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承·借鉴·融合——康熙紫砂胎画珐琅茶器上的没骨花绘

据清宫档案和文献记载,康熙年间紫砂胎画珐琅茶器共有19件,现悉数收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这些国宝级紫砂胎画珐琅茶器,堪称陶瓷史上最稀有的珍贵之器皿。笔者从这仅存的19件紫砂胎画珐琅茶器上的没骨花卉图案出发,透过研究装饰图绘的传承背景、西方画珐琅艺术的形式和融合中西绘画技法风格来探讨紫砂器上图绘的传承及特征。从绘画的内容题材、表现风格来看,均在继承宋代没骨花鸟画的基础上有所革新,而从画珐琅的工艺技法,则一定程度上受到西方工艺及绘画风格的影响,融合多种艺术风格形成康熙朝所独有的紫砂胎画珐琅的装饰图绘。

康熙朝太常祭祀乐制建设中乐律的制度化——以《律吕正义》的生成为中心

清王朝建立以后,乐制建设在艰难中缓慢转型。康熙前期,太常祭祀乐制有所创制,如定太常寺乐舞生、定乐器,以及在理学阴阳思想观照下提出对乐律的再讨论。康熙后期,重考乐律,将理学阴阳思想作为康熙十四律的理论支撑,依据精密计算,用字谱、旋宫体现其实践性。《律吕正义》成书以后,康熙迅速将新律用于太常祭祀,并亲定全部雅乐。因此《律吕正义》的诞生标志着帝王意志对乐律的重塑,体现出帝王治世与文化思想的相互呼应,也是“乐律”这一科学性概念的制度化体现。

清康熙年间宫廷西法制药初探

17—18世纪,大量传教士将传播西方医学作为传教的辅助手段,客观地促进了西方医学的传播发展,清康熙时期,皇帝对西方医学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使得宫廷中的西方医药活动逐渐繁多,这其中不乏一些与西法制药的相关场所和部分西法制作的药物。如传教士张诚、白晋请奏建立实验室,并主持以西法制作各类药物;为合药、蒸露、贮存西洋药物,康熙帝专建露房;亦有肺胸舒丸、如勒伯伯喇尔都、龙涎香露等多种西法制药产品等。围绕康熙时期相关的西法制药场所,代表性西法制作药物等,对该段史实对中西医药交流所带来的影响进行初步探讨。

康熙帝首次亲征噶尔丹研究——以《康熙起居注》为研究中心

学术界历来十分关注康熙帝第一次亲征噶尔丹,齐木德道尔吉、黑龙、包青松等学者发表多篇论文对史实进行专门论述,但多使用档案、《清实录》《平定朔漠方略》等史料,对《康熙起居注》关注很少。本文以《康熙起居注》独有记载为中心,从康熙帝本人视角切入首次亲征噶尔丹,深入研究康熙帝严格管理官兵,与皇太子联络感情,与西路军互通消息等诸多细节,通过史料对比,客观评价康熙帝军事才能、性格特点以及统治思想,论证康熙帝思想在首次亲征噶尔丹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以突出《康熙起居注》及起居注类史料价值。

《康熙字典》文字考释七则

《康熙字典》中的讹误不少。经考释,“■”为“邴”之讹,“■”为“鄮”之讹,“■”为“匀”之讹,“伒”为“仰”之讹,“■”为“斥”之讹,“■”“■”“■”为“厥”之讹,“■”为“橜”之讹,“■”“■”为“噃”之讹,“哝”为“噮”之讹。

康熙的治蝗思想探析

蝗灾与水灾、旱灾并称为我国历史上三大自然灾害,对农业生产造成严重的威胁和破坏,受到历代统治者的关注。清康熙年间是蝗灾的高发时段,康熙帝高度重视蝗灾造成的危害,并采取积极的治蝗措施。面对蝗灾,康熙帝的治蝗思想以及对蝗虫的习性认识存在一个过程性的转变。通过长期的治蝗实践,确定以“人力捕蝗”作为消除蝗灾的指导思想,形成一套治蝗除蝗的技术手段与组织管理方式,进而制定出周密的奖惩制度作为治蝗的保障机制。

故宫博物院图书馆藏康熙《御制文第四集》稿本考述

故宫博物院图书馆藏康熙《御制文第四集》稿本一部三十册,是雍正年间内府编订《御制文第四集》时形成的一部修改稿本。其内容有可能是在康熙间王掞编录本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该书通过夹条和浮签等形式呈现了修订的过程,并在收录篇章、文辞表述、人物评价、诗文字句、人名地名译法和涉及康熙诸皇子记述等方面不同于刊本。该稿本是对康熙朝史料的还原和补充,诗文部分则保留了康熙帝诗稿原文。同时,该稿本也展现了雍正帝修改康熙稿本的意图,并呈现了雍正朝内府稿本的修订方式,因此具有重要学术价值。

