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宫廷里的西药与西药房研究

故宫包含了极为丰富的文化。本文研究了清康熙时期的几种典型西药,以及宫中设立的西药房,以探讨清代宫廷里的东西方医药文化融合。结果表明:德里鸦噶可以驱寒及化疹,巴尔撒木油可以治疗刀伤,如勒伯伯尔拉都可以补气养胃,宫中养心殿曾作为西药研发的“实验室”,武英殿露房曾作为西药的“药房”。

农耕文化语境下康熙朝《御制耕织图》考论

耕织图作为展现我国古代农业耕织生活的重要图文载体,自南宋楼璹首创以来,在清代达到了创作高峰。康熙题诗、焦秉贞绘制的《御制耕织图》体现了康熙时期中西绘画结合的艺术风尚,对研究中国传统农桑技术和农业生活具有重要价值,是解读中国农业史、纺织史、艺术史的珍贵文献。《御制耕织图》鼓励人们从事农桑劳动,在艺术审美中传达农业立国的思想主旨,是对中国古代农耕文化的高度总结与阐扬。

一件清康熙青花寻菊图笔筒小考

清康熙时期倡导诗文礼仪、设立学校,广兴科举,尊孔崇儒的社会习气蔚然成风。文房用瓷在这样一种比较宽松的文化政策下兴盛发展,以青花笔筒最为出色。康熙青花笔筒造型多样,品种丰富,纹饰精美,尤其是笔筒上装饰长篇诗文为一大特色。本文从康熙时期青花笔筒的造型、釉色、纹饰和款识等方面着手从而考证太原市博物馆藏清康熙青花寻菊图笔筒的具体烧造年代,而笔筒上《冒雨寻菊序》以及钤青花篆体“云山主人”方形闲章为研究康熙青花笔筒提供了新材料。

准噶尔问题视域下的清廷对俄外交实践

康雍乾时期的清廷对俄外交,以西北边疆统一和西南边疆巩固为核心,经历了一百余年的发展演变:由康熙与噶尔丹对峙时期的《尼布楚条约》及图里琛使团出访,经雍正与策妄阿拉布坦父子和战相兼时期的《恰克图条约》及两个访俄使团,到乾隆时期围绕准噶尔和土尔扈特“逃人”问题展开的激烈外交争锋,铺陈出中俄两国外交实践的丰富内涵。清廷为解决准噶尔问题延续近百年的外交谋划,构成了清朝大一统国家边疆形成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康雍乾时期具有近代特质的对俄外交实践与中国传统的“理藩思想”一主一辅,形成了清廷前期外交服务内政的双轨机制。

康熙时期古文选本与早期桐城文派关系考察

康熙时期古文选本与早期桐城文派的文学观念皆是特定文化背景下的产物,通过康熙时期古文选本与早期桐城文派关系考察可见二者存在相关性。桐城文派提炼完善了康熙选家的古文文体论,使古文定义趋于规范明确,试图改进古文选本编纂体例;桐城文派关于古文义理与艺术要素之关系的阐释倾向康熙古文选家的调和论,以义理为古文要旨,又认为义理与各艺术要素可兼容共存,反对以单一标准缩小古文的成长空间。二者的古文功用论如出一辙,都认为学习古文有益于时文写作,又于举业之外有更高的理想,指出学习古人文章是提高修养的关键所在。康熙时期古文选本体现的古文文体论、义理观、功用论是考察早期桐城文派文章思想形成的因素之一,显示出清初古文选本在选本发展史与文学思想史上的重要意义。

康熙时期畅春园平面布局推测及其园景题名解析

历经330多年历史变迁的北京清代“三山五园”之首的畅春园及其原初设计图至今尚未发现。根据清康熙时期(1662—1722年)《万寿盛典图》、道光时期(1821—1850年)《“样式雷”畅春园图》、光绪时期(1887—1908年)《五园图》等图纸和乾隆时期(1736—1795年)钦定的《日下旧闻考·国朝苑囿·畅春园》等文献,对比分析图与图、图与文之间的关系,实测遗迹并叠合卫星平面图,使用作图法确定畅春园方位和尺度,推测绘制出康熙时期畅春园平面布局图,并解析康熙帝在畅春园内的诸园景题名。

康乾时期盛京的城市与园林建设

介绍了清代康熙和乾隆时期陪都盛京的城市与园林建设情况。通过研究皇家宫苑、民间寺观、书院、城市公共景观等的营建情况可以看出,当时的盛京城市园林建设十分活跃,既有政府主导的大规模城市与皇家园林建设,也有民间自发组织的公共设施营建,风格与形式已完全汉化。有机融合佛、道、儒文化和满、汉、回、蒙等多民族文化,形成了多元化、包容性极强的盛京文化,呈现出城市社会文化与景观文化繁荣发展的特征。

从穷荒异瘠到荒年甚少荒地甚多——康熙与雍正时期地方官员对贵州环境认知的转变

本文通过康熙与雍正时期地方官员对贵州环境描述的对比研究发现,康熙时期文献显示贵州多山少树、田土多石,部分地区已出现石漠化景观,是一片穷荒异瘠的土地,地方官员劝垦的态度消极悲观,更多的是向康熙争取特殊政策。雍正时期地方官员以积极的态度在贵州实施劝垦,认为贵州气候适宜,即便气候异常,有山有平地的起伏地形保证贵州不会出现颗粒无收的现象。贵州的森林往往是"逆苗"藏身之处,成为剿苗的障碍,故"焚烈山泽"成为如同"疏浚江河,挑筑沟坝,垦辟荒芜"一样重要的政务。文章指出,两朝官员眼里的贵州自然环境发生变化,有两个原因,一是两朝最高统治者治理贵州的思路和要求不同;二是地方官员针对的地区相异。

