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君子不器”看孔子的教育思想——基于知识与德性关系的辨析

对《论语》“君子不器”章的理解若缺乏对孔子论教育和论君子人格思想的整体把握,则容易把此章的重点放到“一能”和“多能”的问题上,得出孔子反对专业化教育而主张通识教育的片面结论。通过结合历代诠解和《论语》其他篇章对“君子不器”进行全面分析,可知孔子主张的是君子应当成为“不器之器”,或“由器而不器”。孔子并不反对技艺和专业知识的教育,但强调教育不能局限于知识技能,而要以德性教化和君子人格的培养为教育的最终目的。“君子不器”并不会形成专业化教育和通识教育的矛盾,其指向的是对于德性教化的关注;成为君子的关键不在于才之多少,而在于是否有德。而孔子教育思想的德性指向,可以为反思现代教育提供一个有益的视角。

“原泉混混”与“盈科后进”——论儒家“以水比德”在《孟子》中的展开

孟子继承和发扬了孔子开创的儒家“以水比德”的传统,在《孟子·离娄下》和《孟子·尽心上》两篇中,运用“原泉混混”和“盈科后进”两个相互连贯的水意象对其君子人格修养思想进行了阐发。“原泉混混”强调通过对自身固有德性的洞察和体认,培养君子人格的道德主体自觉意识;“盈科后进”强调通过学问之道培养君子人格的道德理性精神和道德实践能力。孟子认为,君子应当“立于本”并“志于道”,内德充盈而又不断为学进德,从而养成完善的君子理想人格。

重塑德性概念:西塞罗对罗马政治伦理的再造

在罗马共和国末期,西塞罗对“virtus”概念的重塑起到了关键性作用。在早期拉丁语中,“virtus”主要被用来指体质上的或军事上的勇敢;到了共和国中期,“virtus”的含义和用法开始出现分化,呈现出两种主要的面貌:一种是传统的用法,指体质的或军事的勇敢、勇武;一种是受希腊语“■”的影响,将概念扩展到军事领域之外,成为抽象的各种德性的统称。正是在西塞罗这里,“virtus”完成了概念上的抽象化、普遍化,获得了稳定而持久的伦理含义。西塞罗对德性概念的提升与重塑,不仅反映了希腊思想的影响,而且也再现了他对不依赖军事之“新人”意识形态的建构;由此,他深刻地改造了罗马的政治伦理传统,深远地影响了西方文明。

先秦早期君子的“位”与“德”

先秦早期传世文献如《周易》《尚书》中的“君子”概念,学界多认为其内涵主要是指君王及贵族等“有位者”,是孔子在《论语》中反复论述赋予其诸多“有德者”的内涵,才使该词成为一个具有褒扬人品道德意蕴的词汇。其实,孔子之前的西周至春秋时期典籍如《周易》《尚书》等,有关“君子”一词的描述和记载,在指称“有位者”时常常并非只有“位”的意义,而是在许多情况下同时关注并蕴有“德”的内涵。“以位而名,含德而生”是先秦早期君子的主要特征和品貌,这既为后世君子形象的成长和丰满奠定了基本格调,也深刻影响了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学派,以及道家、墨家、法家等整个中国传统文化,对君子作为中华民族代表性人格形象的千锤百炼和打磨塑造。

论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

传统与现代化并非一种此疆尔界的对峙,传统为解决不同价值和不同生活方式之间的冲突提供了思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赋予了中国式现代化鲜明的中国特色和独特的文化底色,使之成为反思和超越资本主义现代化的重要逻辑之一。“大一统”的民族观、“以民为本”的发展观、“崇德利用”的社会观、“天人合一”的自然观、“协和万邦”的国际观等价值观念是中华民族的丰厚精神滋养,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民族价值载体,是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的理念源泉。新时代,要从澄明继承传统文化的前提基础、遵循继承传统文化的原则要求、厘清继承传统文化的核心灵魂三个维度,传承和弘扬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