康熙初年的西北局势变化与清廷的应对——以卫拉特巴图尔额尔克济农侵边为中心

康熙十五年(1676),鄂齐尔图车臣汗、楚琥尔乌巴什与噶尔丹的战争失败后,巴图尔额尔克济农等残余势力逃至清朝边境,频繁抢掠,引发清朝与西北边疆的紧张局势。本文深入剖析了康熙帝如何通过一系列政策与手段成功应对边境紧张态势以确保西北地区的稳定与统一的历史过程。

康熙“御定”《全金诗》的原因探析

继查慎行《历代分类题画诗》与徐倬《全唐诗录》后,郭元■增补《中州集》而成的《全金诗》也被康熙纳入御定诗总集系列之中。郭元■进呈的《全金诗》能够获得康熙“御定”,一方面得益于以《中州集》为基础辑成的金诗总集自具优势,既能弥补金诗文献缺少系统整理之不足,又能契合清初的诗学潮流以及康熙的诗学主张;另一方面,康熙能够通过《御定全金诗》肯定金朝的文治功绩,修正自南宋以来评价少数民族统治“无文”的论说,消解汉人“华夷有别”观念下的文化优越感,表明少数民族统治的清王朝有资格施行文化统治、实现文治盛世的态度。

古代编年体志书的范式——康熙《平乡县志》述论

康熙《平乡县志》是古代志书中比较罕见的编年体志书,仿效嘉靖《滦州志》而修,意在使方志体例向史法靠拢,具有编年叙事体例、叙论结合以及在各卷末设置《附遗》《存疑》《辨误》的编纂特点。通过该志,基本可以知晓编年体志书是如何完整记述一地地情的。无论是在志书编修史方面,抑或在该志留存的史料本身,都具有重要价值。

安庆市康熙河晚春初夏浮游植物群落特征与水质评价

为了利用浮游植物群落结构特征来评价水质,本文分析了2022年晚春初夏安庆市康熙河的浮游植物。鉴别发现,康熙河共有浮游植物8门、45科、80属、175种,浮游植物绝对丰度为(1.2~4.7)×10^(7) ind.·L^(-1),主要以蓝藻、硅藻和绿藻为主,属于“硅藻-蓝藻-绿藻”型水体;Shannon-Wiener物种多样性指数为2.4~3.2;优势种共9种:小席藻(Phormidium tenue)、梅尼小环藻(Cyclotella meneghiniana)、弯形尖头藻(Raphidiopsis curvata)、拟气球藻(Botrydiopsis arhiza)、尖尾蓝隐藻(Chroomanas acuta)、斯诺衣藻(Chlamydomonas snowiae)、小球藻(Chlorella vulgaris)、四尾栅藻(Scenedesmus quadricauda)和尖针杆藻(Synedra acus)。采用浮游植物丰度法、Shannon-Wiener多样性指数法和优势种法来评价该河流水质,结果显示康熙河水体整体是“中污染”,也有少数点位优于或劣于“中污染”。从营养水平来看,主要为“中营养”,少数点位属于“贫营养”或“贫-中营养”,也有些点位具有“富营养”的风险。

康熙《罗平州志》的成书时间、特点及价值

目前学界对黄德巽,胡承灏,周启先等人编纂的《罗平州志》的成书时间存在争议,经过本文的研究,笔者认为黄德巽等人编纂的《罗平州志》的成书时间为康熙五十七年(1718)。罗平地处西南边陲,文教不兴,无较多的文献资料记载,在这种情况下,黄德巽等人根据罗平当时的实际情况编纂了《罗平州志》,故该志可称为清前期的罗平大全,其特色主要有云南军政长官为其做序,在兼顾汉志编纂传统的基础上又兼具罗平本地的民族特色,同时因罗平地处三省交界而又具有军事特色。康熙五十七年编纂的《罗平州志》作为一部清前期的罗平大全,在地方治理、保存史料和促进社会教化、罗平民族融合等方面有巨大价值。

