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更高的精神层面审视女性——茱莉亚·克里斯蒂娃的女性主义理论评析

在后现代女性主义者中,茱莉亚·克里斯蒂娃是存在争议最多的人物之一。她拒绝由法国理论界所理解的“女性主义”一词。她的特殊立场招致了一些女性主义者的批评和误解,有人甚至指责她的理论与女性利益无关。但另一些学者认为,这恰好是克里斯蒂娃理论的独特之处和意义所在。她的女性主义的眼界非常开阔,涵容丰富,映射着当代世界及思潮、思想的复杂性。其理论致力于超越二元论、一般的女性主义和民族主义局限,既是一种具有现实意义的社会政治文化实践,也是一种具有学术价值的对性别文化的深化与探索,其致力于消除人类困境与危机的宗旨显现出鲜明的历史超越性,标志着女性主义发展的新阶段与新高度。

论克里斯特瓦与巴赫金的对话理论

对话理论是20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中的一个重要内容.俄国批评家巴赫金率先探讨这一理论主张,当代法国理论家克里斯特瓦则继承、发展了他的思想.本文着重从词语/文本间的对话、叙事结构的对话形式以及隐含对话性的复调小说这三个方面,论析他们关于对话理论思想的异同关系.

阅读中国:论克里斯蒂娃《中国妇女》的文本张力

克里斯蒂娃的《中国妇女》是中法文化交流史上重要的文本。克里斯蒂娃的这一中国书写呈现出一种复杂而多元的思想倾向。它的文本张力主要体现在:其一,试图通过与中国妇女建立一种联系,来巩固西方女性主体丧失的主体性;其二,在文本写作立场层面的含混态度,直接源于写作者自身对他者的立场,他者存在于自我之中;其三,以一种个人化的方式阅读和言说中国文本,具体表现为文本语义场内部个人私语对政治话语的挑战和颠覆。克里斯蒂娃在书写中国经验时,其本身的心灵经验占据主流。个体身份的多样性弱化了她对中国问题的主观预设,中国经验成为映照出克里斯蒂娃个体的心灵经验的反光镜。

克里斯蒂娃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符号学解读

克里斯蒂娃的符号学是追溯意义的萌芽和生成过程的符号学,以超语言学的意义生成装置即文本作为研究对象。它以反抗传统符号学理论的过分秩序化和理据化为旨归,具有明显的革命性和先锋性。生产、劳动与实践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概念,直接影响了克里斯蒂娃符号学理论的建构。本论文通过考察克里斯蒂娃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生产、劳动和实践的符号学解读,重点讨论意义生成（signifiance）和意指实践（pratique signifiante）的过程。

法国后现代女性主义研究思想述评及其影响

20世纪60年代,在西方国家出现了以对现代性解构和否定为基本特征的后现代主义,法国女性主义在欧洲女性主义的后现代理论转向过程中做出了突出贡献。本文分析了法国女性主义后现代理论转向的思想渊源,剖析了法国后现代女性主义三大家希克苏斯、伊里格芮、克里丝蒂娃的主要思想及有关理论,并对它们作了简短的评价、预测、发展及其对我国的影响。

论克里斯蒂娃“符义分析”对乔姆斯基转换生成语法的批判牲接受

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美国语言学家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的转换生成语法流行至法国,深刻影响了符号学家茱莉亚·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符义分析"(semanalyse)理论的建构,成为她符号学思想不可或缺的理论渊源。克里斯蒂娃对乔姆斯基思想的批判与突围有三:首先,她接受乔姆斯基转换生成语法模型的动态性特征,但拒绝乔姆斯基特定的天赋语言观以及言说主体的立场;其次,克里斯蒂娃的生成文本/现象文本较乔姆斯基的深层结构/表层结构更有独特的理论品格;最后,克里斯蒂娃发展乔姆斯基的转化生成语法,通过对小说文本的研究,提出一种转换方法,用以研究符号系统之外的社会历史因素在文本中的转换。借由探究"符义分析"对乔姆斯基思想的批判性接受,可以窥见克里斯蒂娃符号学理论的思想渊源与理论诉求,进而辨析其在法国符号学阵营中理论位置,以及其后结构主义的理论属性和特征。

克里斯特娃性别诗学研究述评(1980-2000)

摭取1980—2000年间国内克里斯特娃性别诗学研究的基本成果,经历时爬梳和共时比照,试图还原该时期(引介期与拓展期)克里斯特娃性别诗学研究的历史剖面。以西方学界的研究境况为鉴,澄明国内克里斯特娃性别诗学研究的特点、优长与局限,探求研究发展的内在逻辑,评骘得失。国内对克里斯特娃性别诗学的译介较为晚近,摹绘中国文艺理论批评界对其性别诗学研究从基本空白到微芒初露的发展过程,殊有必要。通过刻写、评述该时期克里斯特娃性别诗学研究的历史样态,对进一步反思和推进国内西方文论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探寻“另一种逻辑”:论克里斯蒂娃切入中国经验的路径

