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法官的自我实现与实现自我

法官员额制改革是全面深化司法改革的重要举措,是实现司法公平的重要保障。对员额制改革的研究,可从法官的自我实现与实现自我的角度切入。法官的自我实现是在遵守司法审判规律和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基础上,是个体自我实现与群体自我实现的统一,是主观能动性得到充分彰显后主体性获得的承认。法官的自我实现是实现自我的目标,实现自我是自我实现的目的。“行政控制型”和“法官自治型”关系模式都存在各自的不足,“法院整体本位”关系模式能够推动法官实现自我与实现司法公正目的的达成,为此需要进一步完善法官实现自我的内化激励机制、履职保障机制和回应型治理机制。

基层法院法官激励因素与激励效果的实证研究——以S省部分基层法官为例

员额制改革及其配套措施对法官的激励作用是否发挥到位,事关本轮司法改革的成败。基于经济学理性选择理论的基本假设,我国基层法院法官受到收入、晋升、声誉、考核机制、工作量、福利保障、人身安全保障、工作环境、公平感、个人成就感等激励因素的影响,激励效果体现在是否愿意终身从事法官工作。实证研究得出,基层法官目前的年收入没有产生明显的激励效果,而收入的增幅、公平感和绩效奖金能否反映自身贡献,都有着显著正向激励作用;工作量、加班以及来自错案追究制、审判管理指标、信访等方面的工作压力有着显著的负向激励作用,也是引发离职倾向的最主要原因;晋升的难度、人身安全保障的不足有着显著的负向激励作用;荣誉称号对法官的激励效果并不显著。鉴于此,未来的改革应继续完善薪酬评价体系,扩展晋升渠道,完善考核奖惩机制,提升审判团队效率和职业保障水平。

嵌入与抽离:法官员额制改革的利益衡量研究

司法体制改革是新形势下加强依法治国建设的重要举措,法官员额制改革在其中扮演着关键角色。法官员额制改革对于推进法官队伍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建设,从而将优秀法官集中到办案第一线等都具有重要作用。其本质上是一场利益衡量的变革,涉及个体利益、群体利益、制度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必须正确认识法官员额制改革的目标意义,防止认识误区和行动困境,为此,需要根据利益衡量甄别规则,厘定可相容利益位序,嵌入与改革目标一致的利益,在不相容利益间做出选择,抽离与改革目标相背离的利益,在此基础上推进实践建构。

关于我国法官员额制度构建的实证考察

法官是社会正义的守门人。而我国的法官,人数多、地位低、待遇薄、素质差,因而,司法改革最根本、最迫切的任务之一应是法官员额制度的改革。文章对中外法官员额进行比较,指出我国法官员额制度存在的不足及原因,并通过调查,进行实证分析,对我国法官员额的确定及相应的改革措施提出了建议。

司法工作人员、行政执法人员职务犯罪的原因研究

司法工作人员与行政执法人员又是职务犯罪高发群体,其犯罪原因呈现多元化的倾向,其犯罪与其职务密切相关,犯罪原因既具有一般职务犯罪的特征,同时也有着其特殊性,其执法方式与执法理念均是其职务犯罪形成的重要促成因素。

法官员额制度比较分析

我国的法官人数多、素质良莠不齐、地位低、待遇薄。提高法官素质,塑造精英化的法官群体,是司法改革最基本、最迫切的任务之一。而科学的法官员额制度则是实现法官精英化、专业化不可缺少的前提条件,是法官制度的基础。对中外法官员额制度进行比较分析,有助于完善我国法官员额制度。

新一轮司法改革核心问题研究透视

新一轮司法改革内容广泛,主要包括:优化司法职权配置,推动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最高人民法院设立巡回法庭,探索建立与行政区划适当分离的司法管辖制度,建立法官、检察官员额制,完善司法人员分类管理制度,完善主审法官、合议庭办案责任制,落实司法责任制等内容。这些改革内容反映在学术研究上可概括为:司法改革的理论指导、省级统管、员额制、司法管辖、司法职权配置、司法责任制等几个核心问题。新一轮司法改革既需要顶层设计,也需要落地生根,既需要解决改革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也需要解决改革后出现的新问题。新一轮司法改革离不开上层的强力推进,离不开司法实务界人士的积极参与,也离不开学界同仁的智力支持。

法官员额制背景下的薪酬保障研究

当前,以法官员额制为基础的司法改革开始进入深水区,而这也意味着与其相配套的法官薪酬体系改革将被推向一个新的高度。但是,我国法官职业群体的薪酬待遇低已是不争的事实。因此,在这样的背景下有必要构建合理的法官薪酬体系,科学定位薪酬水平,建立动态薪酬调整机制,优化福利待遇,保障法官生活,激励法官努力工作,确保员额制改革顺利进行。