谁是学生?——柏拉图《法义》解析

《法义》是柏拉图最为重要的教育著作之一,它涉及“谁是学生”的问题。在柏拉图看来,作为立法者的两位多里斯老人,是在场的学生;年轻人虽然被排斥在现场的对话之外,是缺席的,但他们同样也是学生。两位多里斯老人与作为教师的雅典人的关系并不密切,但作为学生,他们的天性是卓越的,可教的。年轻人之所以不在场,根本上是为了对老年人教育的顺利进行,因为年轻人的性情与老年人的性情存在差异,他们同时在场会影响良好教育效果的达成。柏拉图将学生进行分类,是出于次好城邦建构的需要,显现了柏拉图卓越的古典教育智慧。对于现代教育来说,《法义》对学习者的规定具有真理性,人们应该意识到学习者的差异并发挥教育者的实践智慧。

《史记》传述邹衍书法新论——兼谈司马迁“究天人之际”的学术立场

《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含括了邹衍传记,明清《史记》评点家已注意到了该篇在文章学上的特点。结合《史记》全书可知,这是由于司马迁对邹衍的态度复杂,因此传述时采用了独特书法。太史公将邹衍学说细化为三个方面,分别是五德终始术、历术以及二术之宗旨。《史记》多处暗示二术关系密切,历法可以辅助判断王朝的德运归属,然而却对二者异篇论之,且文字迂曲,内含矛盾。其原因有二:第一,司马迁身为西汉太史令,熟习天官星历之家学,并曾深度参与西汉受命改制活动,故而评判邹衍学说有其独特视角;第二,这是《史记》辨章诸子学术所惯用书例,承续了其父司马谈《论六家要指》的论学旨趣。考察司马迁论著邹衍的书法,得以一窥《史记》“究天人之际”的学术背景与立场。

周易的中正修德思想

中正、修德思想是周易的重要思想。周易的中正修德思想主要体现在守持中道、崇德向善、阴阳变易、天人合一四个方面。周易这四方面突出体现了圣人崇德向善感应天地自然、顺应人心而致天下和平、人心和顺的贞正局面。

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五大基本特征

中国式法治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运行发展的重要环节和内容要素,它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开辟给予了规范指引和法治保障。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基本特征包括五个方面:党的领导和人民至上是根本法理红线,筑牢了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意识形态根基和根本政治方向;共同富裕是规范和保障人民共建共享财富分配秩序及资本健康发展的基本法治原则,从理论和实践层面解决了防止资本无序扩张的人类社会发展难题;法治与德治相结合是其文化特色与理论创新,有利于人类社会道德文明和法治文明的新发展;构建生态效益与民生效益平衡关系、强化政府主体责任和公众参与、实现自然正义和人民正义有机结合是其在生态法治建设方面的法治方法、制度以及价值特色;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回应全球治理难题的国际法理依据,它破解了“西方民主法治文明是历史终结”的逻辑魔咒,呈现出兼具感召力、生命力和实践力的天下大同文明样态。

董仲舒“天人感应”思想的逻辑层次探析

董仲舒的“天人感应”思想,借助天的至上性和权威性,来印证道德的合理性,使儒学易于被当时的统治者和百姓所接受。董仲舒“天人感应”思想有着严密的逻辑层次,它包含三个层面,即“天人感应”思想的逻辑起点——“天”具备人格内涵,“天人感应”思想的逻辑内涵——人要顺应“天”的秩序行事,“天人感应”思想的逻辑要求——人应按照“天”的精神提升修为。

经济人与道德人:分裂统一与逻辑启示

正确解决经济利益机制与道德约束机制的关系 ，即经济人与道德人的关系问题，对我国正在建设的现代市场经济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本 文通过探讨经济人与道德人的基本内涵及其分裂与统一的辨证关系，总结其对现代市场经济 的逻辑启示：坚持“经济人”导向并加强制度建设。

简析天人合德的理论意蕴

天人合一是中国哲学的根本特征之一 ,它在传统伦理思想中表现为天人合德。这一命题规定了传统道德的本体、道德价值的本原以及人的道德本性 ,是传统伦理思想最核心的理念和最根本的特征。它固然存在许多理论上的缺失 ,但又极富思辨性 ,对伦理学上的许多重大理论问题都提供了自己的解答。这对于我们今天探究这些问题 ,仍然具有启迪意义。

君子与政治——对《论语·述而》“夫子为卫君”章的解读

该文从揭示《论语》中一则对话的疑难入手,通过对各种情节线索的分析,探讨在特定政治情势中孔子不易理解的行为同其政治信念之间的内在联系,从而对经典世界中君子与政治的关系,提供进一步的理解。

