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康氏疫郁理论治疗慢加(亚)急性肝衰竭后肝纤维化经验

目前临床上对于慢加(亚)急性肝衰竭的关注重点仍侧重于短期预后,即症状减轻及相关血清学指标的改善;对长期预后方面如肝衰竭后肝纤维化乃至肝硬化的防治重视不足。康良石教授,全国首批五百名老中医导师,中华中医药学会终身理事,荣获国务院特殊津贴、卫生部继承发扬祖国医学奖、中华中医药学会成就奖,家族九代业医,在东南亚被誉为“肝病克星”,通过多年临床实践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中医肝病理论体系,创造性提出“疫郁理论”。阮清发主任,康氏肝病流派传承工作室负责人,现任福建省中医药协会肝病分会主委、厦门市中西医结合学会肝病分会主委,在康氏疫郁理论的基础上,结合多年临床诊治经验,主张应重视肝衰竭的长期预后,对肝衰竭后肝纤维化的患者建议应尽快采取中药口服治疗,以防后期进展成肝硬化。提出当遵循“先祛其郁,再补其虚”的治则,“疏畅肝木、顾护脾土”的治法,采取分期治疗,即早期侧重于痰湿瘀血等郁滞的清除,中期侧重于脾气肝血的恢复,后期兼顾肾气的培补,并附验案一则,以飨读者。

康良石基于“浊脂”理论辨治脂肪肝经验撷英

介绍康良石教授运用“浊脂”理论辨治脂肪肝的经验。认为“浊脂”先伏而后行,阻遏气机、郁滞三焦,既是脂肪肝的致病因素,又是其病变过程中的病理产物。临证将脂肪肝分为隐证(无临床症状)、湿热蕴结证、虚滞夹杂证3型,确立了以柔肝行气、祛浊净脂,审证求因、病证结合为主的系列治法和方药。并举验案1则。

“良史”与中国古代史学话语体系

"良史"是中国古代史学话语体系的重要话语与思想资源,其最初内涵是"书法不隐"。在古代史学发展进程中,"良史"的"书法"由早期以"礼法"为核心的道德性认识逐步拓展到以"史才三长"为代表的学理性认识;"不隐"由早期对"礼法"原则的坚持逐步扩充到对"素心"、"义理"、"公心"与"史德"的倡导,实现了从品性论到认识论的发展。"书法"与"不隐"存在价值性认识与事实性认识的内在矛盾,古代史家以"名教"进行协调,求其和谐,但并不能真正解决这个矛盾。"良史"话语重视对历史的价值性认识,呈现出史学主体自觉意识不断增强的趋势。它丰富了中国古代史学的话语体系,塑造了古代史学的学术品格和史家的精神范式。

市场机制与梁氏窑经济社会结构的调整

在市场化改革的大背景下,借助国家杨凌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建设的历史机遇,村委会一班人带领梁氏窑村民已经初步实现了梁氏窑经济和社会结构的多元化,实现了梁氏窑的城镇化和现代化,但由于尚未形成稳定的支柱产业,这一成果并不稳固。只有不断提高居民的市场意识,开辟就业渠道,提高村级治理水平,转变政府服务和治理社会的模式,才能求得梁氏窑的可持续发展。

敬播史学成就探微

敬播以他的博学多识,参与了唐初许多重要史学活动,为唐前期史学发展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他身在史馆,能秉笔直书,所纂高祖、太宗《实录》,被誉为"信而详"、"颇多详直",从而赢得"陈寿之流"的美誉。他对史书的编纂体例有独到见解,纂修《晋书》有发凡起例之功。他参与纂修隋史,为唐初"鉴戒史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由他编纂的《西域图志》,在边疆史地及中外交通史研究上有重要价值。刘知几对其史学成就给予了高度评价,称他具有"良史"之才。

