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志舆图要素系统解析及其对国土空间规划的启示——以清康熙《济南府志》舆图为例

舆图是方志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蕴含着深厚的古代营城智慧,对当前国土空间规划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目前方志舆图的研究,特别是清朝方志舆图,虽已经形成一定的研究基础,但多集中在对方志舆图的基础性架构、相关历史地理信息解读等方面,且针对济南地区的研究较少。同时,舆图研究的思路还存在就图论图的局限,如忽视图形绘制人的影响,及图形中所蕴含城乡规划思维的挖掘等等。本文以清康熙《济南府志》中的89幅舆图为例,在系统整理资料的基础上,对舆图的构成要素、表现形式和蕴含理念进行深入解析。将清代舆图要素构成总结为“四大系统”——自然系统、世俗系统、宗教系统和联系系统;从四大系统的要素识别出发,分析其表现特征,总结出表现形式上的“六大交互”——写实与写意、全局与节点、符号与形象、文字与图形、平面与立面、二维与三维,并对舆图中隐含的规划思维进行提炼总结,得出“四大理念”——多元共生、政学营城、祠祀配套、水陆并兴。由此,结合山东省省会经济圈实际和国土空间规划改革方向,从生态安全、城乡治理、历史保护和制图表现四个方面提出具体建议。

康熙朝太常祭祀乐制建设中乐律的制度化——以《律吕正义》的生成为中心

清王朝建立以后,乐制建设在艰难中缓慢转型。康熙前期,太常祭祀乐制有所创制,如定太常寺乐舞生、定乐器,以及在理学阴阳思想观照下提出对乐律的再讨论。康熙后期,重考乐律,将理学阴阳思想作为康熙十四律的理论支撑,依据精密计算,用字谱、旋宫体现其实践性。《律吕正义》成书以后,康熙迅速将新律用于太常祭祀,并亲定全部雅乐。因此《律吕正义》的诞生标志着帝王意志对乐律的重塑,体现出帝王治世与文化思想的相互呼应,也是“乐律”这一科学性概念的制度化体现。

传承·借鉴·融合——康熙紫砂胎画珐琅茶器上的没骨花绘

据清宫档案和文献记载,康熙年间紫砂胎画珐琅茶器共有19件,现悉数收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这些国宝级紫砂胎画珐琅茶器,堪称陶瓷史上最稀有的珍贵之器皿。笔者从这仅存的19件紫砂胎画珐琅茶器上的没骨花卉图案出发,透过研究装饰图绘的传承背景、西方画珐琅艺术的形式和融合中西绘画技法风格来探讨紫砂器上图绘的传承及特征。从绘画的内容题材、表现风格来看,均在继承宋代没骨花鸟画的基础上有所革新,而从画珐琅的工艺技法,则一定程度上受到西方工艺及绘画风格的影响,融合多种艺术风格形成康熙朝所独有的紫砂胎画珐琅的装饰图绘。

清康熙年间宫廷西法制药初探

17—18世纪,大量传教士将传播西方医学作为传教的辅助手段,客观地促进了西方医学的传播发展,清康熙时期,皇帝对西方医学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使得宫廷中的西方医药活动逐渐繁多,这其中不乏一些与西法制药的相关场所和部分西法制作的药物。如传教士张诚、白晋请奏建立实验室,并主持以西法制作各类药物;为合药、蒸露、贮存西洋药物,康熙帝专建露房;亦有肺胸舒丸、如勒伯伯喇尔都、龙涎香露等多种西法制药产品等。围绕康熙时期相关的西法制药场所,代表性西法制作药物等,对该段史实对中西医药交流所带来的影响进行初步探讨。

康熙帝首次亲征噶尔丹研究——以《康熙起居注》为研究中心

学术界历来十分关注康熙帝第一次亲征噶尔丹,齐木德道尔吉、黑龙、包青松等学者发表多篇论文对史实进行专门论述,但多使用档案、《清实录》《平定朔漠方略》等史料,对《康熙起居注》关注很少。本文以《康熙起居注》独有记载为中心,从康熙帝本人视角切入首次亲征噶尔丹,深入研究康熙帝严格管理官兵,与皇太子联络感情,与西路军互通消息等诸多细节,通过史料对比,客观评价康熙帝军事才能、性格特点以及统治思想,论证康熙帝思想在首次亲征噶尔丹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以突出《康熙起居注》及起居注类史料价值。

《康熙字典》文字考释七则

《康熙字典》中的讹误不少。经考释,“■”为“邴”之讹,“■”为“鄮”之讹,“■”为“匀”之讹,“伒”为“仰”之讹,“■”为“斥”之讹,“■”“■”“■”为“厥”之讹,“■”为“橜”之讹,“■”“■”为“噃”之讹,“哝”为“噮”之讹。