顺康时期东北移民安置述略

顺治、康熙两朝,在招民垦荒政策的推动下,民人渐次涌入东北地区。清廷主要采取设立州县的方式对其进行安置,落户入籍的民人遂成为区域开发建设的重要力量。与此同时,亦有部分民人被八旗组织所接纳,成为八旗辖治下的各类旗人。不过,厉行旗民分治、维护以满洲为核心的旗人利益是清廷的既定国策,当民人的移入危及到旗人之时,满洲统治者便放弃积极的招民政策,并最终在东北推行严格的封禁政策。

朱彝尊对西洋传教士及其书籍的看法——康熙朝文人阅读史个案探析

朱彝尊是清代康熙年间以博学著称的学者,他对西洋传教士持排斥态度,这与其曾祖朱国祚对利玛窦的态度有关。朱彝尊赞许当时中国学者有关天文历算的著述,却对来自西洋传教士的天文历算学说提出批评。从阅读史的视角来考察,朱彝尊所谓博学,特指其在传统经史方面的成就。康熙皇帝的阅读倾向对士人有引导作用。

纳兰性德年谱:康熙十五年

康熙十五年,是纳兰性德思想与创作发生重大变化的一年。馆选失意,对他打击极大,是他悲情人格的主要成因;与顾贞观结识,则不仅使他的创作拓开新境,也使其人格形象焕发出光彩。本年,编成《侧帽词》。

地方权势演变与康熙中叶鄂东大族的宗族实践——以黄冈靖氏为例

康熙中叶上承明末清初乱世,下开雍乾嘉道承平,既是一个社会文化规范与国家秩序转型的重要时代,也是一个国家礼仪制度转变与地方宗族发展的关键时期。康熙中叶地方大族的宗族实践,是一个更长时期以来家族在地方社会的权势累积及其崛起背后的具体社会机制相互作用的结果。康熙中叶以后地方大族权势演变的结构转型,在相当程度上引领着地方宗族文化规范的前进方向。地方宗族建设的规范化与正统化,并不完全取决于宗族内部权势人物的身份与地位,还与国家所倡导的宗族意识形态在地方上的渗透过程,以及宗族建设倡导者的个人经历、学问渊源有着极大的关系。

论顺康时期郝浴民本思想的产生与发展

郝浴(1623～1683),字冰涤,又字雪海,号复阳,河北定州人,作为清代顺康时期的政府官员,郝浴在其为官期间洁己爱民,关心百姓的疾苦,与扰害百姓的行为进行抗争,竭尽全力为百姓谋划,从而赢得了民心。

康熙时期社会教化政策对青花人物瓷画的影响

康熙时期全面实行社会教化政策,对青花人物瓷画产生了显著影响,成为促成其繁盛的重要因素,其影响包括表现形式和思想内涵两方面,使青花人物瓷画成为康熙社会教化政策的工具之一,并对当代青花人物瓷画形成重要影响。

清政府对台湾朱一贵事件的反思与善后

康熙末年台湾朱一贵事件爆发,清政府在反思“官逼民反”的基础上,逐步调整理台政策,在台湾设立巡台御史、增设彰化县与淡水厅、试行选官协办制度、研议添兵设防与修建城池、有条件开放移民与官员搬眷、推行汉“番”隔离政策。这些政策均是清政府针对台湾现实问题作出理性思考的结果,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加快对台湾治理与开发的进程,从而进一步证明所谓清政府前期“消极治台”之说并不符合历史事实。

孰输,孰赢:清初程元谭墓地盗葬诉讼案探析

徽州宗族向来有保护祖墓的习俗,但是徽州宗族的祖墓被侵盗的现象也屡见不鲜。新安程氏宗族程元谭祖墓被庙祝方氏盗葬,二姓自明季便开始进行诉讼,程氏宗族更是在清康熙年间动员全族力量,将方氏告至各级衙门,但依然没有取得理想的结果。以此案为中心,考察和探讨徽州地区盗葬现象的具体情况、徽州宗族面对祖墓被盗葬时所采取的具体措施,以及徽州地区出现盗葬现象的原因和特点,以加深对徽州宗族和地方民俗的了解。

闺阁内部的文学空间——论清代康熙时期的女性诗歌

康熙年间,是明清女性诗歌从"闺外"转向"闺内"的重要节点。这一时期的女诗人自觉在创作中实践着温柔敦厚的礼教要求与清新雅正的诗学宗尚,改变了晚明以来才女追求文人化、男性化的风尚,并以女性作者特有的深细视角与温婉情感书写家庭生活,在古代诗歌畛域内开辟了富于性别特色的文学空间。

论《野叟曝言》的封建理想主义色彩

《野叟曝言》是一部集大成地体现封建理想主义精神的作品。书中描绘的明孝宗朝的理想社会图景是对康乾盛世的全面的讴歌。夏敬渠的理想主义 ,极大地削弱了《野叟曝言》的社会批判力量。《野叟曝言》的封建理想主义是对统治者提倡程朱理学作出的积极的、正面的响应 ,它是理学影响通俗文学的一个典型范本。

试论清代康熙时期河工防洪的经济责任追究

赔修制度是清代康熙朝所开创的河工防洪经济责任追究方式。本文追述了赔修制度形成的原因及过程,探讨了赔修制度执行中的变通和赔修制度的负面影响,认为赔修制度对当代的防洪责任追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论清代前期的“千叟宴”

"千叟宴"是清代"康乾盛世"的一个重要表征,它弘扬的尊老爱老、关注妇女、发挥老年人余热、团结各民族、建设睦邻友好关系、维护社会稳定等精神值得肯定。全国各地经皇帝钦点的老人千里迢迢进京赴宴,劳民伤财,赴宴者的等级差别与滋生腐败等现象亦为后人所诟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