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适用统一的路径和方法分析

在成文法体制下,法律适用统一是司法的一项基本理念和原则。该原则的实施关系到成文法体制语境中,司法公正与司法公信力的重要问题。在我国,实现法律适用的统一主要有三种路径:行政性路径、法律性路径以及学理性路径。这三种路径的作用机制和效用各有所不同。尽管行政性路径和方法直接、高效,但基于司法行政化本身的结构性弊端,从今后的发展来看该路径应当调整、限缩;在法律性路径中,救济程序中的上诉审还应当进一步完善和充实,通过设立法律审强化其法律适用的统一;学理性路径和方法是今后应该大力充实和发展的方向,但这一方向面临着学术与司法实践大环境的调整且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行为经济学视角下担保型以物抵债的界定

《合同编通则司法解释》所采取的“债务履行期届满前/后”之标准无法清楚界定担保型以物抵债。界定担保型以物抵债的意义在于准确适用流担保禁止规则,无法清楚界定的深层次原因在于对流担保禁止规则的正当性基础存在认识偏差。从行为经济学和心理学的研究来看,流担保禁止规则的正当性基础应当是避免债务人因过度自信和盲目乐观而受损。从这个角度出发,可以对以物抵债协议进行再类型化:若债务人最终给付内容不是由其的履行能力决定,或债务人最终给付内容的不确定不会对其造成损失,则以物抵债协议不需要被限制;在其他情况下,有必要对以物抵债协议的效力予以限制。若当事人存在担保的意思,则应通过流担保禁止规则限制以物抵债协议的效力,否则就适用违约金酌减规则。

民事司法解释的历史性进步——最高人民法院《合同编通则司法解释》亮点评述

《合同编通则司法解释》是民事司法解释历史性进步的重要标志。《合同编通则司法解释》坚守民事司法解释的法律定位,较为准确地把握了《民法典》立法原意,压缩了《民法典》有关条款或多或少的争议或歧义空间,其中,合同解释规则堪称典范。《合同编通则司法解释》充实民事司法解释的基本功能,以更为具体、明确、肯定的行为规则强化《民法典》有关条款的确定性,其中,清晰合同行为的识别标准、填充合同行为的场景因素尤为出色。《合同编通则司法解释》运用40余年的民事司法解释积累的经验,自觉避免以往时有的路径选择不当的情形,形成固定词句含义与范围、指引合同行为与裁判、强化裁判程序与功能的鲜明特色。《合同编通则司法解释》的历史性价值与意义应当得以彰显和认同,以便未来的民事司法解释自觉前行。

刑事诉讼司法解释方法论构建要素论析

刑事诉讼司法解释方法论是在刑事诉讼司法解释制定过程中,为确保司法解释的规范性与稳定性而构建的一种系统的方法理论,它关系到刑事诉讼法能否得到遵守。刑事诉讼司法解释方法论的构建要素可以为司法解释的制定和实施提供指导和规范。这些要素中,司法解释理念决定司法解释的基本方向和思维方式;司法解释目标是司法解释活动的目的和追求的结果;司法解释原则是在司法解释理念的指导下具体操作的准则;司法解释程序是实现司法解释目标的具体操作过程;法律论证是司法解释程序中确保司法解释严密性和科学性的重要环节。这五大构建要素提高了司法解释的质量和水平,增强了刑事诉讼法的可预测性和可操作性。

论新《公司法》的溯及力——对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的诠释

新《公司法》不溯及既往是基本原则,溯及既往是例外规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明确了新《公司法》的有限溯及力,仍有再解释余地。既判力优位规则平等适用于各类生效裁判文书。有利溯及规则本身具有高度的模糊性与不确定性,该规定将此规则置换为“更有利于实现新《公司法》立法目的”是睿智之举,但未明确立法目的之优先顺序。有利溯及或新法立法目的优位都应有利于新《公司法》九大核心价值体系整体、均衡与全面的实现。裁判者应着眼于提取立法价值之间的最大公约数,画大公司利益相关者利益的同心圆。有必要细化解释新法立法目的优位、促成法律行为有效性、遏制履约风险外溢、填补旧法漏洞与完善旧法细节等溯及力规则。

