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顺、康、雍、乾时期文字狱的地域分异研究

文化和思想的专制统治在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都是一种常见的专制统治手段。文字狱作为其典型产物，具有重大的学术研究价值。研究选取具有代表意义的清代顺治、康熙、雍正、乾隆时期（1644—1795年）发生的文字狱作为分析样本，力图从区域差异的角度进行探讨。研究发现区域人文、经济、政治等因素对文字狱的地域分异影响具有决定性作用，人文环境决定了文人群体必然直接影响到文字狱的分布，而经济环境则通过影响教育水平和社会环境从而间接影响了文字狱的分布，政治事件、统治者性格、统治方式、政治地位等政治因素对文字狱的地域分异的影响则充满了偶然性。随着时间的推移文字狱分布呈现出由“离散型”分布向集中度较高的“背弓型”分布演变的规律，这是人文、经济、政治等历史地理要素对文字狱地域分异综合影响的反映。研究弥补了历史学、社会学等其它学科研究方法的局限性，试图从地理学的视角探索中国古代文化专制的规律，不仅具有历史文化地理方面填补空白的价值，同时对现今自由文化之发展也具有警示意义。

凭仗君扶大雅轮——从樊榭集外书札一通之考证论厉鹗在雍、乾诗坛的地位

从厉鹗集外一通书札作年之考证入手,以雍正一朝十三年风波迭起的政治局势及相关案狱为背景,勾勒出天津水西庄查氏与扬州小玲珑山馆马氏在“盛世”的雷霆风雨中聚合江浙才杰之士的人文态势及生成之内因,进而透过对野逸诗人群体性与动态性的把握,凸显厉鹗在雍、乾之际文坛的地位,为廓清樊榭在文学史中的面目做准备。

顺康雍朝东北流人数量考

清前期,清政府将大量流人遣戍东北地区,以充实根本之地。但流人在东北开发过程中发挥了何种作用,学界尚有争议。其中,流人的数量无疑是一个极富价值的参考坐标。因此,为准确认知清前期东北边疆开发情况,梳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辽宁省档案馆等馆藏清代满文档案,对顺康雍朝东北流人数量的记载,能够从一定层面上反应清前期东北边疆的开发情况。考证发现,流人在经济基础较好的盛京地区发挥的作用较小,但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吉林、黑龙江地区则发挥了先驱者的作用。在开发过程中,流人将其所负载的内地先进文化传播于东北边疆,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内地与边疆联系的纽带,其在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开发活动促使清前期东北地域社会发生了重大变迁。因此,流人即使不能成为两地开发的主力,但其先驱者的作用是确凿无疑的。

赵执信《谈龙录》与康雍乾诗风转移

赵执信《谈龙录》严厉批评王士祯,其实质关系康雍乾诗坛风气的转移,故广为清人关注,后人对其毁誉不一,情况相当复杂。《谈龙录》现存最早的版本为清代王峻批钞本,钞本间有评语,褒赵贬王;雅雨堂节录本则刻意消泯两家诗论差异,由此可见清人对《谈龙录》的态度。关于《谈龙录》何时撰写的问题,《谈龙录》作者自序所署写作时间似可信,且其开展文学批评的态度是真诚的。在追求开放和丰富的诗学、高度表现真情真意、反对文学批评中的门宗意识三个方面,《谈龙录》在清代走出"神韵论"的诗风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谈龙录》是清代文学批评史上一部具有重要意义的诗学论著,并非是向王士祯发泄私愤而已。

康乾时期京师文化的繁荣及其国际影响

"康乾盛世"是中国封建社会的辉煌时期,它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很多方面,将中国传统社会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作为"康乾盛世"的核心,京师北京不可避免地在亚洲乃至世界的某些范围内受到人们的特别关注。在清代,朝贡体系覆盖了东亚的大部分地区,北京城处于这个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北京城对于朝贡国的影响力,不仅依托政治上的强势,也表现在思想文化上的强势。京师强势文化的产生,除了国家强盛的大背景之外,还有一系列的特殊的出自朝廷的高端文化举措。康乾时期另一个重要的文化现象是,进一步与西方文化接触,开始了超越朝贡体系的国际交往。历史显示,北京是古老文化的宝库,又是引领中国走向世界的先锋。北京的历史发展有其独特的经验,对其进行认真的总结,可以获得重要的启示。

皇权政治与康雍乾时期蠲免政策

蠲免政策作为封建社会的一项重要农业政策,在皇权政治空前强化的康雍乾时期,达到了中国古代蠲免发展的鼎盛阶段。清代皇权政治的巩固和发展是蠲免政策实行的首要条件,蠲免政策是当时皇权政治深刻而真实的反映,也是维护皇权政治的工具和手段,可以说,二者是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其有力地维护着清王朝的统治。

康乾时期的官方修史活动与汉宋之学

由于政治统治的需要,康熙、乾隆二帝一方面尊崇程朱理学,提倡宋学;另一方面又重视汉学考证。他们这种汉、宋兼采的经学思想被贯彻到官方修史活动中,仿照朱熹《通鉴纲目》修纂了一批纲目体史籍,阐发清廷的正统之论、纲常之道和君臣之义,与此同时,又在官方其他史籍的修纂中贯彻了严密考订的求实精神。通过这些史书的修纂,清廷对宋学的义理说教进行了可靠的历史论证,把汉学治经的方法移植到官方修史之中,在义理发挥和严密考证两个方面占尽先机,既垄断了对历史的解释权,又披上了一层学术的外衣,不仅将经史之间的关系打通,而且影响了康乾时期学界对待汉、宋之学的态度。

