉讼的社会治理功能进一步发挥,人权保障作用更加凸显,国内法治、涉外法治得以统筹推进,执法司法中的顽瘴痼疾得到全面整治。但刑事诉讼法治仍然面临理论供给不足、诉讼资源分配制度不尽合理、权力监督制约架构相对薄弱、社会治理功能有待考察等现实困境。在未来需要从科学理论、知识增量、公正司法、能动司法等多个维度回应刑事诉讼法治现代化的需求。

论能动司法视野下家事司法的人际关系调整功能

能动司法要求家事司法除了从法律上处理家事案件当事人之间的法律争议外,还应当发挥家事司法的人际关系调整功能。家事司法人际关系调整功能就是家事司法所发挥的帮助家事案件当事人修复或重建当事人之间人际关系的作用。家事司法人际关系调整功能是独立于纠纷解决功能之外的家事司法的一项基本功能。家事司法人际关系调整功能确立是应对家事案件的特殊性和实现家事司法正义的要求。为实现家事司法的人际关系调整功能,必须将能动司法理念贯穿于家事司法的始终,要求法院将人际关系调整贯穿于家事司法全过程,联合社会力量共同参与家事司法中当事人人际关系调整,采用家事调解、婚姻家庭辅导教育、心理疏导等多种机制帮助家事案件当事人调整人际关系,并建立相应的配套措施。

民事枉法裁判罪认定难点刍议

民事枉法裁判行为严重损害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伤害人民群众对司法公平正义的信任,是刑法严厉打击的对象。实务中在具体认定时需要解决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本罪的主体包括未直接参与民事案件审理但对枉法结果的发生起到决定性作用的实质裁判者;二是判断行为人违背事实和法律作出枉法裁判的主观内容,可以从客观行为、裁判结果、认知水平三个维度进行考察综合判定;三是民事枉法裁判的发生往往始于“徇私情、徇私利”的主观动机,遵循这一引线考察行为人是否存在徇私情节—故意违背事实和法律—作出枉法裁判的行为逻辑,可以有效排除行为人关于自由裁量权的辩解,准确认定相关犯罪。

轻罪速裁程序的价值反思及制度重构

刑事速裁程序是实现轻罪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突破口。轻罪时代下的速裁程序应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减少犯罪人这三重价值准则,力求推动刑事诉讼全过程的从宽。现行的速裁程序存在速裁不速、被追诉人诉前处遇不宽松、诉讼沟通机制不健全等问题。对此,应当促进轻罪速裁全流程的宽简化,引入刑拘直诉制度和专人专办制度以重塑公检法三大机关轻罪案件处理模式;通过加强检察机关量刑建议说理实现被追诉人处遇的宽松化;探索法院快速审理、直接判决、裁量从宽的宽缓化工作模式。

强制体育仲裁中正当程序原则的司法化

体育组织常在章程规范、赛事规则或者参赛报名表中置入格式化的仲裁条款,同意该条款背后的强制体育仲裁程序成为了运动员参加比赛的先决条件。在此情况下,如何通过正当程序原则防止体育组织滥用权利,以保障弱势运动员的公平审判权,成为了一个重要问题。如果适用最低正当程序原则,只要求仲裁程序满足仲裁庭公正性和当事人参与性的最低要求,无法避免体育组织通过封闭的仲裁员名册预先控制仲裁庭的裁判倾向。更恰当的做法,应是从国际人权法出发,适用司法化的正当程序原则。毕竟,默认争议通过诉讼解决并适用司法化的正当程序原则是运动员的基本人权,此项权利并不因运动员被迫签订强制体育仲裁条款而被放弃。

