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粟特军将康太和考论——对敦煌文献、墓志、史籍的综合考察

传世史籍简略地记载了康太和于733年随幽州节度副使乌知义参加对契丹的战争;敦煌文献P.3885抄有一篇《前大斗军使将军康太和书与吐蕃赞普赤德祖赞》及相关文献,记录了唐与吐蕃在河陇的战争,可与传世史籍、敦煌藏文文书P.t.1288相印证;新刊布的《唐康太和墓志铭并序》提供了关于康太和更为丰富的内容。前贤时彦对这些敦煌文献和墓志研究甚夥,但错讹疏漏仍有不少。本文在前人基础上重新校录文本,并对凉州磻和粟特人、诸卫和率府官的阶官化及内供奉射生、河陇使职与唐蕃交争等问题进行探讨,以期全面抉发唐代粟特军将康太和史料的学术价值,揭示其跌宕起伏的生平经历,并窥察粟特人在唐朝边防中的作用及宫廷宿卫情况。

康太和墓志与唐蕃道路等相关问题考

敦煌文书《前大斗军使将军康太和书与吐蕃赞普》的作者康太和,传世文献鲜有记载。其人墓志的发现对于了解康太和的生平与开元、天宝年间唐蕃陇右战局,以及更好地理解有关敦煌文书大有裨益;许多史事志文与文书可相互补充和印证,康太和一生迁转频繁,志文对研究府兵制及有关折冲府多有帮助;天宝五载,皇甫惟明因不能夺取石堡城及陇右败绩而遭贬,作为皇甫惟明副手的康太和也是同样受到牵连,受了惩处而调离,直至天宝十二载去世,职位再无升迁;志文关于洮州赤岭戍的明确记载,具有补正史书之讹的重要作用,不仅为赤岭石堡城在洮州的观点提供了可信的证据,还为确定《新唐书·地理志》所记唐蕃道陇右段石堡城以下多个地名的方位提供了新坐标。

新刊《康太和墓志》考释——兼论敦煌文书P.3885中的唐蕃之战

康太和为唐玄宗时期的边防将领,长期任职于河西、陇右地区的折冲府和军镇。有关康太和生平事迹在传统典籍中的记载寥寥无几,而《康太和墓志》对其生平、家世、所历官职等均有详细的记载。敦煌文书P.3885中保存有开元末年大斗军使康太和给吐蕃赞普撰写的一封书信和北庭节度使、河西陇右节度使盖嘉运针对吐蕃进犯部署军队的判文,对了解唐蕃关系和康太和的边防策略有很大的帮助。

《皇清诰封一品夫人赵母康太夫人墓志铭》疏证

《皇清诰封一品夫人赵母康太夫人墓志铭》是清初名将赵良栋次子赵弘燮继配康夫人墓志。该墓志的发掘出土,为我们提供了更多关于赵良栋家族人员的信息,可以补史料记载之不足。通过对该墓志铭文及铭文撰文者、篆盖者、书丹者的考证,不仅可以梳理赵良栋家族人员及其任职情况,还可以考察赵良栋家族人员婚姻关系及社会关系网络。

洛阳新出土唐代粟特人康昭墓志考释

康昭墓志是近年洛阳出土的唐代粟特人墓志之一。墓志既未提及康昭的粟特背景,家世渊源也明显攀附卫康叔。从其家族人名、居所、婚姻、丧葬等内容可以看出其家族的汉化程度。康昭佛教信仰至深,而本民族宗教信仰丝毫未见踪迹。该墓志展示了唐代入华粟特人后裔在唐代中后期的社会生活和汉化情况,也凸显了当时洛阳国际大都市的地位,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凉州与长安之间——新见《唐故左羽林军大将军康太和墓志》考释