中国古代“天人合一”思想与当代生态文化建设

在当代文化建设中,针对中国古代“天人合一”思想,出现了截然不同的评价。作为中华传统文化之精髓的“天人合一”思想所包含的古典生态智慧具有极为重要的当代价值。从作为其源头的《周易》分析,它包含“太极化生”、“生生为易”、“天人合德”、“厚德载物”与“大乐同和”等极有价值的生态智慧内涵,成为当代生态文化建设的重要资源。

《中庸》君子之道论

几千年来,做君子是绝大多数中国人的人生追求。由对君子精神的企慕和对君子人格的追求形成了君子文化,其思想源泉是儒家经典。系统梳理和挖掘经典之中的君子思想,是当今弘扬君子文化的基础性工作。《中庸》对儒家君子之道有多重阐发,以中庸为主线,以修身为主体,由慎独、时中、和而不流、费而隐、忠恕之道、素位而行几个方面共同构建起了君子之道的思想结构,为修养君子人格提供了基本理论和实践途径。儒家的最高理想人格是圣贤,但圣贤人格一般人难以达到,所以通常谈得最多的是比较现实的、平常人可以达到的君子人格。通过弘扬君子文化,使国民素质与社会文明得到提升,这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必备条件。《中庸》的君子之道对当今弘扬君子文化,提升国民素养,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道德教育与道德规范——对康德与涂尔干道德理论的反思

将道德规范看成一种外在于个体生活本身的绝对命令,虽然有其哲学与社会学背景,但在理论与实践上都面临着很大的困难。理论上,这种道德理论否定了道德规范的社会建构性质,割裂了道德与生活、幸福、权利等价值的关系,否定了道德实践中人与情境的价值,将道德实践过程理解成了一种依法则行事的理性或强制过程。在实践中,它导致我们片面强化教师和学校的作用,忽视儿童自身的需要、权利和意愿,以不道德的方式强加道德说教与道德惩戒,甚至使道德成为某些人控制其他人的精神枷锁,引发激烈的道德冲突和社会震荡。事实上,道德规范始终是情境依赖而不是情境独立的,在道德教育中我们始终不能没有善念,而且始终不能放弃在道德规范面前的自主性。由此可见,为道德而道德是错误的,人或许不是万物的尺度,但至少在某种意义上是道德规范和道德教育的尺度。

德治模式下的中国传统法律制度批判

中国传统社会治理模式是建立在道德人假设上的一种德治模式,这种德治模式在法律制度的建构中由于理性缺失,主要表现为权力本位和对公民权利的漠视,在法律制度的运行中人情化和工具化现象严重,使法治停留在表面化、口号化层面。

孔子与“天人之辩”

"天人之辩"是中国哲学的核心命题,开创于孔子和老子。在孔子,"天"、"人"关系可以表述为:其一,"天"赋予了人类生活世界的规律、原则和理想,是谓"天道",并且通过特选的"人"赋予其"德"以作为"道"之"文"而彰显"天道"的存在,并且要求这个特选的"人"作为"天道"的担当者在人间实现"天道",从而成为"天"、"人(类)"之中介和桥梁;其二,但是,"天"在何时、选择何人作为"道"之"文"而彰显"天道"的存在,以及这个作为"道"之"文"而彰显"天道"存在的"人"是否还同时具有"王"之位、从而在人间实现"天道",那属于"天"的意志而不可知,是谓"天命";其三,"道"之"在",非"自在",乃"自为"而"在",作为"天道"的担当者,无论是具有"王"之位可以在人间实现"天道"者,还是仅仅作为"道"之"文"而彰显"天道"之存在者,其担当"天道"的方式都是"为",行天道之"行"是"为",显天道之"显"也是"为",故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阴阳五行与天地之美——董仲舒的天人合一思想及其审美理念

用阴阳五行建构儒家的天道观和天人合一哲学 ,以为道之大原出于天 ,天不变道亦不变 ,乃儒家思想发展的一大转折 ,也是董仲舒独尊儒术的理论基础。他以天道证人道 ,言天人相副和天人相类 ;又以为善言天者必有征于人 ,视人伦纲常和仁义忠孝为天经地义 ,并以此言天地之美。这种以阴阳五行为宇宙模式而观天人相与之际的儒学 ,及其以善为美的价值理念 ,对中国人的思想、信仰和审美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