地方司法解释性文件的身份困惑与出路

地方司法解释性文件尽管在我国地方的司法实践中普遍存在,但在实践中其身份一直处于相对尴尬的境地。虽然地方司法解释性文件不具备国家立法层面认可的合法身份,最高人民法院也三令五申地禁止地方法院进行司法解释,但地方司法解释性文件还是被不断地制定出来,成为地方法院裁判的依据,这导致其受到多种非议和多重质疑。在国家法律供给不足和地方治理需求旺盛的矛盾下,地方法院司法解释性文件仍然具有巨大的实践价值,并扮演着非法意义上“法”的角色。从法律性质的角度上看,地方法院司法解释性文件属于广义上的法律解释,具有“可以的法律渊源”之地位,应当成为地方法院法律适用中可供参考的重要依据之一,具备应然“法律性”。

产品责任损害赔偿范围问题研究——《侵权责任编司法解释(一)》第19条的理解与适用

《侵权责任编司法解释(一)》第19条对《民法典》第1202条和第1203条规定的“损害”,解释为损害赔偿范围包括“缺陷产品本身的损害以及其他财产损害”即“缺陷产品自损+其他财产损害”的产品责任损害赔偿模式,在理论上平息了对此问题的争论,在实务上统一了裁判规则。对此进行理论说明,“硬着陆”的做法过于生硬,有违法理;采取“软着陆”的方法,即采用诉的合并理论,将产品责任的固有利益损害与产品自损的预期利益损害两种赔偿实现诉讼的合并,由同一法院管辖和裁判,既不违反《民法典》的规定,又符合产品责任的法理,还能实现及时、便捷地保护用户、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的立法目的。

学位纠纷案件中比例原则的司法适用

学界对于比例原则司法适用问题的研究局限于传统的行政法议题,而对于教育行政诉讼,尤其是学位纠纷案件的关注尚不够。学位纠纷处理引入比例原则具有一定的正当基础,既能够为学位纠纷的解决提供理论进路,也有助于彰显比例原则的实践价值。通过对典型案例的类型化分析,可以发现无论是在学位类别与审理程序上,还是在适用情形与法院判决上,学位纠纷案件中比例原则的司法适用都体现了一定的特殊性。法律规范缺位、解释空间过于狭隘、程序与标准没有统一以及缺乏案例指导制度是比例原则司法适用的主要困境。对此,可以从完善立法、拓展解释空间、确立统一的适用标准以及建立指导性案例等方面着手,从而更好地推动比例原则的司法适用。

司法解释性质文件的法治化调控

司法解释性质文件是最高人民法院就具体应用法律问题单独或联合其他机关制定,不以“法释”编号发文且无需接受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审查监督的司法文件。司法解释性质文件作为最高人民法院非正式释法体系的重要内容,在执行司法政策、统一裁判结果、回应司法需求、促进规则执行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也面临着混同司法解释、内容重复赘余、异化裁判依据、超越释法权限、开辟卸责通道等法治困境。为打破上述困境,应当采取规范名称使用、加强审查和清理、调整裁判文书结构、纳入备案审查、减少制发数量等应对举措,才能实现对司法解释性质文件的法治化调控。

认真对待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

我国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有其历史必然性与现实必要性,在推进中国式程序法治现代化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替代立法型、突破立法型、权力争夺型、限制诉权型与自我减压型司法解释。作为裁判规则的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需要严格以法律为依据,不得违反和超越法律规定。治理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乱象”需要综合施策,当前需要建立司法解释自我监督的常态化清理机制;强化权力机关监督备案审查的效力,建立权力机关对司法解释的硬约束;构建权利主体监督的司法解释附带审查机制,通过个案审理监督司法解释,逐步形成司法解释权的自我监督、权力监督和权利监督体系。

