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敦煌官方祭祀新探——以S.1725V所载祭品为中心

敦煌写卷S.1725V记载了敦煌当地官方祭社稷、释奠、风伯、雨师等祝文及具体祭品。学界普遍认为其祝文内容与唐玄宗开元二十年(732)颁行的《大唐开元礼》的差异不大,验证了后者在敦煌地区得到了较为有效的实施。然而,比对《大唐开元礼》与S.1725V等文献所载祭品,可发现敦煌写卷中的实际祭品不完全符合前者祝文之规定。实际上,S.1725V、P.3896V中祭品的改变与皇帝的诏敕息息相关。同时,敦煌当地官府亦是根据实际经济情况对祭品作了相应的调整。而若将S.1725V中的风伯、雨师祭祀,视作祈礼,则可解决祭品与礼典所载差异较大等相关问题。

由《大唐开元礼》所见唐代品官住居的堂室格局

先秦士大夫住居一般采用"前堂后室"格局已是学界的共识,但这种格局在汉代以后的延续性迄今尚不明确。本文主要根据行用于唐代的礼仪规范《大唐开元礼》及其他历史文献,对唐代品官住居中"正寝"的室内格局进行了推断。从冠礼、婚礼、丧礼等关于行为与空间方位的描述来看,"正寝"内的堂为开放空间,有东西序和左右阶,室位于堂的正后方,室的两侧为房,总体而言依然承袭了早期"前堂后室"的基本形态。与古制的差别主要在于正寝内的东西堂、东西夹等空间名称已经消失,室的礼仪功能弱化,部分正寝取消了东房和西房,显示出格局简化的倾向。厘清唐代品官住居的堂室格局,对理解礼制主导下传统空间模式的稳定性及其历史影响有重要意义。

利用《通典》进行礼制研究有广阔空间

《通典》对当今制度史和礼制研究具有重要价值,对《通典》这类有代表性、开创性的传世史书和相关制度史研究应当引起重视,包括发扬《通典》“实学”精神在内的许多问题亟待重新认识和发掘,而全书占有最大比重的礼制沿革及《开元礼纂类》最有广阔空间。其编写内容及特色,与安史乱后回归开元的理想和唐代整体社会思潮的关系,乃至相关的杜佑个人长期任职江淮的生平经历等都应当是关注的内容与对象,值得大大拓展。

山东灵岩寺“唐开元碑”考

山东灵岩寺旧有"唐开元碑",清康熙《灵岩志》将其错误解读为李邕《灵岩寺碑颂并序》和开元二十四年(736)《大唐齐州神宝寺记》的集合名词,后世的《岱览》、道光《长清县志》等又进一步误读。今考其碑实方开元十三年(725)《梁升卿碑》,记载的当是唐玄宗封禅在灵岩活动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