决议瑕疵诉讼与股东代表诉讼的合并审理路径研究

当董事通过决议的方式损害公司利益时,股东可以通过决议瑕疵诉讼及股东代表诉讼进行权利的救济。通过案例检索发现,当股东只向法院提起一个诉讼程序时,法院通常以有无明确的决议效力瑕疵认定请求作为划分两诉的依据,若无,则采用股东代表诉讼模式,通过裁判说理部分对决议作出效力认定,但对此不形成有既判力的判决。若有,则采用决议瑕疵诉讼模式,只对决议效力瑕疵进行审理,损害赔偿的请求则告之另诉。但是,法院无论采用何种模式都应当对两诉进行合并审理。其一,两诉属于“基于同一事实产生的纠纷”且满足重复起诉的合并审理基本条件。其二,采用股东代表诉讼模式的法院合并审理既尊重当事人诉权又提高了审判效率;采用决议瑕疵诉讼模式的,法律允许一案中审理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以及确认之诉与给付之诉可以一案审理的审判规律也为合并审理提供了支撑。

论更加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内涵及建设路径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要进一步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加快建设更加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更加完善的法治体系是法治中国建设的总目标,也是法治中国建设的总抓手,更是法治中国建设的总依托。更加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基本内容主要包括:明晰中央和地方立法的位阶及判断标准,构建规范高效可行的法律体系形式结构,构建政府职权法定的行政法律规范体系。建设更加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主要路径是:建设与宪法相适应的党内法规体系,建设更加严格规范公正文明的执法体系,建设更加公正高效权威的司法审判体系,建设更加严密的社会主义法治监督体系。

未决羁押的合理期限及其法律规制

现代国家一致要求未决羁押不得超过“合理期限”;国际社会关于什么是未决羁押的“合理期限”的判断标准已经达成共识。两大法系国家不仅在立法上以不同方式对未决羁押期限做出了明确的规定,而且建立并实施了未决羁押期限的常态化审查机制,这一机制主要体现为羁押权力司法化、羁押理由个别化、羁押程序正当化三项具体原则。相比之下,我国未决羁押期限及其延长制度设计基本上被侦查、调查等追诉利益所左右,在司法实践中存在两大突出问题:一是未决羁押期限过长,恣意羁押和非法羁押的情形长期存在;二是缺乏一个中立的司法机关对羁押决定进行司法授权、司法审查和司法救济,被羁押人对于恣意羁押和非法羁押缺乏有效救济途径。存在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对未决羁押期限在法律制度上缺乏系统的有效规制。要实现我国未决羁押期限的合理化,从长远角度看,需要在未决羁押制度乃至整个刑事司法制度现代化过程中推动羁押期限的制度性变革;从近期看,需要进一步完善羁押审查机制和相关配套措施。

侦审信息阻断机制构建与三原则重新解读——我国刑事庭审实质化出路探索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要严格公正司法,深化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全面准确落实司法责任制,加快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庭审实质化既是巩固“以审判为中心”改革举措的关键手段,也是一个国家司法文明的重要体现。我国当前庭审实质化改革中遭遇案卷依赖的阻碍,究其原因是对“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三原则的误读,以致于产生“流水线”式固化诉讼结构,继而出现庭审依赖案卷的现象。因此,有必要对庭审实质化的意义、所面临的阻碍以及消解这些阻碍的对策等相关问题做出妥善处理。这对于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具有深刻意义。

清代档案所见盛京刑部官员设置

盛京刑部是清廷于陪都盛京设置的重要理刑机构,是盛京陪都区域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主要掌管盛京区域涉及旗人的案件。职官由侍郎、司员及其他杂职官役组成,其中司员负责的是盛京刑部最核心的任务。本文利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档案及《黑图档》等清代档案,梳理《清实录》《大清会典》等文献,考察盛京刑部职官的组成与各职官选任及执掌情况,揭示选任时关注司员的出身及经验的特点。