司法改革省以下统管人财物的再审视

我国司法强调法院、检察院司法活动的独立性,在受人大任命人事、政府统管财政的影响下,司法难以摆脱地方化与行政化的趋势。通过将人财物的管理权集中到省级,摆脱地方化与行政化对司法权行使的掣肘,进而维护司法的独立与权威,是本轮司法改革的重要目的。以司法规律引导司法改革,财物统管是改革的重要保障,顶层设计也应考虑区域经济差异,财物收支两条线可推动涉案财物处理的规范化;人事改革是改革的难点,需谨慎处理可能出现的法理障碍,应提高司法人员改革主体的参与度,人员分类管理应与审判中心改革相结合,完善诉讼分流,在此基础上完善司法责任制。审视和解决改革中存在的问题,有助于司法管理体制改革的良性发展。

检察业绩评价制度调查研究报告

司法管理体制改革在司法改革中居于基础性地位,重中之重的是推进司法人员分类管理改革,建立检察官员额制,组建分工协作的检察业务团队等等。当前各地检察机关均基于突破传统的公务员考评体系的理念,在员额检察官绩效考评的指标、方式以及程序等方面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检察官职业化的特点,但现阶段的绩效评价体系仍然存在需细化完善的现实困境。现有检察官的绩效考评制度可以从适当引入外部考核评价、科学合理设置考评指标、建立考评过程控制与结果运用的动态实录机制等方面加以改进完善。

检察官业绩考核制度的构建与完善

检察官业绩考核制度是检察机关司法责任制改革的重要配套制度之一,但目前还在探索构建中,还缺乏权威性的顶层设计。对检察官的业绩考核要以办案业绩为主,同时也要兼顾其他工作业绩。对工作业绩的评价,要综合考虑承办工作的数量、质量、效率、效果。要根据检察机关不同类别、不同形式的办案工作实际,按照一定权重合理设置考核指标体系,确保考核结果的公平、公正。

法官、检察官员额制改革的限度

我国目前推行的员额制改革将法官、检察官的员额比例确定为不得超过中央政法专项编制的39%。从实施状况来看,这一比例过低,导致法官、检察官流失迅速加剧,办案压力大幅上升,并可能导致以审判为中心的司法改革目标异化。从当今世界主要国家法官、检察官人口比来看,我国处于中间略偏上的位置。由于社会主义或前社会主义国家法官、检察官人口比普遍高于其他国家,大陆法系国家普遍高于其他国家,而我国同时兼具这两者,因此法官、检察官人口比不宜过低。从法官人均办案数来看,中国似乎比较低,但实际上,这是因为中国与其他国家法院受理案件的标准、诉讼分流机制、法官与司法辅助人员的比例、法官的行政负担等因素不同;就法官采用普通程序审理案件的人均办案数而言,我国与其他国家大体持平。因此,我国有必要适当提高法官、检察官员额制改革的比例;区分不同地区、类型、级别的法院,确定不同的员额比例;强化配套制度的建设,扩大司法辅助人员队伍。

法院改革的中国经验

随着我国司法改革的全面推行,各地法院创造出了一些富有创新性的改革经验,也提出了一些新的带有挑战性的问题。在进一步推进法院改革的过程中,应当对这些改革经验进行及时总结,对改革中出现的问题给予适当的回应。为此,需要发展审判独立原则的内涵,对"去地方化"改革的困境、司法行政管理权与司法裁判权的分离、员额制的难题以及法官独立审判的制度保障等问题,提出新的改革思路。

试论建立健全司法绩效考核制度

司法责任制和员额制实施后的绩效考核,其经济性增强,绩效奖酬注意向一线办案人员倾斜,呈现出一定程度的＂绩效中心＂特征,且重视量化指标、运用信息化方法,同时,考核方式仍为行政主导。绩效考核实施中,有＂绩效中心＂与＂岗位中心＂的矛盾,＂工作量标准＂与＂质量、效果标准＂的矛盾,贯彻司法责任制去行政化与业绩考核行政主导的矛盾,以及考核精细化与简便易行的矛盾。建立健全司法绩效考核制度,需注意借鉴域外经验,同时认识在中国司法制度模式及其建设方式的背景和约束条件之下,绩效考核仍是符合制度逻辑的必要管理手段。

法官员额制改革的理论反思

法官员额制改革的推行,在初步实现入额法官的专业化和精英化的同时,也带来了包括"案多人少""诉讼效率下降""办案法官不堪重负"等一系列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就需要以改革的思维,提出创造性的解决方案,同时可以吸取一些地方的成功改革经验,使之上升为可推广的制度安排。改革者应认真反思司法行政管理体制的变革,讨论入额法官审判团队的科学构建,思考合议制适用范围的合理限制,并将案件的集中审理以及法官职业保障的完善等问题,纳入进一步改革的课题之中。

员额制下法官的职业认同实证研究——基于在安徽省某市法官员额制试点法院的调查

我国法官员额制实施以来,入额法官总体上具备很强的法官职业认同感,而员额外法官则呈现出追求入额的职业认同,职业认同的产生与法官职业本身的尊严感、收入的稳定性以及当地经济发展状况等因素密切相关。一些原有的不能入额的审判人员与法官审判辅助人员因过渡期后入额法官的选拔条件的限制,从而产生了职业焦虑。法官员额制改革的关键在于明确法官行使审判权和司法行政权的界限以及对法官审判辅助人员职权的合理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