克里斯蒂娃的中国书写,辐射汉语语音和汉字书写、性别差异、中国哲学家张东荪的理论译介等多领域。"另一种逻辑"(autre logique),在克里斯蒂娃的理论建构中,表现为相互依存的要素间联结、渗透所呈现出的关联论,而这种新的逻辑样式成为她切入中国经验的基本路径。中国经验成为她对西方的理论范式、话语政治实行强行"拆解"的有效工具。她对中国不同主题的书写,均以是否符合"另一种逻辑"这一标准来衡量和裁剪,从而用中国思想来检验西方思想,而这一路径与她多元个体身份的杂糅使得她的中国书写立场呈现出复杂的倾向。多元文化交流中,"另一种逻辑"所体现的关联论为中西思想如何"真正地"相遇提供借鉴。

拉康后精神分析理论与克里斯特瓦的诗学话语

法国女性主义理论家克里斯特瓦运用后精神分析学拉康的理论进行理论体系建构,将拉康的镜象阶段、现实级与想象级等概念作为女性话语的前提,将精神分析与符号学理论结合起来,创造出一种后现代的女性主义理论模式。克里斯特瓦在理论建立过程中,改造了拉康关于符号与记号、再现、阉割等范畴,为当代女性主义诗学话语开掘了源泉。

Intertextuality in The Sound and the Fury

This paper analysed The Sound and the Fury with the theory of intertextuality, with the aim of going back tointersubjectivity, as promoted by Mikhail Bakhtin. Drawing insight from Susan Sontag’s opinion on“interpretation”, the author highlights the importance of openness and indeterminacy, as well as the significance ofthe “form”. The author argues that Faulkner found his own voice in the dialogue with previous writers and invitedreaders to interact with the texts as well.

符号学、精神分析学与女性主义政治哲学——克里斯蒂娃思想述评

通过对克里斯蒂娃这位法国杰出的女性思想家的简要生平、在学术史上的定位以及她漫长的学术生涯的分期问题进行简要的论述,并以四张名片的形式分别从她早期的符号学到她中后期从事的精神分析、女性主义理论和政治哲学四个领域探讨了她在诸领域跨界发展中具体持有的观点和取得的成就以及她在英美理论界产生的影响,以期对目前国内的克里斯蒂娃研究有所启示。

品特戏剧中的情人游戏

在哈罗德·品特的三部戏剧作品《回家》、《情人》和《微痛》中,家庭中的女性人物都表现出背离妻子身份的情人形象。对身份固定性的打破,使得这些品特女性成为父权体制中的不稳定因素,从内部对传统性别秩序产生了冲击。从朱丽娅·克里斯蒂娃在符号学影响下的女性理论视角进行解读,这些品特女性利用符号态的特质动摇了封闭的父权象征语言体系,为女性乃至所有个体的存在方式揭示出更多的可能性。

身体经验与文学行旅——试论余秀华诗歌的关键词

余秀华以身体隐喻作为观察核心,在诗歌中消融肉体和心录的界线,抒写出饱含情境的诗心景观。除了取材于情动于中的身体经验,她的诗歌亦根植于女性经验和乡土经验两个层面,这三者互为感应,形成独特的诗歌语言张力网。雷可夫和詹森的概念性隐喻视点和茱莉亚·克里斯蒂娃的诗性语言革命观为解读余秀华诗歌所流露出的身心景观之美、女性情感之美和自然之美提供了有力的理论依据,并进一步论证了诗人通过身体隐喻、女性主体意识和自然场景的构建,扩大生命意识的感知,运用诗歌语言完成了对男权和主流文化所暗指的强权秩序的亲密反叛。

悲剧的升华:《萨巴斯戏院》和死亡哲学

本文探讨尼采哲学思想对美国当代作家菲利普·罗斯的影响,阐释《萨巴斯戏院》中尼采悲剧的再想象与弗洛伊德和克里斯蒂娃忧郁心理学理论的关联,运用哲学理论分析主人公对死亡和伤痛忧郁心理的升华和超越,揭示罗斯对于小说人物忧郁症的创新阐释与美国的表演哲学、济慈和叶芝的诗歌之间的互文关联。