中小投资者司法保护的信息治理效应:基于司法审判专业性的视角

司法在保护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为此,我国从审判专业性的角度完善司法制度,创新性地在部分地区分批试点设立金融法院,专门审理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等金融案件。基于此,本文借助这一外生冲击,研究司法审判专业性对上市公司的信息治理效应,结果发现设立金融法院后,试点地区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质量显著上升,表现为应计盈余管理显著下降。机制分析发现,设立金融法院不仅能提高司法质效,而且能唤醒投资者的维权意识,提高试点地区前期信息质量差的公司的涉诉概率,还会督促独立董事更好地履职尽责,提高独立董事发表否定意见的概率。异质性分析发现,设立金融法院对公司信息披露质量的提升效果主要在内部控制质量、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和地区官员廉洁守法程度低的组别中更显著。经济后果分析发现,设立金融法院不仅能够改善证券市场信息环境,而且能够起到稳定金融市场的效果。本文结论表明,司法审判专业性在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方面能够发挥积极的治理效应,并佐证了中小投资者司法保护对资本市场健康运行、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的积极意义。

1931年朱淑德自杀案的社会舆情与司法审判

民国时期因恋爱自杀的事件层出不穷。20世纪30年代初发生于济南的朱淑德自杀案,本为一起普通的恋爱悲剧,但在时代背景、媒体和人为因素的多重作用下,吸引了公众广泛的情感参与,进而催生公众同情。被激起的公众同情如同一把利刃,经常能唤起对社会政治秩序的有力批评,展现出强大的社会批判性。然而,公众情感有时并非理性,极易为人操纵用来挑战法律制度的权威,具有较大的潜在危险性。

犯罪证明阶层构造理念的提倡

犯罪证明是刑事诉讼的核心问题。发轫于犯罪论的阶层构造理论具有融汇性品格,可以上升为程序法与实体法的理念共识,并在实践先行的犯罪证明领域提炼并倡导阶层构造理念。辩证唯物主义特别是否定之否定规律是该理念的哲学基础,从客观到主观是该理念得以凝炼司法真知的方法论依据,以审判为中心的司法改革是该理念的制度展开,阶层递进的司法权能观、程序事实观、证明标准观是有效获取司法真知的直接保障。犯罪证明阶层构造理念应在实践智慧指引下保持自我更新,成为立法及制度革新的牢固基础。

论我国刑事庭审证明实质化改革的双轨式路径

我国当前的刑事庭审证明实质化改革呈现以卷证为媒介的证明与以庭审为场域的证明并行的双轨模式,既保留侦查卷证与庭审的紧密联系,又希望通过强化庭审尤其是各类证人出庭作证,落实直接言词原则,实现证据信息的增量,削弱侦查卷证的影响。双轨模式存在结构性、阶段性、技术性与方法论等层面的正当性基础。问题在于侦查卷证侵蚀传唤证人出庭作证的决定,证人出庭正常化难以实现,以庭审为场域的证明模式受到以卷证为媒介的证明模式之干扰。作为保留卷证的代偿,改革的重心应向以庭审为场域的证明进一步倾斜,包括传唤证人出庭要件由职权主导转向诉权驱动,构建证人不出庭作证时对笔录证据的采证规则,落实国家在强制出庭作证、证人保护等方面的责任等。

海事司法标准供给的理论阐释与制度构建——以涉外海事审判对接高标准经贸规则为视角

在对接高标准经贸规则、实现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工作中,制度型开放成为核心任务,而服务保障海事领域内的制度型开放成为我国涉外海事审判工作的职责使命。本文立足制度型开放对我国涉外海事审判工作的新要求,在检视现阶段我国涉外海事审判实践、分析掣肘其对接高标准经贸规则因素的基础上,提出海事司法标准供给制度。该制度依托国际习惯的国际法渊源理论、习惯的经验主义归纳需求以及司法裁判的公共产品属性,通过从“司法案例到裁判规则、合同规则、商业实践、商事习惯”的四重优势转化,在实现国内规则国际化和提升我国制度性话语权的同时,为我国引领国际规则制定和国内企业参与国际竞争提供指引。在具体制度构建方面,需配套以司法裁判规则为支撑、国际海事规则为补充、例证解读为保障、市场经济规则为基础的四层规则体系;同时结合客观实际,对形成的规则可择以“推荐级、指导级、参考级”的形式分级推广。

