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赋取士肇始新辨

一些论唐代科举制以及唐代律赋的史学或文学著述,都认为以试赋取士始于唐代。其实,唐代试赋取士是沿隋制,并非唐统治者的创举。无论是从献赋与纳赋的制度来看,还是从隋唐取士考文的实例,以及此期杂文与文之关系来看,唐以前就存在以试赋取士的情况。

梁楷绘画作品风格浅析

梁楷绘画作品可以分为两类:一类用笔严谨,画法工致,是明显的南宋院体风格;另一类则是他在扎实的院画基础上形成的与当时绘画风格迥然不同的新风格,这一类的作品用笔简略放逸,强调水墨特有的表现意蕴,在南宋绘画领域开辟了新天地,开创了人物水墨画之先河,且写意绘画方式与禅宗绘画题材也得到了较好的结合。

开明书店的“开明人”与“开明风”

开明书店在20多年的发展中,形成了特有的“开明人”与“开明风”。“开明人”学识渊博,朴质笃实,为人正派,思想开明,待人真诚,对待工作一丝不苟;而“开明风”则更多地体现在开明对待作者、读者的态度中。

《说文解字系传》标注引申义体例初探

南唐徐锴《说文解字系传》是汉语研究史上最早研究引申的著作,形成自己比较独特的标注引申义的体例。在标明引申义的途径上,徐锴采用了直接简单标注、援引文献用例标注、援引词书释义标注或佐证、援引经籍旧注释又标注、以词语(包括今、俗语)、成句来标注五种方式。徐锴标明的引申义中,涉及到的引申类型主要有延展引申、条件引申、比喻引申、邻近引申和词性引申五种。标注引申义是徐锴有意识的行为,这一点还表现在他在部分引申义的标注上不只是简单地标注了引申义,还分析了引申的原因。这主要表现在"故谓"、"通谓"、"言"、"喻"四个训诂术语的运用上。

“辞涩言苦”与“简而有法”:归趣迥异的两种文法论范型

柳开与欧阳修一为宋初古文先驱,一为宋文代表人物,二人都有学习韩愈的经历,文论主张也深受韩愈的影响。然而,前者学韩而不至,声称古文"非在辞涩言苦",而其得意处正在"辞涩言苦","随言短长"说的旨趣则与韩愈"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皆宜"说截然相反,所作古文"体近艰涩",对于宋代文章学的发展并无推动作用;后者则学韩而不似,将韩愈的"气盛言宜"转化为"事信言文",强调古文"简而有法",用心探讨文章之法,开启了此后盛行的文法论研究,将宋文引入与"辞涩言苦"截然相反的平易自然的发展道路。

论“中体西用”是新生活运动的内在逻辑

"中体西用"是晚清洋务派提出的学说体系,以文化固有论为基础,诠释了从保护儒家道统出发,通过向西方学习,以维护集权官僚制的逻辑思路。新生活运动表面上是蒋介石发起的一场生活革命,但其实质包含着恢复儒家道统,实现官僚资本统治的意图。从这一点看,它的内在逻辑遵循了"中体西用"的思路。

试论北魏大同、洛阳的魏碑文化——以石窟为中心

魏碑,是北魏以及与北魏书风相近的南北朝碑志石刻书法的泛称,是汉代隶书向唐代楷书发展的过渡。魏碑的特点是笔力、字体强劲,是后世书法的一种楷模。

李白与开元士风

开元时期繁荣蓬勃的社会背景使这一时期的士人形成了独特的精神风貌,他们或承继六朝名士风度的旷达,或以能文入仕而得到君王赏识,或有豪侠纵横色彩和激越昂扬的气概,或有隐居而致令名并获帝王赏识的"隐仕"风尚。李白的身上不仅具有其时士人风貌的群体性特征,而且以其独特的个性将其典型化,从而成为开元士风的典型代表。

楷书发展叙论

史料表明楷书从隶书中"楷变"脱变而来,钟繇为楷书之祖,最早定型的楷书起始于钟繇小楷。楷书担负着实用性和审美性二者使命。从楷书技法角度上讲,楷书是提按的总结者。楷书从东汉时期出现以来,南北朝北魏魏楷的成熟,唐楷的鼎盛,法度森严,之后逐渐走向低谷,台阁体、馆阁体通过科举强有力的推手,将楷书推向规范统一,禁锢了楷书鲜活的艺术情性。尤其今人学习楷书路径由楷书入手到楷书,黯淡了篆隶书体的历史沿革渊源取法关照,走向了楷书笔法的尖梢。在楷书发展式微中表现出来楷书古意流失,楷书书学思想应引导今天的楷书回归历史文化渊源中去汲取古意,让今楷朝古质今妍方向发展。

斯诺和许芥昱翻译风格对比研究——以沈从文的《柏子》为例

不同的译者在翻译同一部作品时,二者的翻译语言特征会呈现异同点。该文运用定性和定量分析方法从微观语言特征入手,分别从字词、句子和段落三个维度对比《柏子》斯诺(1936)译本和许芥昱(1981)译本的翻译风格,侧重文本分析,旨在揭示语言背后译者的主观动机、立场以及所采取的翻译策略,解释译本风格的成因。研究表明斯诺译本偏归化,许芥昱译本偏异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