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近代军阀公馆建筑的风格类型与特征

军阀统治是西南近代历史上的重要时期。西南近代军阀和高级将领在驻防城镇和家乡建造的居住类公馆,主要有合院式、外廊式、洋房式三类,由于样式传播的源头不同,受外来建筑材料、风格、技术的影响不同,因而形成不同地域军阀公馆流行类型和特征的差异。军阀公馆建筑风格的选择,反映了当时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也受军阀自身观念的影响。

王船山对“申韩之儒”的批判及其哲学反思

明代法律严苛,士人在惶恐不安中形成了一股“廉耻丧”的风气。船山对此进行了深刻的哲学反思,认为这股风气和“申韩峻法”有很大关系。他斥责以部分理学家为代表的“君子儒”,认为“君子儒”虽以儒为表,而实则是法家之笔吏。他指出,在“外儒内法”治理体系下,儒法关系混乱不堪,“申韩峻法”猖獗,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法律模式和架构亟需修整。船山一方面高度赞扬儒家德治思想,肯定其在社会治理中的根本地位;另一方面主张对当时的“申韩峻法”进行改良,赋予其德性基础和实施层面的灵活性,同时倡导用简法来代替密法。

被遮蔽的胜利——巴黎和会中国签订对奥《圣日耳曼和约》过程研究

一战结束后,中国以战胜国的身份参与巴黎和会。在和会的筹备阶段及初期,中方将“废止特权”与“平等原则”作为对德、奥条款的核心底线,并随着会议进程的深入不断推进对德、奥具体问题的解决。然而,在拒签德约后,奥约问题成为北京政府及代表团关注的重点,其能否顺利签订关乎中国战后的国际地位。北京政府更是明确将奥约签订一事与加入国联绑定,并寄希望于英、美方面的帮助。是时,和会中各国针对奥约的主张、态度不一,陆征祥和顾维钧等人通过积极协调、斡旋,最终使得奥约顺利签订,中国也以此成为国际联盟创始会员国之一。总体来看,中方在签订奥约的过程中表现积极主动,加入国联也符合一战后北京政府提升国际地位的需要。但从长远结果来看,中国朝野上下所期许的“战后新秩序”并未因为国联的成立而实现。

早期共产党人与《评论之评论》

《评论之评论》是上海《民国日报》的特别附刊之一,以施存统、沈泽民、恽代英等早期共产党人为主要撰稿人,在其存世近一年的时间里,累计刊载时事述评、评论、政论、通信等各类文章250篇左右,对国际局势及帝国主义列强间的角逐纷争、对中国纷乱复杂的内政和外交进行了深度的报道和评论,特别是共产党人的加持,不但宣传了国民革命思想,也保证了该刊革命的、进步的办刊宗旨的贯彻实施,成就了该刊作为近代中国政论周刊的重要新闻价值和史料价值。

中共三大前后中国共产党对曹吴军阀的态度与斗争策略——以1923年“北京政变”为中心

第一次直奉大战后,中国共产党经过推动孙中山与吴佩孚联合等事件,认识到吴佩孚并不可靠,绝不会与曹锟分裂,于是将其与曹锟共同列为斗争对象。1923年6月13日,曹锟发动北京政变。与此同时,中共三大在广州召开,大会确立与国民党合作的方案,适时提出国民革命运动,倡导与曹吴军阀争夺政权。中共三大结束后,议决多项重要问题的中国共产党,迅速参与到这场全国关注的政变事件中。中国共产党明确将曹锟与吴佩孚共同列为斗争对象。中国共产党态度的转变,同破除孙曹联合谣言等事件密切相关,其目的在于巩固国民革命运动的合作基础,清除曹吴军阀所依仗的帝国主义在华势力。

漳腊淘金记:民国时期川西北的财富、生计与冒险

漳腊金矿的兴办是权力与资本交互影响的结果。民国初年,各路军阀先后主导着漳腊矿权,竞相逐利。防区制终结后,漳腊金矿改由四川省政府经营。随着全面抗战的爆发,国民政府加强了对四川资源的调控,国家资本介入漳腊金矿。槽户制是漳腊金矿的基本组织形式,漳腊私人采金的发达与该制度有密切关系,槽户制的盛行导致政府统制黄金生产、流通的目标难以达成。漳腊金矿的收益主要归军阀、资本家、官僚豪绅、金商等势力所有,多数金夫子并未实现财富梦想。金矿业催生了金河坝市场的畸形繁荣,促进了漳腊与内地的交往交流。同时,漳腊矿区的诸多乱象,也反映了矿区社会与当地民众之间存在着张力。