数字时代司法审判与人工智能耦合协调的挑战与研究——以家事类案件为例

在当前,得益于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量刑辅助分析、智能证据校验、审判偏离预警等以人工智能为典型的司法技术逐步推广。在提高审判智效、降低错判误判的同时,人工智能技术嵌入司法审判也诱发了消解法官自由裁量的主体地位、遮蔽算法影响司法公正、弱化司法责任问题等风险,为实现人工智能与司法审判深度耦合协调,应从问题动因和困境进行分析,并提出应当进一步完善算法技术体系的优化与监管、增加并确立司法人员的主体地位等应对措施,从而推动“司法审判+人工智能”高质效耦合的转轨创新。

少年法庭审判机制建设的思考与展望——以长三角地区少年法庭为视角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纵深推进司法体制机制改革、全面准确落实司法责任制的战略部署下,人民法院内设机构改革渐次展开。面对少年法庭机构调整、职能分化等新情况、新问题,如何坚持少年审判专业化发展方向,是人民法院面临的重要课题。文章以长三角地区少年法庭为样本,调研分析少年法庭审判机制的现状和问题,提出少年、家事审判“合而不同”的发展路径。在此基础上,研提少年法庭审判机制架构,确保少年、家事合一模式下各自人员配置、审判管理等相对独立,以期推动少年、家事审判融合发展。

“网络舆论审判”的治理困境及应对策略研究

“网络舆论审判”过程中,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被侵害,同时也破坏了网络空间秩序。“网络舆论审判”具有群体性、个案性和破坏性的特征,其治理困境来源于司法审判结果公布的滞后性、网络舆论中道德评价的泛滥以及部分网络用户的引导煽动。因其本身带有言论自由的性质,法律对群体性舆论的治理效果有限,而违法成本与维权成本的巨大差异也导致其反复发生。通过及时发布真实信息,对网络用户宣传教育,加强网络舆论监督管理,建立健全相关法律法规,完善多元治理结构,是对其进行有效治理的重要方法。

民事案件繁简分流的方法研究——以北安法院通北法庭为例

以立案登记制开篇、以全面落实司法责任制为核心的此轮司法改革陆续出台了大量的措施,立案登记后,大量案件涌入法院,法官员额制后,自己的案件自己要终身负责。在繁重的工作量、严苛的责任承担下,员额法官的需求量与实际执业者的差距越来越大是必然的现象。结合所在的基层法院——北安法院的案件繁简分流中的两种模式——全院为单位的案件繁简分流和通北法庭为单位的团队内繁简分流所取得的办案效果深入分析,得出以法庭为单位对案件进行繁简分流更符合司法规律的结论,进而提出将此轮司法改革的各项举措有机整合起来,在法律上明晰法庭及庭长权责,让庭长“有为又有位”,作为庭长的灵魂全面承担繁简分流的开展工作,承担起繁简分流中疑难案件的审理,真正实现繁简分流“简案快审、繁案精审”的目标。

民事审判程序中诉前鉴定适用的优化路向

传统的先起诉后鉴定的程序设计已无法应对立案登记制背景下的民事司法实践。各级法院已经在民事诉讼实务中进行了不同程度的适用和探索,形成了“诉前鉴定+诉前调解”的纠纷解决模式,并陆续出台了许多相应的指导意见或暂行规定。通过对诉前鉴定对法律属性、法律效力以及其在民事案件中的适用状况进行对比分析发现,尽管诉前鉴定制度赋予了司法鉴定新的生命力且提高了审判质效,但实践中诉前鉴定仍存在诉前鉴定实务指导规定比较杂乱、诉前鉴定实务质证程序与现有民事审查规则冲突、诉前鉴定实务适用程序与立案登记制度冲突、诉前鉴定在民事实务中费用定性与分配不明等问题。对此,可以从建立民事实务中诉前鉴定的统一规范、规范民事实务中诉前鉴定的质证程序、界定民事实务中诉前鉴定案件的审核程序、明确民事实务中诉前鉴定费用的负担原则和完善诉前鉴定费用救助机制等方面对民事审判程序中的诉前鉴定适用进行优化与重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