诗学的回归——克里斯蒂娃VS巴赫金

本论文将克里斯蒂娃的互文性概念与巴赫金的普遍语境和“无尽对话”等思想进行对比分析,研究得出以下结论:克里斯蒂娃对巴赫金语境和对话相关思想的解释是错误的,巴赫金关于语境和对话的思想本质上是主体性的,与克里斯蒂娃提出的无主体的互文性是不同的。为解决文学审美所遇到的理论困难,巴赫金曾在著作中勾勒出了审美交际的三元模型(“元语言学”),但他本人未能将这个概念敲定,克里斯蒂娃也未能将该模型从巴赫金的思想中挖掘出来,同时,这一理论模型在现代语言科学中仍处在被学界遗忘的状态。本论文提出,文学作品交际场的三元(元语言)建构思想可以有力推动理论诗学领域诸多问题的解决,开辟出将文学文本的话语文本域与价值域联结为一个整体的新路径。

翻译研究中的互文性误读、误用与滥用

国内有些研究者对互文性概念的缘起与流变以及各种互文性的本质了解不多。因此,翻译研究中存在误读、误用或滥用互文性的现象。误读主要表现在:混淆朱莉娅·克里斯蒂娃三个互文性定义的本质,一切皆互文。误用表现在:狭义互文性用于解构批评,广义互文性指导翻译实践。滥用主要表现在:互文性用于翻译教学、译者主体性研究,"引用"用于同译者同作品的重译作品分析。互文性翻译研究过多关注译作的相似性,意义不大。研究译作差异性才能比较译作优劣,提高翻译水平。

论“中国经验”的祛魅写作——以波伏瓦、克里斯蒂娃为例

1955年9月,波伏瓦和萨特应邀来新中国访问,回国后波伏瓦写了《长征—中国纪行》。1974年4月,克里斯蒂娃跟随由《原样》杂志社同仁组成的法国作家代表团来到文革中的中国,她创作的《中国妇女》于年底付梓。同样作为对共产主义理想和社会主义建设怀揣美好遐想的法国女权主义代表人物,波伏瓦和克里斯蒂娃都从亲历的"中国经验"中得到了第一手素材,而经由写作的沉淀和思考,两人都完成了对这个东方国度在理智和情感双重层面上的"祛魅"过程。今天,反观他者眼中的中国,衡量想象和经验之间的落差,或许我们可以窥探到历史深处曾经遗失的另一面幽微的"真实"。

西方文论关键词:命名时段

朱莉娅·克里斯蒂娃的符号学理论,建构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建立一种新的符号意指形式为旨归,是法国1968年五月革命的产物,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意涵。克里斯蒂娃通过将胡塞尔现象学的意义论与弗洛伊德的无意识理论引入符号学研究,来进一步具体化命名的生成过程。作为意义生成的门槛,命名时段联系无意识与意识两大领域,形成的标志是主体的确立以及随之产生的对象的确立。在精神分析学视阈下,命名时段历时地包含了镜像阶段和阉割焦虑两个过程。命名时段对先锋诗歌、精神分析活动、女性主义理论产生广泛的影响,其动态的运作模式体现了互文的阐释方式和价值意识在克里斯蒂娃的理论进路中的贯穿。

空间研究视野中的朱莉娅·克里斯特瓦

近20年来,空间研究作为一种新的叙事和理论转向,使文化研究、文学研究和地理学等人文学科之间呈现出跨文化、跨学科的研究趋势。这一转向又与"后现代主义"结合在一起,将追求差异作为空间政治斗争的目标。克里斯特瓦在后现代运动浪潮中成形的互文性理论、解析符号学、精神分析理论也视多元差异为圭臬。她研究领域的宽泛性、理论内涵的丰富性,极易与新兴的空间研究结合生成跨学科新概念,赋予全球化时代跨学科文艺思潮以克里斯特瓦式的后现代理论色彩。

怪诞风景:论安吉拉·卡特小说《新夏娃的激情》中身体与背景中的“卑贱”(英文)

在安吉拉卡特小说《新伊弗的激情》中,伊弗(林)回溯性的叙述将他(她)所体验的在各种场域之中投射于其身体的各类暴力实践以重构的姿态聚合在一起。身体和背景的平行建构是值得关注的,因为在小说中性属的双重性和背景建构的方式被双双作为怪异和"卑贱"(克里斯蒂娃语)加以突出。本文旨在通过聚焦于伊弗(林)的怪异和"卑贱"身份与背景困惑的相似性来对两者进行分析,强调空间运用与作品中值得关注的性属概念的不可分性。本文还认为,小说在身体风景和背景风景中制造相似的模糊性,含蓄地强调乌托邦式的非技术化风景与宁静生活追求,同时质疑针对有关性别化身体,特别是主体性,的本质主义主张所采取的固定的神话般的非理性阐释,卡特借此为绝对场域提出了选择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