为哈特式司法裁量权辩护 ——以德沃金前期批判与后期批判为主线

对于哈特基于实证主义法律图景推导出的司法裁量权,德沃金分别以“权利”为中心与以“解释”为中心展开了批判。前期批判以规则与原则的界分为依据,认为“规则空缺结构”处可依原则裁判,这种批判忽视了拔掉“语义之刺”之前,内在于规则的原则不存在独立于规则的不同指引方向。后期批判以“理论争议”消解社会规则,并提出法律是一个建构性解释并兼顾“符合”与“证立”的叙事。这种批判在法概念论与裁判理论都是失败的:法概念论层面,德沃金前解释阶段要求的“高程度共识”肯定了“法律是什么”这一描述性法律事业的必要性;裁判理论层面,德沃金为弱司法裁量划定且其并不反对的“判断”与“决断”,其实预设了法律问题可能具有两个以上的正确答案,这与德沃金整全法的“唯一正解”直接冲突。“符合”与“证立”的不可通约性难题也不能用“整全性作为海王星”这种隐喻得到解决。这两个阶段之批判的失败意味着,一个受完美法官赫拉克勒斯指引的德沃金式法官,会走向与之反对的哈特式法官的道路。

方法问题即宪法问题?

二战后,法学方法论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法学教育中处于相当边缘的地位,关于法学方法史的讨论更为寥落,甚至成为禁忌。当代法律人掌握了很多方法论工具,却对这些方法在历史上的“法律政治”后果毫无所悉。德国极权时期(如纳粹)的沉痛教训不应简单归咎于法律实证主义,当时盛行的客观解释方法也应负很大的责任。法律的客观目的只是浪漫的虚构,法律文本的客观意义并不存在,故客观解释相当盲目,释法者可以借此将自己的主观意志或者“时代精神”注入法律。德国极权时期的法律人将当时主导性的意识形态注入法律,对法体系重新解释、整体改造,使法律沦为政治的婢女。需要强调的是,方法问题关乎宪法:法官受法律的拘束是民主法治国的内在要求。以解释之名行造法之实,法官自由选择方法来追求所欲的结果,法律在被法官适用之前根本不存在的“自由法”观念,等等,方法上的恣意违反了宪法所要求的民主、平等、权力分立与法治国原则,使得司法过程不具有可证伪性和可检验性。司法造法是必要的,法官法的法源地位应得到承认。但法官不能以客观解释的名义恣意造法,而应坚持方法论的诚实,为造法行为承担更高的论证义务:只有证实漏洞存在,或者在对立法目的进行历史考察,并证明当下的情事与价值确已变迁时,才可进行造法。造法的内容也要受到宪法的控制。

生成式人工智能辅助裁判文书说理的定位及具体方法研究

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规范和加强人工智能司法应用的意见》确认了人工智能在司法应用中的原则以及具体的应用方向。但是,在该指导意见下,如何理解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辅助地位”以及应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具体规则仍待进一步研究。对于裁判文书说理而言,在应用定位上,法官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应当秉持“说理工具为主,说理论据为辅”的原则;在应用方式上,法官应当充分发挥生成式人工智能在法律解释、法律论证上的作用,同时,谨慎将AIGC直接作为说理论据。

网络恶势力司法认定的困境与出路——基于同质解释规则的展开

互联网时代,网络恶势力呈现组织结构松散化、犯罪手段软暴力化、危害范围虚拟化等特点,以至于传统的概念化思维无法指导司法实践妥当认定网络恶势力。为兼顾法益保护与罪刑法定原则,司法机关可考虑转用同质解释规则,即在法益保护原则的要求下,强调构成要件的类型化,立足危害范围的“公共性”、恶势力的“共犯性”以及软暴力的实质危害性,精准界定网络恶势力的构成特征,为实践认定难题提供合理的解决方案。

龙泉司法档案俗字考释

龙泉司法档案是晚清民国时期浙江省龙泉县的地方法院档案,为手写纸本文献,内中俗字众多,对文本的准确释读和整理造成了一定的障碍。摭取“■”“■”“■”“■”“■”“■”“■”“■”八个俗字作以考释,希冀为文本的释读和整理扫除文字方面的障碍,推动汉语俗字的发展,并为语文辞书的编修提供字形材料。