新见《唐故左羽林军大将军康太和墓志》的志主康太和出生于一个父祖三代都任职于凉州折冲府的粟特胡人家族,其本人则起家于吐蕃战事最前线的赤岭戍主,从开元初入朝"宿卫卅载,历职十五迁",直至担任禁军高级将领的左羽林军大将军。在边疆有战事的时候,他曾多次奉诏出征,比如开元二十一年参与了幽州长史薛楚玉大破契丹的战役。结合敦煌P.3885文书与《康太和墓志》,可知他于开元末至天宝初奉敕返乡,先后担任了河西、陇右的多个要职,特别是在开元二十九年,他还曾作为前大斗军使,给进犯河陇的吐蕃赞普赤德祖赞写了一封挑战信。康太和的一生,是河西蕃将往来当地与朝廷任职的一个缩影。

江苏丹阳出土邵亢夫人强氏墓志校释——与邵亢墓志的比照研究

丹阳郡强氏夫人墓志2007年出土于江苏省丹阳市,系镇江市博物馆考古发现。墓主北宋丹杨郡夫人强氏,夫君邵亢为北宋名臣,谥安简。墓志拓片及录文见于《江苏丹阳北宋邵亢夫妻合葬墓发掘报告》,内有较多阙误,今予校补。志文内容可与史志相互补充、印证,对研究强氏夫人及邵亢之制科、家族世系、生平事迹、母妻封号等有重要意义。

唐康子相和成公崇墓志中有关高昌与西州的资料——近年新刊墓志所见隋唐西域史事考释之三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隋唐碑志的大量发现和出土,以及吐鲁番学研究的升温,学术界开始注意墓志中有关高昌与西州的资料,并做了不少工作,推动了吐鲁番学的发展。该文选取近年新见唐康子相、成公崇墓志,对其中有关高昌与西州的资料进行解读,认为:康子相参加过唐贞观十四年讨伐高昌之役,而他所以参加该役,与他原属东突厥系粟特人有关。成公崇曾被制授西州别驾,不久又兼西州都督府别驾,他所以被派往西州供职,与他先世原为金城人,与高昌麴王同乡里,与河西豪右有渊源有关。这些史料说明,有唐一代不管是讨伐高昌,还是治理西州,对于相关人员的选择,都是有条件的。近年新见唐康远、康固父子墓志也能证明这一点。这是研究唐王朝讨伐高昌、治理西州需要特别予以注意的。

文物视域下的西晋洛阳与西域地区的文化交流

一、文化遗迹与西晋时期的中外文化交流1.三临辟雍碑20世纪30年代初,洛阳汉魏故城遗址内的东大郊村,发现了西晋咸宁四年(278)所立的"辟雍碑"。这是我国晋代文物中具有国家政治意义的重大发现,具有无比珍贵的文化史价值。该碑碑首、碑身两个部分由一件整体的石灰岩凿成,高332厘米,宽110厘米,厚30厘米。其中碑顶魑首,碑额隶书"大晋龙兴皇帝三临辟雍皇太子又再莅之盛德隆熙之碑"二十三字。

江苏丹阳北宋邵亢夫妻合葬墓发掘报告

2007年4月,镇江博物馆考古人员在江苏省丹阳市大泊社区王家村发掘一座宋代竖穴土坑墓。墓葬已遭破坏,出土器物较少。出土"(宋故)赠吏部尚书邵公夫人墓志铭"一合,墓主为北宋丹杨郡夫人强氏,夫君为历仕仁宗、英宗、神宗三朝,官至枢密副使的邵亢。王珪《华阳集》卷三十七撰有邵亢墓志《邵安简公亢墓志铭》。强氏墓志铭可与邵亢墓志铭相互补充、相互印证。

广州出土南汉《高祖天皇大帝哀册文》考释

于南汉康陵发现的《高祖天皇大帝哀册文》一石,堪为广州近年考古之重要成果,可藉以考稽南汉国的典制、史实及文风。以此哀册文为据,可以更正此前诸籍的不确载记,并为哀册文体之渊源、礼制及南汉国历史补充了珍贵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