康氏加味益气活血方治疗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的临床疗效研究

目的探究康氏加味益气活血方对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non-alcoholic fatty liver disease,NAFLD)的临床疗效。方法方便选取2019年11月—2023年6月厦门市中医院肝病中心门诊及住院的128例NAFLD患者作为研究对象,采用随机数表法分组,观察组66例,对照组62例。对照组给予多烯磷脂酰胆碱胶囊治疗,观察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联合康氏加味益气活血方治疗,同时两组均予饮食运动健康指导,疗程均为24周。评价两组治疗前后疗效、肝受控衰减参数(controlled attenuation parameter,CAP)、血清谷丙转氨酶(alanine aminotransferase,ALT)、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ow density lipoprotein cholesterol,LDL-C)、三酰甘油(triacylglycerol,TG)及体质指数(body mass index,BMI)指标变化。结果观察组总有效率为86.4%,高于对照组的70.9%,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4.131,P<0.05)。治疗后两组ALT、LDL-C、TG、BMI及CAP均呈现下降趋势。但对照组治疗前后CAP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观察组ALT、LDL-C、TG、BMI、CAP均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康氏加味益气活血方可显著改善NAFLD,有效改善肝脂肪变性、肝功能、血脂水平和体质量指数。

康氏肝病学术流派从湿热疫毒辨治慢性乙型病毒性肝炎肝纤维化经验探要

介绍康氏肝病学术流派从湿热疫毒辨治慢性乙型病毒性肝炎肝纤维化的经验。认为本病的病因为疫毒(乙型肝炎病毒),病机关键为湿热胶着、气机郁结;强调中西医结合治疗本病,重视祛除诱因,清热利湿的同时兼顾调畅气机。并附验案1则。

吴兴妖神及其《赠谢府君览》诗考

吴兴妖神《赠谢府君览》一诗,《玉台新咏》和《全唐诗》均收录,《全唐诗》系误收。谢览于天监十二年任吴兴太守,且卒于任上;该诗即修道之人吴兴妖神因伤谢览之逝而作。

康良石教授运用疸胀汤治疗热浊停聚之肝硬化腹水临证经验

肝硬化腹水为肝硬化失代偿期最突出的体征之一,康良石教授认为肝硬化腹水多系于慢性肝炎的基础上,肝脾肾三脏功能严重受损后,体内造化之道、生杀之气及传化功能失常,并营气不利、津液渗涩,凝结于肝,蕴裹不散而成腹水。热浊停聚之肝硬化腹水乃气滞化热,热搏成瘀,运化失职,湿浊稽留,热浊停聚,隧道壅塞不通,热毒、湿浊蕴积不能排泄,裹于腹中而成,其治法以清热化瘀、淡渗利水为先,方自拟加减疸胀汤,临床上疗效明显。

燮理三焦法治疗慢性肾衰竭(非透析期)的临床研究

目的观察燮理三焦方(梁氏验方)对慢性肾衰竭(非透析期)的临床疗效。方法将100例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和治疗组。对照组予常规治疗,治疗组在常规治疗基础上予燮理三焦法为法组方口服。2组以半年为1个疗程,一般为2个疗程,观察2组总疗效,中医证候积分及实验室检查(HGB、BUN、Crea、UA、CO_2)前后变化情况。结果治疗组总有效率为92. 0%,对照组为80. 0%,2组疗效比较有显著性差异(P <0. 05),HGB、BUN、Crea治疗前后对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 05),UA、CO2治疗前后对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 05),治疗组与对照组中医证候积分治疗后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 05)。结论燮理三焦法治疗非透析期慢性肾衰竭,疗效明显优于常规治疗,可明显改善患者症状,降低患者Crea、HGB、BUN,从而降低患者毒素水平。