满汉文康熙朝《起居注册》对比研究——以特胡德等劫王君宗衣物并割其颈项案为例

通过康熙朝满汉文起居注所载特胡德等劫王君宗衣物并割其颈项案对比发现,二者虽然内容大致相同,但语言风格有所差异,且汉文康熙朝《起居注册》内容应由满文翻译而来,翻译过程中有错译、漏译现象,一些汉文康熙朝起居注中不常用的人名、地名等专有名词,前后文翻译不一致。因此,使用康熙朝《起居注册》作为史料时需优先选择满文本。

康熙的治蝗思想探析

蝗灾与水灾、旱灾并称为我国历史上三大自然灾害,对农业生产造成严重的威胁和破坏,受到历代统治者的关注。清康熙年间是蝗灾的高发时段,康熙帝高度重视蝗灾造成的危害,并采取积极的治蝗措施。面对蝗灾,康熙帝的治蝗思想以及对蝗虫的习性认识存在一个过程性的转变。通过长期的治蝗实践,确定以“人力捕蝗”作为消除蝗灾的指导思想,形成一套治蝗除蝗的技术手段与组织管理方式,进而制定出周密的奖惩制度作为治蝗的保障机制。

江宁织造博物馆藏“康熙朝诰命”考释

南京江宁织造博物馆藏銮仪卫冠军使张松龄满汉合璧诰命,载录正黄旗汉军第四参领第八佐领张仲第世系的袭爵脉络,目前尚无学者对其考证。作为天命七年(1622年)归降后金的广宁右卫汉官后裔,袭父职的张仲第管佐领事被纳入清代八旗汉军,后经军功覃恩而屡晋封爵。从龙入关后,张氏因世袭罔替演变为清代权力结构中的旧汉军世爵家族。张氏后嗣凭荫资拣选进入銮仪卫,亦世管佐领。现就诰命所涉人物事迹、世管佐领、满名现象等问题,勾勒辽东旧汉军张氏家族个案与王朝国家的互动轨迹。

故宫博物院图书馆藏康熙《御制文第四集》稿本考述

故宫博物院图书馆藏康熙《御制文第四集》稿本一部三十册,是雍正年间内府编订《御制文第四集》时形成的一部修改稿本。其内容有可能是在康熙间王掞编录本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该书通过夹条和浮签等形式呈现了修订的过程,并在收录篇章、文辞表述、人物评价、诗文字句、人名地名译法和涉及康熙诸皇子记述等方面不同于刊本。该稿本是对康熙朝史料的还原和补充,诗文部分则保留了康熙帝诗稿原文。同时,该稿本也展现了雍正帝修改康熙稿本的意图,并呈现了雍正朝内府稿本的修订方式,因此具有重要学术价值。

议政王大臣会议与康熙统一台湾的决策

议政王大臣会议是清初统治集团内部决策军机要务的重要形式,在康熙朝统一地区战略制定、军队调遣、将领选任等方面发挥主导作用。清廷原本希望通过皇族宗亲参预决策、率军出征以巩固政权,展现八旗劲旅的威力。然而议政王公临阵畏敌怠战、固守满汉域藩篱的表现,令中枢决策难以有效落实。从构建稳定统治格局的长远考虑出发,康熙帝着意限制参与议政的宗室员额。议政王大臣会议的重心,由此逐渐向兼具内阁大学士身份的索额图、明珠等重臣转移,并出现容纳汉族学士谏议的态势。中枢权力结构的变化促动了八旗驻防体制在东南沿海地区的建立,为清政府将台湾收归版图有效治理奠定了稳固的后方基础。

农耕文化语境下康熙朝《御制耕织图》考论

耕织图作为展现我国古代农业耕织生活的重要图文载体,自南宋楼璹首创以来,在清代达到了创作高峰。康熙题诗、焦秉贞绘制的《御制耕织图》体现了康熙时期中西绘画结合的艺术风尚,对研究中国传统农桑技术和农业生活具有重要价值,是解读中国农业史、纺织史、艺术史的珍贵文献。《御制耕织图》鼓励人们从事农桑劳动,在艺术审美中传达农业立国的思想主旨,是对中国古代农耕文化的高度总结与阐扬。

康熙初年的西北局势变化与清廷的应对——以卫拉特巴图尔额尔克济农侵边为中心

康熙十五年(1676),鄂齐尔图车臣汗、楚琥尔乌巴什与噶尔丹的战争失败后,巴图尔额尔克济农等残余势力逃至清朝边境,频繁抢掠,引发清朝与西北边疆的紧张局势。本文深入剖析了康熙帝如何通过一系列政策与手段成功应对边境紧张态势以确保西北地区的稳定与统一的历史过程。

一件清康熙青花寻菊图笔筒小考

清康熙时期倡导诗文礼仪、设立学校,广兴科举,尊孔崇儒的社会习气蔚然成风。文房用瓷在这样一种比较宽松的文化政策下兴盛发展,以青花笔筒最为出色。康熙青花笔筒造型多样,品种丰富,纹饰精美,尤其是笔筒上装饰长篇诗文为一大特色。本文从康熙时期青花笔筒的造型、釉色、纹饰和款识等方面着手从而考证太原市博物馆藏清康熙青花寻菊图笔筒的具体烧造年代,而笔筒上《冒雨寻菊序》以及钤青花篆体“云山主人”方形闲章为研究康熙青花笔筒提供了新材料。

