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实践视角下我国商事仲裁释明规则的构建

由于理论上和实践中对其性质的争论以及仲裁规则中制度的缺失,我国仲裁释明的行使缺乏明确的指引,根本无法发挥其应有的作用。通过对于国际仲裁法律原则以及主流仲裁机构规则的分析可以确定,仲裁庭释明的基础是源自仲裁庭本身的调查权以及裁判者知法原则的适用,因此应更多地解释为仲裁庭权利的范畴。释明的目的和效果与商事仲裁所追求的理念高度契合,因此在仲裁领域应有着更为广泛的适用空间。对于释明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则可以通过仲裁规则中特定程序的使用、当事人异议权的保障以及司法审查标准的明确等方式充分加以消除。

法律观点开示义务的本土化路径——以纠纷实质化解为视角

法官知法的诉讼构造保证了法官独立适用法律,但也埋下了法律适用突袭的隐患。为解决该隐患,大陆法系部分国家明确了法律观点开示义务。该义务在我国经历了从一般法律释明到具体法律观点释明两个发展阶段,逐步具备了较为完整的法律观点开示内涵。我国的法律观点开示义务虽然最早溯及于2002年《民事证据规定》第三十五条,而2019年修正之后的《民事证据规定》五十三条更接近学理上关于法官法律观点开示义务的通说,但该条的具体适用仍须通过类型化分析予以明确。通过分析每一类适用类型与规范本旨的契合与否,可以得出2019年《民事证据规定》第五十三条各种适用细节的应有之义,以此作为建构我国民事诉讼中法官法律观点开示义务的规则体系。

国际投资仲裁中的“法官知法”

在国际投资仲裁中,不同的法律文化或诉讼实践对“法官知法”会产生微妙的影响。在不同的具体情境下“法官知法”原则应当基于不同的法理基础予以适用。对于“法官知法”中“法”的类别予以简单界定并不具有合理性。原则上,当事方应当主张并证明其依赖的法律,同时并不排斥“法官知法”的补充作用。“法官知法”的适用是仲裁庭的权力,而非义务。仲裁庭行使这一权力总体而言应当持谨慎态度,只有在具有充分的正当理由时才适合行使。在适用“法官知法”原则时,仲裁庭寻求当事方的意见是适当的,且在特定情况下必须如此以避免违反正当程序。关于“法官知法”的正确理解和适用,对于我国政府与海外投资企业有效参与国际投资仲裁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