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生态变迁对康巴藏区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影响分析

通过访谈法、文献资料法、田野调查法,对康巴藏区文化生态变迁过程以及民族传统体育产生的影响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康巴藏区文化生态变迁主要体现为社会制度嬗变清除了封建迷信成分,经济基础转变影响了人们价值观念,外围环境演变稀释了民族文化底蕴。文化生态的变迁改变了康巴藏区民族传统体育的生存状态,改造了康巴藏区民族传统体育的文化内涵,改动了康巴藏区民族传统体育的社会功能。科学规划康巴藏区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道路需辩证的看待这些变化所带来的正负效应。

康巴藏区节日中的体育元素研究

从体育学、经济学、民俗学的视角,整理、分析了康巴藏区的主要节日中的体育元素。研究发现:康巴藏区节日取材于生产、生活习俗中,是藏民族文化的集中体现;体育元素贯穿节日的始末,是藏区节日文化活动的主要内容;丰富节日文化内涵,促使经济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共同发展。并通过认清节日内涵,促进多方互赢;满足节日需求,提升文化特色;政府搭建平台,提升活动影响等措施来发展和传承康巴藏区节日中的特色体育文化。

40年来近现代康藏汉文史料的整理与研究

改革开放40年来,国内学术界对于康巴藏区的相关汉文史料与文献的搜集、整理工作,已经取得了较大的进展,整理出版了大量的文献资料,其中尤以汇编资料、历史档案、方志、边政、治藏等汉文文献基本史料和专题史料的分类、编年以及政治与藏传佛教类资料的整理出版成果丰硕,为康藏学术研究奠定了重要而良好的史料基础,但仍存在着经济文化、社会风俗以及其他方面资料的汇集不足,需要进一步推进近现代重要康藏各界知名人士的公私文献以及存藏在各地公私机构和人员手中的文献资料的搜集、整理与研究出版,以丰富学者的资料来源、推进康藏地区的深入研究。

康巴藏区特色村寨旅游与民间体育产业的融合发展路径探讨

通过以康巴藏区特色村寨旅游与民间体育产业的融合发展为例,采用文献法和调查法分析康巴藏区特色村寨旅游与民间体育产业的融合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康巴藏区特色村寨旅游与民间体育产业的融合发展的科学路径,从而促进地区旅游产业的进一步发展。

康巴地区藏族体育文化特征研究

以康巴地区为例,对当地藏族体育的文化内容进行研究,深入研究康巴地区藏族体育文化的特征,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作用。研究发现,康巴地区藏族体育文化成熟也非常丰富,具有极强的开采价值,得出结论:在新的发展背景下,要积极构建有效的平台,提升体育活动的影响力;加强同旅游产业的有机融合,促进民族体育的产业化发展;加强民族体育文化与现代体育精神的有机融合。

康巴藏区藏族大学生体育现状及对策研究

通过对康巴藏区藏族大学生体育意识、参与状况、运动能力以及学校体育现状的调查分析 ,在掌握他们参与体育活动的目的、兴趣、爱好和性格特征及其规律的基础上 ,提出了符合他们兴趣、爱好并能充分体现其民族特点和性格特征的体育活动与教学的对策建议。

大渡河中游康巴藏区水电移民工作特点综述

总结大渡河中游康巴藏区水电开发过程中的实践经验,综述了该区域受人文、地理环境的影响,水电移民实际工作与行业规范标准存在的差异和工作特点,并就如何做好藏区移民工作进行反思。

陇南白马人圆圆舞与康巴藏区锅庄表演形式的异同

陇南白马人圆圆舞和康巴藏区锅庄都属于古老的圆圈歌舞,都是用本民族自身的形体动作和思想情感表现社会生活、民族历史和抒发情怀的艺术形式。圆圆舞和锅庄在音乐特点和表演形式等方面不尽相同,体现了两个民族不同的思想情趣和民俗文化传统。

川西高原藏区人兽冲突现状分析

在四川西部高原地区,人类与野生动物冲突已经成为一个普遍的问题。2020年8月在四川西部藏区开展了野生动物肇事、时间分布、受损类型和农牧民对肇事动物的态度和认知调查研究。调查分析发现:破坏庄稼的野生动物主要有野猪、豪猪和藏酋猴,肇事多发生在4—8月,被破坏的庄稼主要是马铃薯、青稞和小麦;掠食牲畜的野生动物主要是狼,牦牛和黄牛常受到攻击,全年都有牲畜被捕食,但在冬季肇事事件更多;攻击人的野生动物最常见是野猪,其次是棕熊,棕熊对人的伤害程度最严重;村民也认为对人身安全威胁最大的野生动物是棕熊,对放牧家畜影响最大的是狼,严重危害庄稼的是野猪和熊,人们采用建刺篱笆、稻草人、看守犬等方法驱赶野生动物,但收效甚微;建议采用绘制人兽冲突风险地图、建立独立栖息地、实施"人兽冲突保险"补偿制度等方法来预防和缓解当地人兽冲突问题。该研究可为制定预防和缓解当地人兽冲突措施提供基础资料,对促进当地人与野生动物和谐相处、保护当地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环境有重要意义。

康巴藏文文献搜集整理浅议

以甘孜州图书馆藏文文献资料搜集为例,从工作实践中遇到的问题出发,阐述了康巴地区藏文文献收集、整理的现状及意义。提出对康巴地区藏文文献搜集整理的思路。

康巴藏区民间工艺的传承转化路径

康巴藏区民间工艺的传承方式大多以家族型传承、师徒型传承为主,近年来出现了培训型传承方式,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也开始开设工厂。这不仅带来了传承方式的变革,也带动了康巴藏区民间工艺的发展。但目前民间工艺传承发展仍面临失传困境,传承链有中断的危险,现有企业生产规模较小,无法带动产业发展。藏区民间工艺的传承,要以创新传承方式为抓手,探索出藏区民间工艺发展的新路径。

余氏蒙古族与藏区其他蒙古族之比较研究

今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泸定县兴隆乡沈村，居住着一支近千人的余姓蒙古族。这支蒙古族保留有记载自己历史渊源及历代事迹的族谱，称《余氏历代家谱》。按该族谱所载，余氏蒙古族系元朝皇帝宗亲，于明初进入康巴藏区，明、清两朝，敕封“沈边土司”，统治今沈村一带。余氏蒙古族属较为特殊的一支藏区蒙古族群体，历史上，其真正的族属，一直模糊不清，考之于有关正史，均缺载，见载的方志，也称其为“汉人”，1981年才被正式认定为蒙古族。因而，余氏蒙古族虽是一支入居藏区的元朝宗室，但在蒙藏民族交往的历史上，一直寂寞无闻，从未被纳入对藏区蒙古族研究的视线。本文拟将其置于整个藏区蒙古族当中，与其他藏区蒙古族做一比较，对于全面探索蒙藏民族关系，是有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