民国初年的军队防疫与军阀政治

民国初年,传染病的肆虐严重影响着军人的生命安全和军队的战斗力。为了应对疫情,陆军部颁行了一系列军队防疫法规,各地军队制定了具体的防疫措施和办法,军队也较注重防疫人才的培养和防疫知识的传播。在国家与地方的防疫事业中,军队在参与地方防疫组织、阻断交通、委派军医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民初的疫情防控也反映了军阀政治的特点,地方政权军事化削弱了中央政府抗疫能力,防疫过程往往贯穿着军阀对地方权力的控制与争夺,展示了军阀政治下国家防疫的困境和艰难。

民国时期新疆政治社会图景与特征探析

民国时期的新疆,在羁縻制度长期施行所产生的一定负面效应——边疆张力与这一时期中央政权治理边疆乏力的共同作用下,呈现出“偏安一隅”的边疆地方属性。依据考察文本的深描与具象化,深入挖掘民国时期新疆政治社会的图景,其整体上呈现为政治社会运行中的军阀政治本质及其阶段性变更,省际沟通的惯性疏离与一定协作,以及城镇景象所投射出的地方传统性与外部现代性渗入的交错。政治图景背后,隐匿着边疆政治复杂性与共通性的时代印迹,以及多方主体交错作用下凸显的分离性与二元性。

舆论战将与维权展演:自媒体对知识产权的价值与边界——对“抄袭”舆论事件的观察

抄袭现象备受舆论关注。本文基于近五年抄袭舆论事件的样本分析,探讨自媒体对知识产权法律传播的价值和边界。在抄袭舆论事件中,作为“一般观察者”的自媒体,具有双重价值,即分别表现为披露侵权的舆论战将与鉴别抄袭的把关人。自媒体对侵权行为的曝光,向社会传播了知识产权法律知识,其维权实践也体现了抄袭的复杂性并扩展了舆论的有效边界。自媒体是“抄袭”舆论事件的开端,对知识产权起到了监督作用,但其中舆论与现实的边界仍须慎重对待。

敦煌莫高窟第285窟北壁供养人形象考辨

莫高窟第285窟是西魏时期开凿的大窟,此窟壁画题材风格多样,艺术水准极高。此窟供养人形象是反映北朝服饰特征和民族关系的珍贵资料,其中北壁世俗供养人,从其袴褶装和姓氏分析,应为鲜卑化的汉族武官。此窟集中出现较多的武人、神将形象和战争题材壁画,反映了北魏末期武人阶层的崛起,推测应是西魏时敦煌统治者元荣率领瓜州武官营建,属于巩固边防军事的地方治理策略。

清末至北洋政府时期区乡行政制度考略

中国古代 ,国家正式职官的设置止于县 ,县以下没有国家行政。清末至北洋政府时期 ,这种情况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由于传统乡里制度的历史演变和地方社会近代化的时代要求 ,各地陆续生成了区乡一级行政。这一期间的区乡行政可以分为两大类 :一是清末以来新生的区乡行政 ;二是由清代旧乡地演变而来的区乡行政或准行政。就职能而言 ,前者又可以分为单一职能类型的区乡行政 (教育行政、警察行政和保卫团政 )和职能全面类型的区乡行政 ;后者或系由旧乡地直接转化为新型的区乡行政 ,或系以旧乡地而充当新生区乡行政的下级区划和组织 ,或基本保持着旧乡地的原有性质和职能。就主体性质而言 ,这一时期的区乡行政还存在着“自治”行政与“官治”行政的区别。这一时期的区乡行政大多具有常设机构 ,其行政人员一般按法定程序任职并具有职业化的公职身份 ,大多具有建立在法定公共财政或公共收入基础之上的经费制度 ,承担着地方社会的各种现代性行政职能 ,因此已经基本上具备了现代性质。但同时在各方面也仍然带有传统色彩。

阿富汗政党政治:历史、现状及其在后撤军时代的前景

阿富汗政党政治是阿富汗国家现代化建设和政治发展的产物。在几十年的政治实践中,作为政党政治主要载体和表现的政党在阿富汗的发展中经历了颇为曲折的过程,从无到有并一度中断。在2001年阿富汗开启重建进程后被纳入政治发展的规划中。然而,由于阿富汗政治环境的先天不完善以及一些人为因素的阻碍,阿富汗政党政治至今仍未发展成熟,在后撤军时代它的发展前景也不容乐观。