雍乾时期明通榜小议

科举制是中国古代选官制度,到清代日臻成熟,士子读书应考已然成为其出仕的主要出路。而研究者多着力于科举考试中取中士子的研究,对下第举子的关注甚少。文章从下第举子入手,通过对清代明通榜定义、推行缘由进行阐述,结合明通进士在清代文坛政坛中所起到的作用,以期引起学者对下第问题的重视。

从《扬州画舫录》看康乾时期的扬州餐饮

从《扬州画舫录》看 ,康乾时期的扬州餐饮业相当繁荣 ,官商并办的知名酒肆、茶肆、食肆林立 ,高档消费与普通消费相得益彰 ;淮扬菜点各式各样 ,菜品在口味上体现出南北交汇 (即咸甜适中 )的特色。

康乾时期陕西周至地区民生状况管窥

关注民生,应该是历朝历代统治者的职责。清代康乾时期老百姓的生活状况如何呢?该文以地方志为依据,选择农耕经济最具代表性的陕西周至地区,对康乾时期陕西周至百姓的生产、生活状况以及遭遇水灾、旱灾、兵灾后的情形进行考证,认为康乾时期陕西周至地区百姓生存状况堪忧。这恰恰是对"康乾盛世"的又一讽喻。

康雍乾时期河北地区的水旱灾害对农民经济的影响

历史上河北地区就是水旱等自然灾害的多发区,康雍乾时期更为突出。水旱灾害直接破坏了劳动力和农业生产的物质技术装备,造成土地的荒芜;使得人口迁移带有浓厚的逃荒色彩,人口买卖较平常年份更为突出;粮价波动,使农民与粮食市场的关系更为紧密;土地经营关系发生明显变化,分成租成为灾害下主佃双方都能接受的一种形式,为土地的转手和兼并造成了便利的条件。

康乾时期淮南盐区的水患与治理

淮南盐区作为康乾时期重要的产盐区,自明清小冰期以来,因其特殊的地理环境,水患频仍,盐民生产生活饱受其害,水患的治理刻不容缓。康乾时期,在朝廷的督导下,人们通过采取导淮治黄、修堤建闸、挑河疏港、围圩筑港等一系列治水措施,有效地缓解了淮南盐区的水患。

清人编断代宋诗选本的时间不平衡性

清人编宋诗选本,并不是一种单纯的文学行为,它还受到了当时的政治生态、文治思想、经济状况等因素的制约,与清代的唐宋诗之争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受之影响,清人断代宋诗选本的编刻上呈现出明显的时间不平衡性:即编刻活动主要集中于康熙、乾隆两朝。

浅论康雍乾三皇帝的历史地位——兼评《落日的辉煌》

清朝是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 ,清代的历史与今天息息相关 。

清代康、雍、乾三朝满、汉二体《国史》的编纂研究

清朝《国史》的编纂活动始于康熙朝。由于政治、军事等多方面的原因,康熙、雍正时期《国史》编纂活动成效并不大,乾隆朝国史编纂活动是康熙、雍正以来国史编纂活动的继续,它使自康熙中后期开始的清朝国史编纂活动得以基本完成,为后世留下了中国历史上唯一一部用满汉两种文字编纂、编译完成的国史,堪称中国官修史书历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也是清代民族文字文献编纂活动发展繁荣的具体体现。这些以满、汉文编纂编译的卷帙浩繁的国史本纪、列传、表,均完好地保留到现在,使清朝国史有了多种文本,为研究清朝历史提供了更多的版本的文献。

康乾时期洛、渭、黄三河交汇区生态状况管窥——以水灾的历史考察为中心

康乾时期,洛、渭、黄三河交汇区的生态状况受气候、地理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不可逆转地朝着恶化的方向演变。尽管当地官员和社会各界做出了积极应对,但这种努力似乎杯水车薪,因为其时僵化的帝国制度,严重束缚着治河制度的创新,使得河道管理与治河技术的耦合效应难以实现。

康、乾时期才子佳人小说的梦幻意识与文化解读

康、乾时期才子佳人小说不仅在情节演进过程中大量引入对梦境的直接描述,而且普遍流露出一种以"人生如梦"为主要内容的梦幻意识和消极悲观情绪,在具体的叙事操作中这种梦幻意识又呈现出难以调和的多种矛盾性。本文试图从文人心态、释道思想的影响等方面对这一文学现象进行文化解读。

康雍乾时期准噶尔归附人安置考析

本文以《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中准噶尔归附人安置档案为中心,在系统论述康雍乾时期准噶尔人归清状况、准噶尔人安置举措及安置地点的基础上,探究以怀柔与德化为核心的归附人安置对清朝平准战争的影响,以期对清朝自我标榜的怀柔与德化之策,在清朝构建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历程中所起的独特作用提供新的思考。

海西画法影响下的康雍乾珐琅彩瓷画新风

主要从海西画法在清代宫廷艺术中的兴起与发展、宫廷画师参与设计画稿画样、线法画的流行与推广等方面论述海西画法与珐琅彩瓷画中潜在的联系与互动,研究清代珐琅彩在西学东渐的文化交流中呈现出新的时代变化和艺术风尚,从而探索康雍乾时期珐琅彩瓷画从装饰性到画意性再到极致性表达的艺术蜕变。

中国古代“盛世”的审视

文章取中国古代公认的三大盛世:西汉盛世、大唐盛世和康雍乾盛世,分析了中国传统"盛世"概念的基本内涵,了解古代盛世的形成和衰亡,使我们得到历史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