违反合同报批义务的责任承担——《合同编通则司法解释》第12条的适用问题

《合同编通则司法解释》第12条明确未履行报批义务的合同成立未生效,具有形式拘束力。第12条将责任承担划分为三层。第一层,当事人不履行报批义务,相对方申请解除合同但不符合《民法典》563条法定解除权要件,司法解释创设新的法定解除权。当事人解除合同请求赔偿责任与预约合同中的违约责任不同,这里的赔偿责任是指缔约过失责任。第二层,法院判决当事人履行报批义务,当事人拒不履行,可以类推适用《民法典》第159条的规定,视为合同生效,当事人承担整个合同的违约责任。这种违约责任带有惩罚性质。第三层,行政机关因当事人的过错不予批准合同生效,《合同编通则司法解释》未明确规定此种情形合同能否解除,参照《九民纪要》第40条规定,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并根据当事人过错请求承担赔偿责任。赔偿范围依据《民法典》第157条规定,涵盖固收损失及机会利益损失。机会利益损失并非固定,需要根据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以及与行政审批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评估和判断。

司法解释在民事案件仲裁裁决中适用问题研究

在我国,民事司法解释类型繁多,数量庞大,内容详细,易于理解,便于应用。2021年,司法部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修订)(征求意见稿)》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仲裁事业发展的新举措。尽管仲裁在纠纷解决中具有重要地位,但在我国,仲裁的解纷作用并未得到充分发挥,这种现象与我国法律体系的传统和体制密切相关,同时也与民事司法解释制定和监督程序的不足有着重要的联系。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可以以司法解释的视角切入,努力破除影响民事仲裁体制机制开展的障碍,积极探索适应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客观需要的民事仲裁发展道路。

超龄劳动者再就业法律关系的法理阐释与认定构思——兼评《劳动争议司法解释(二)(征求意见稿)》第6条

现行法规未明晰超龄劳动者与用人单位间的法律关系,导致超龄劳动者再就业面临劳动权益保障缺失困境。2023年最高法发布的《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征求意见稿)》第6条明确超龄劳动者再就业认定特殊劳动关系。比较法视野下,劳动者达到退休年龄并不意味着劳动者主体资格的丧失。认定特殊劳动关系不仅符合“积极老龄化”战略的现实需要,同样具有保护弱者并实现公平正义的法理基础,并能够与现行劳动法体系衔接。为更好实现该条款的立法目的,一方面应明晰超龄劳动者再就业特殊劳动关系的认定标准;另一方面可以在特定劳动基准方面配套设立专门社会保险,以强化超龄劳动者的劳动保护。

长期合同的司法调整探究

面对国内与国际接轨的经济大循环驱动,长期合同对于商事交往的重要性日渐显现,但是我国目前法律规范对长期合同相关法律关系仍然以普通合同法律关系的规范加以调整。适用普通合同规范对长期合同进行调整,这显然忽略了长期合同相较于普通合同的特殊地位。既不能准确把握合同目的,也不能维护合同的公平正义。在长期合同的履行过程中会存在敲竹杠等因一方难以脱身导致的显失公平的情形。因此要探究长期合同的理论地位、司法调整等相关研究,并且要总结长期合同中双方当事人合同履行不能的各类情况以及研究司法调整需要法院审慎行使职权的结论。

司法解释视角下妨害国(边)境管理罪适用问题研究

妨害国(边)境管理罪数量的增加要求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体系,以遏制犯罪势头的增长。2022年6月发布的《关于依法惩治妨害国(边)境管理违法犯罪的意见》,与2012年12月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妨害国(边)境管理刑事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相比,在责任主体方面,将公安部、国家移民管理局增加确立为发布者;在适用对象方面,将国内外犯罪组织均囊括其中;在犯罪认定方面,阐述了有关妨害国(边)境管理罪的共同犯罪和犯罪的未完成形态。未来,针对妨害国(边)境管理罪的规制,要细化相关规范,构建信息网络,建立专职警务,为深入研究中国妨害国(边)境管理罪的发展提供新的思路和理论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