康熙“御定”《全金诗》的原因探析

继查慎行《历代分类题画诗》与徐倬《全唐诗录》后,郭元■增补《中州集》而成的《全金诗》也被康熙纳入御定诗总集系列之中。郭元■进呈的《全金诗》能够获得康熙“御定”,一方面得益于以《中州集》为基础辑成的金诗总集自具优势,既能弥补金诗文献缺少系统整理之不足,又能契合清初的诗学潮流以及康熙的诗学主张;另一方面,康熙能够通过《御定全金诗》肯定金朝的文治功绩,修正自南宋以来评价少数民族统治“无文”的论说,消解汉人“华夷有别”观念下的文化优越感,表明少数民族统治的清王朝有资格施行文化统治、实现文治盛世的态度。

古代编年体志书的范式——康熙《平乡县志》述论

康熙《平乡县志》是古代志书中比较罕见的编年体志书,仿效嘉靖《滦州志》而修,意在使方志体例向史法靠拢,具有编年叙事体例、叙论结合以及在各卷末设置《附遗》《存疑》《辨误》的编纂特点。通过该志,基本可以知晓编年体志书是如何完整记述一地地情的。无论是在志书编修史方面,抑或在该志留存的史料本身,都具有重要价值。

安庆市康熙河晚春初夏浮游植物群落特征与水质评价

为了利用浮游植物群落结构特征来评价水质,本文分析了2022年晚春初夏安庆市康熙河的浮游植物。鉴别发现,康熙河共有浮游植物8门、45科、80属、175种,浮游植物绝对丰度为(1.2~4.7)×10^(7) ind.·L^(-1),主要以蓝藻、硅藻和绿藻为主,属于“硅藻-蓝藻-绿藻”型水体;Shannon-Wiener物种多样性指数为2.4~3.2;优势种共9种:小席藻(Phormidium tenue)、梅尼小环藻(Cyclotella meneghiniana)、弯形尖头藻(Raphidiopsis curvata)、拟气球藻(Botrydiopsis arhiza)、尖尾蓝隐藻(Chroomanas acuta)、斯诺衣藻(Chlamydomonas snowiae)、小球藻(Chlorella vulgaris)、四尾栅藻(Scenedesmus quadricauda)和尖针杆藻(Synedra acus)。采用浮游植物丰度法、Shannon-Wiener多样性指数法和优势种法来评价该河流水质,结果显示康熙河水体整体是“中污染”,也有少数点位优于或劣于“中污染”。从营养水平来看,主要为“中营养”,少数点位属于“贫营养”或“贫-中营养”,也有些点位具有“富营养”的风险。

康熙《罗平州志》的成书时间、特点及价值

目前学界对黄德巽,胡承灏,周启先等人编纂的《罗平州志》的成书时间存在争议,经过本文的研究,笔者认为黄德巽等人编纂的《罗平州志》的成书时间为康熙五十七年(1718)。罗平地处西南边陲,文教不兴,无较多的文献资料记载,在这种情况下,黄德巽等人根据罗平当时的实际情况编纂了《罗平州志》,故该志可称为清前期的罗平大全,其特色主要有云南军政长官为其做序,在兼顾汉志编纂传统的基础上又兼具罗平本地的民族特色,同时因罗平地处三省交界而又具有军事特色。康熙五十七年编纂的《罗平州志》作为一部清前期的罗平大全,在地方治理、保存史料和促进社会教化、罗平民族融合等方面有巨大价值。

空间理论视域下的皇帝书房:康熙“佩文斋”儒学空间的建构及其意涵解读

以空间理论视角审视,位于畅春园内康熙皇帝的私人书房--“佩文斋”,具有透视清代皇权与儒学思想如何通过物质空间、文化实践与意涵表达建构高度一致性的典范意义。“佩文”的命名集合康熙皇帝个体情志与统治理念的复合表达,缔造帝王与物质空间互为诠释的主客体关系。与“佩文斋”实际使用功能对应,分类典藏文献、君臣编纂书籍及交流诗文书画空间实践活动的发生,填充“佩文斋”成为康熙皇帝崇文尚雅、重典修册空间象征符号的内在意义。“佩文斋”同名书籍与玺印共体性文化实物的产生,是空间实践活动的结果,标记空间物质性与文化表征性的高度协和统一。“佩文斋”公共场域属性的空间建构,呈现清代帝王对于儒家文化的行为实践及思想认同。“佩文斋”空间意涵解读的微观历史研究,可以再次回应新清史强调满族族群主体意识观点的不切之处。

钦州市康熙岭镇水稻机插秧栽培技术

水稻是广西钦州市康熙岭镇重要的粮食作物,保障水稻安全高效生产意义重大。将机械化插秧技术和高产栽培技术应用于水稻种植中,是实现水稻种植提质增效的重要举措。为推广相关技术,以康熙岭镇为例,着重对水稻机插秧的优势与栽培技术要点展开了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