纠驳杜注,发掘隐微:龟井南冥、龟井昭阳的《春秋》学

德川日本晚期(1780~1852),古文辞学派儒者龟井南冥、龟井昭阳研探《春秋》经传,深入研究《左传》,注重从文章文法的角度,整体上观照传文,通过对传文叙述脉络的发掘梳理,阐释传文中的疑难问题,从而实现“经传相发”,明确经传文意。龟井南冥《春秋左传考义》致力于反驳、纠正杜注,龟井昭阳《左传缵考》继承家学,在反驳、纠正杜注的基础上,努力探求传文隐含的微言大义,构建“文学现场”,极大地丰富并生动了传文。由于二书刊刻时间较晚,故对德川晚期及幕末日本《春秋》学影响并不广泛。但是它们却比较深刻、广泛地影响到日本明治(1868~1912)、大正(1912~1926)乃至昭和(1926~1989)年间的日本《春秋》学,其著作质量、学术价值,借此可窥一斑。

龟井南冥《春秋左传考义》的注释方法及其学术史意义

《春秋左传考义》是日本江户时期龟井南冥对《春秋》经文及传文中存疑的语句进行精心注解的一部重要著作。龟井南冥善于实证研究,注重义理探析和语气照应,对无法精准训释的内容或并存诸家之说以备案,或存疑不考以阙疑,从而保证了注释的客观公正;他以批评杜预注为出发点,指陈杜预注失误、失考、失于详、取臆说、强为之解等,并逐一辨证,或补充杜预说,或立新说;他在材料的使用上强调可据性、可靠性,注重广泛寻求类似的语例和事例,尤为注重从《春秋》经传中寻求相似的例子加以比勘进而得出结论。《春秋左传考义》有力地扭转了江户时代日本学者研治汉学局限于宋明理学的风尚,标志着日本汉学研究方法由宋学向汉学的转变,在《左传》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