政治实用理念下“良史”内涵的衍变

与西方史学不同,中国史学自诞生之日起便与政治密切相关,史学产生、衍变、发展、完善,皆不离于政治,这是传统史学发展的动力,亦是史家治学的目的之一。换言之,史学在与政治的相互作用中完成了自省,逐渐意识到所应承担的社会责任。探究中国传统史学中“良史”之意的衍变和发展,不仅能了解史学风貌、史家精神,还可以把握史学在不同世风中的变动及其与政治的互动。

梁氏培土方改善晚期肺癌患者营养不良的效果观察

目的探讨梁氏培土方改善晚期肺癌患者营养不良的临床效果。方法选取2017年1月至2020年1月肇庆市中医院呼吸科及岭南梁氏流派梁宏正及吴社泉名中医工作室收治的66例晚期肺癌患者,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33例。对照组患者予以口服甲地孕酮、肺癌常规饮食调养指导及基础营养支持治疗等;观察组患者在对照组治疗指导的基础上,加予梁氏培土方加减口服治疗,两组患者皆连续治疗4周。比较治疗前后两组患者的营养状况指标及生活质量评分的变化。结果经过治疗后,观察组患者的前白蛋白、血清白蛋白、血红蛋白指标皆高于对照组(P<0.05);观察组患者的生存质量测定量表(QOL-C30)评分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结论梁氏培土方能够有效提高晚期肺癌患者的营养状况指标和生活质量评分,即有助于改善患者的营养状况、提高其生活质量水平,值得推广应用。

康氏益肝养肾方治疗慢性乙型肝炎相关性肾功能损伤

慢性乙型肝炎相关性肾功能损伤(HBV-RI)是指由乙型肝炎病毒直接或间接诱发的肾功能损伤,是感染乙型肝炎病毒(HBV)的一种主要肝外表现。本文从“肝肾同源”入手,在康氏“疫郁理论”的指导下,认为本病病因为“疫”“郁”,由邪毒内侵和肝肾虚损所致,总体治疗原则是补虚泄实,应注重肝肾与脾胃之间的协调,培益肝肾、补后天脾胃以培本,兼清热利湿、活血化瘀以治标。同时剖析康氏益肝养肾方的方药组成及其功效,指出用药上避免使用温燥之品伤津,在疾病的整个治疗过程中应以补益肝肾、健脾为主,根据临证变化辅以其他脏腑的调治,再配合情志调理、饮食及运动保健,起到稳定病情、提高生活质量的作用。附验案1则以佐证。

康良石治疗重型肝炎经验

介绍康良石治疗重型肝炎经验。认为疫毒内陷是重型肝炎发生的主要病机,治疗中注重未病先防、既病防变,采取"两重视""三及早"的措施。重视清里祛邪,使邪热有所出路;重视扶正祛邪,阻断正虚邪实的恶性循环。及早应用凉血救阴,清火解毒;及早合并、连续、重用开窍醒神;及早并用化瘀逐水,以延缓病势的急剧发展,防止神昏、臌胀等逆证的发生。

《还金记》传奇和《鸳鸯坠》杂剧

一、明嘉隆间出现的张瑀《还金记》传奇,是戏曲史最早一部自写身世的作品。作者作为主角登场,剧中主要人物也都是真名实姓。作者在《自序》中,谈到虚构和想象在写实戏创作的作用。认为写戏需要凭借想象,尽管"颇涉虚伪",然"非此无以劝世"。四百多年前,就有这样明确的戏剧观念,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应当引起研究者对其人其剧的重视。二、因方疑子《鸳鸯坠》杂剧与《还金记》都涉及真定世家大族梁梦龙家事,且《鸳鸯坠》置于《还金记》后,故诸家著录都把方疑子当成张瑀的别署,误将两剧标题为《方疑子二种曲》,本文予以订正,还其原貌。三、清顺治十至十二年间,梁氏后人梁维枢以楷书抄录两剧及"家乘补遗",编为十四、十五和十六集,准备收入他所编辑的家乘《真定梁氏直誉集》。因为此书仅残存一至五、八至十二卷稿本,这个原抄录本正可补其佚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