直奉战争之后的北京政治——段祺瑞临时执政府对北洋体系的整合

第二次直奉战争之后,韬光养晦的段祺瑞应时而出。担任"临时执政"之初,段企图通过召开善后会议,联络各方实力派,推进"和平统一",并利用军阀之间形成的暂时均势,从内部对北洋体系作一番整合。其间经历了不同政治体制的艰难选择,以及各派政治势力之间"务求燕雀均衡"的权力分配。然而,由于段政府缺乏军政实力,没能形成为南北新旧各方认同并拥戴的权势中心,其整合北洋的努力未著成效。这一政治结局,使中国丧失了和平统一的最后机会,预示着中国政治问题的根本解决将转而经由北洋体制之外的途径,同时也预示了北洋体系最终崩殂的历史命运。

胡汉民·西南政权与广东实力派(1932—1936)

“西南—南京”的对抗模式是20世纪30年代“地方—中央”对抗中最具典型意义的,而西南政权内部又是一个充满着矛盾的联合体:一方面因政治取向基本相同、利益上有互相依赖关系而结合,另一方面又因政治目标与策略的不同而相互争斗。这种既联合又斗争的复杂关系在国民党派系斗争中颇具普遍性。当前新史料的发掘为深入考察西南政权内部的结构提供了可能性,相关的分析能深化对国民党派系史的认识,进而推动民国史的研究。

军阀与内阁——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内阁阁员群体构成与分析(1916-1928)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军人干政成为北京政治生活中的常态。内阁作为北京政府的最高行政机构,不仅掌握着中央财力的分配权和地方督军、巡阅使的任命权,且作为正统的合法性来源,成为军阀竞相角逐的对象。内阁阁员群体的社会结构和社会网络表明,地域因素、同学关系、亲属关系等都是影响内阁群体构成的重要因素。这表明中国在封建王朝向近代国家转变的过程中,传统社会关系对现实政治具有深刻影响。

觉醒与抗争:北洋军阀吴佩孚民族意识述评

吴佩孚作为北洋军阀的直系首领,在激烈动荡的年代,曾纵横捭阖,翻云覆雨;或排斥异己,挑起战端,给中华民族带来巨大的灾难。长期以来,被视作"反动军阀"与"人民公敌",然而,这并非其人生的全部。"五四"时期以"爱国将军"声名鹊起;北伐之后,落魄下野,即使处境艰难,仍以家国为念,面对日伪的威逼利诱,依然洁身自好,自全名节,浓厚的民族意识渗透其一生的方方面面,晚年演绎了一段失败英雄的悲壮传奇。

论康有为与吴佩孚之交往

民国时期,吴佩孚和康有为这两个有着不同文化背景、政治理想和政治主张的名人,在张勋复辟事件中由对立而相知。康之所以对吴极力拉拢、借重,一是希望借助其军事力量实现他君主立宪的美梦,二是由于两人都对儒家文化情有独钟,三是康认为与吴有一些相投之诉求。吴对康若即若离的原因,一是对当时局势有着清醒认识,二是对康的政治主张不敢苟同,三是借康"文圣人"的名望装点门面。康、吴二人冲破文人、军人之界域践行理想,尽管均以失败告终,然其中所昭示的借鉴意义和价值,如吴佩孚的一统主张、康有为的军权认知等等,都在历史演化之中成为隐含的积淀,合力铸就民国进程。

晚清、北洋时期的国内公债论略

近代中国国内公债的产生和发展都与战争、军事有关。晚清政府和北洋政府所发行的大量公债,未能充分发挥其稳定财政、调剂金融、促进国民经济发展的应有作用。同时,晚清和北洋时期所发行的内债也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和进步性。近代中国国内公债史给我们提供了以下启示:第一,国内公债问题不单纯是一个借钱还钱的问题,它与财政经济和社会政治等各方面的问题紧密相关;第二,必须将公债真正用于社会必需的经济建设上,使债务的偿还有坚实的基础;第三,国内公债还有个适度规模的问题,如果内债规模一旦超过国家财力的承受能力就会发生财政危机,国计民生皆受其弊。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政府行为与工业发展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工业的发展与北洋政府的政策倾向有关 ,其具体内容有 :一、解除了对民间兴办工业企业的限制 ;二、对工矿业者采取保护和奖励政策 ;三、对新办企业实行保息和补助政策 ;四、对民族工业产品及所有原料实行减免捐税政策 ;五、劝导创办实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