空间理论视域下的皇帝书房:康熙“佩文斋”儒学空间的建构及其意涵解读

以空间理论视角审视,位于畅春园内康熙皇帝的私人书房--“佩文斋”,具有透视清代皇权与儒学思想如何通过物质空间、文化实践与意涵表达建构高度一致性的典范意义。“佩文”的命名集合康熙皇帝个体情志与统治理念的复合表达,缔造帝王与物质空间互为诠释的主客体关系。与“佩文斋”实际使用功能对应,分类典藏文献、君臣编纂书籍及交流诗文书画空间实践活动的发生,填充“佩文斋”成为康熙皇帝崇文尚雅、重典修册空间象征符号的内在意义。“佩文斋”同名书籍与玺印共体性文化实物的产生,是空间实践活动的结果,标记空间物质性与文化表征性的高度协和统一。“佩文斋”公共场域属性的空间建构,呈现清代帝王对于儒家文化的行为实践及思想认同。“佩文斋”空间意涵解读的微观历史研究,可以再次回应新清史强调满族族群主体意识观点的不切之处。

钦州市康熙岭镇水稻机插秧栽培技术

水稻是广西钦州市康熙岭镇重要的粮食作物,保障水稻安全高效生产意义重大。将机械化插秧技术和高产栽培技术应用于水稻种植中,是实现水稻种植提质增效的重要举措。为推广相关技术,以康熙岭镇为例,着重对水稻机插秧的优势与栽培技术要点展开了深入研究。

清康熙朝政治与衍圣公文体观念形成

政治对作家文体观念在内的文学观念有直接影响。清康熙朝时期,衍圣公孔毓圻文体观念深受朝廷的政治制度和政治活动的影响,这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第一,重视诗的交流沟通价值;第二,强调诗达意即可;第三,提倡雅正之音,强调诗的教化功能;第四,诗为“绪余”。

论道庙堂:《康熙几暇格物编》中的动物释读

《康熙几暇格物编》是康熙皇帝在政事余暇,与他人讨论科学问题的读书札记,是他学习、研究和考察自然现象、文化问题所写的读书心得。全书由六大部分组成。所记每事皆按条目编写,每条都有标题,每一条目皆由题目和内容构成,或长或短,类似后来辞书中的辞条或年鉴中专门论述一个问题的条目。书中有不少是康熙长期出师行猎巡视各地,以及关于物产资料、山川动物、江河鱼类、草木药材、风云雷电、潮汐地震、语音方言、风俗习惯等的考察记录。札记中涉及的动物特别引人注目。本文拟以该书中的动物札记为切入点,尝试分析虎踞宫廷之中的意见领袖康熙皇帝,是如何释读自己所认识的动物,进而将庙堂有关博物学的认识,提升为其政治统治服务的特点。

康熙朝《孝陵图样》解读(上)

今藏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孝陵图样》,是一幅清初孝陵鼎建时的建筑工程图,长近11米,堪称巨制。因其典章制度的纪实性质,曾作为皇家档案匿影宫禁,世人长期无闻。2000年笔者幸获全图大帧彩照,2004年更喜瞻其真容,大量细节展现,多方面的重大价值得以认知。经审慎稽考,已确知该图成于康熙九年(1670)初。为裨益学术,便于利用,谨综罗现知国内外相关文献,略以初识、发现、突破、疑义、真相、建置诸项为上篇,以规制、传承、影响、价值等项为下篇,概略归纳该图研讨心得,奉呈并叩教方家。

康熙南巡与沙飞船

康熙在位61年,曾六次南巡。康熙把南巡需解决的重点内容放在大运河的整治和了解江南的民情上。《康熙南巡图》卷以及后来的《乾隆南巡图》卷是研究清代运河、船舶、码头、桥梁、建筑、官制、礼仪、民俗、商贸、市井、五行八作、服饰等方面不可多得的珍贵史料。从《康熙南巡图》卷可见,沙飞船是康熙南巡时的主要随驾船,可看成是康熙南巡时的御用座船,也是后来乾隆南巡时的御用座船之一。

康熙年间大运河惠济闸漕运格局考辨

清康熙年间,惠济闸主要随运口的变化而变化,也存在运口不变而惠济闸继续改建的情况。惠济闸或独立开展漕运,更不断优化与天妃、太平等闸的配合。永济闸兴建之后,逐渐成为惠济闸的主要越闸,至康熙四十九年初步形成以“惠济”命名的正越闸体系。惠济闸漕运格局的日趋完善,与河道总督靳辅、张鹏翮等奉行黄淮运综合治理的理念有关,也是践行明潘季驯提出“蓄清、刷浑”以保漕运的治运方略。

康熙《河州志》所见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研究

清康熙四十六年王全臣纂修的《河州志》是现存明清河州地区体例最为完备,内容最为翔实、流传最为广泛的综合性地方志,是一份具有重要历史价值的地方文献。志中所记载的明清河州地区建置沿革、民族分布、风土人情、物产资源、茶马贸易、艺文教化等内容,对于研究明清河州地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现象和具体过程,深化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认知,进而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显著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