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编年体志书的范式——康熙《平乡县志》述论

康熙《平乡县志》是古代志书中比较罕见的编年体志书,仿效嘉靖《滦州志》而修,意在使方志体例向史法靠拢,具有编年叙事体例、叙论结合以及在各卷末设置《附遗》《存疑》《辨误》的编纂特点。通过该志,基本可以知晓编年体志书是如何完整记述一地地情的。无论是在志书编修史方面,抑或在该志留存的史料本身,都具有重要价值。

《清实录》浙江黄岩镇标左营游击阎福玉史料正误

《清实录》康熙五十二年(1713)正月辛丑条及康熙五十二年五月癸卯条中所载浙江黄岩镇标左营游击阎福玉史料俱存舛讹。其一,阎福玉并非殁于康熙五十一年(1712)十月十七日山东刘公岛海域附近,而是早在五月二十三日就已身殒浙江燕海坞洋面,至于在山东溟瀛中牺牲的将领,则另有其人,经考证应为登州水师前营游击滕国祥。其二,阎福玉的真实籍贯为山东“青州府”,而非实录所言“登州府人”。

《康熙皇舆全览图》中的青藏高原图景及其意义

《康熙皇舆全览图》是18世纪问世的一幅清朝疆域地图,其中的青藏高原地貌图像是由藏传佛教高僧达喇嘛楚儿沁藏布兰占巴绘制而成,为清廷认识和了解18世纪青藏高原区域结构和自然地理的重要窗口,亦是近代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形成和清中央与西藏地方隶属关系的重要依据。通过对藏汉相关历史文献的解读,分析了《康熙皇舆全览图》中青藏高原地貌图像的特征、内容及相关信息,指出康熙皇帝绘制这幅地图的目的和意义,考证了绘制该地图者达喇嘛楚儿沁藏布兰木占巴的生平事迹。认为达喇嘛楚儿沁藏布兰木占巴是一位出生于安多地区的格鲁派高僧,在清廷钦天监学习西洋数学和地图测绘技术后,利用经纬坐标方法绘制了以山川为坐标的从“上部阿里三围”至“朵康”间的大部分青藏高原自然图景,并将山川、河流等名称以藏语满文转写,既符合翻译学基本准则,又便于满清统治阶层接受和采用。因此,该地图的绘制使清政府加深了对涉藏地区自然地理的认识,并进一步促进了清朝中央与西藏地方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往交流与交融。同时,运用文献资料、图像对勘和比较法,对地图中的山川、古堡、寺庙等进一步作了考证和辨别,挖掘了其中的历史地理信息,进而指出这幅地图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地方权势演变与康熙中叶鄂东大族的宗族实践——以黄冈靖氏为例

康熙中叶上承明末清初乱世,下开雍乾嘉道承平,既是一个社会文化规范与国家秩序转型的重要时代,也是一个国家礼仪制度转变与地方宗族发展的关键时期。康熙中叶地方大族的宗族实践,是一个更长时期以来家族在地方社会的权势累积及其崛起背后的具体社会机制相互作用的结果。康熙中叶以后地方大族权势演变的结构转型,在相当程度上引领着地方宗族文化规范的前进方向。地方宗族建设的规范化与正统化,并不完全取决于宗族内部权势人物的身份与地位,还与国家所倡导的宗族意识形态在地方上的渗透过程,以及宗族建设倡导者的个人经历、学问渊源有着极大的关系。

《热河日记》中的康乾盛世

通过对《热河日记》中康乾年间中国清朝社会种种现实生活的记载和描写的分析,对朴趾源燕行所目睹的种种盛世景象进行解读,可以看出这部文学巨著是研究清史的重要史料。

清初程朱理学“复兴”标志论略

程朱理学推动了清初伦理道德体系和社会秩序的重建,也在这一过程中于康熙中叶前后实现了自身"复兴"。其标志主要包括:在意识形态领域独尊地位的重新确立,在社会观念上获得广泛接受,以及编纂理学学术史著作热潮的兴起。

从才子佳人小说兴盛的社会文化原因看其文化品位

康乾时期才子佳人小说的兴盛确与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紧密相联,清政府所采取的文化怀柔政策更是才子佳人小说得以产生的一个社会契机。才子佳人小说对当朝政权的歌颂和粉饰十分迎合统治者的口味,作品中所包含的浓厚的封建伦理道德观念也和朝廷实行的忠孝治国的思想相一致。

从康乾民族政策看西部开发

在开发建设西部的过程中 ,如何处理各民族之间的关系 ,制定正确的民族政策 ,对西部的社会、经济发展均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清朝康雍乾时期制定的民族政策对当时民族地区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都产生过一定的历史影响。探讨这些政策的指导思想、主要内容、历史作用及其局限 ,对于今天西部开发中的法治建设 ,无疑具有现实的启迪和资鉴作用。

康熙朝奏折和来华西方传教士

康熙朝满、汉文奏折中有关来华西方传教士的部分 ,是研究当时中西关系的重要史料。经过笔者清理 ,其中载录来华西方传教士已达一百余人 ,一些人的汉文名字还为他书所不载。另如教皇特使多罗离京时间、康熙帝致罗马教皇信函颁发时间等重要问题也都因奏折所载内容应然而解。除此之外 ,康熙朝奏折还从新的角度反映了当时在华西方传教士的具体活动内容和康熙帝积极招徕挟有专技的西方传教士来华献技的情形。同时 ,还详细显示了礼仪之争后康熙帝为争取教廷对中国立场的理解而三次遣使、四次致书及由允许传教到部分禁教再到全面禁教的全过程。这些表明 ,研究康熙时期西方传教士在华活动和清朝政府有关政策的转变 ,康熙朝满。

一件关于北京城的满文档案

1997年台北故宫博物院出版的《宫中档康熙朝奏折》中,有一件关于北京城的满文奏折,内容是九门步军统领费扬古等,奉旨奏报太和殿至永定门之间的长度,以及内城四周的长度。此文献对研究北京城有一定的价值。

论康雍乾时期清帝的治官理念——以官员选任、考核为中心

“治人”与“治法”是中国古代探讨治国理政的重要命题。康雍乾时期,清帝对“治人”与“治法”多有提及,并体现在用人行政等方面。如何“治人”“治官”,是古代王朝用人行政的重要内容,尤其体现在官员的选任和考核方面。清帝在选拔、考核官员时,对官员操守、才具、政事、年力等方面提出要求,对官员的臣道做出价值观的界定,尤其对地方大吏选用属员做出要求,并对不同层级的官员制定相应的标准,分别管理。文官管理的实践,贯穿着清帝的治官理念,包括事君以诚,君臣一体;以人事君,察吏安民;首倡官德,重视政绩;各司其职,上下相维。清帝的治官理念有其积极因素,这种理念是否能够贯彻并发挥作用,与清朝文官管理的实践密切相关。

康乾盛世下清廷对准噶尔投诚人政策研究

清准关系是康乾盛世时期最为敏感的藩部关系,直到乾隆二十年之前准噶尔汗国仍然傲然地屹立在清国的西北边陲,并且对西北蒙古、西藏、青海地区不时产生骚扰,发生威胁。清国在康乾盛世下是如何利用时机解决准噶尔汗国问题,如何防止分裂,完成民族的的统一大业,仍然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它对我们今天的边部民族政策具有重大的借鉴作用。本文主要就康乾盛世下的准部投诚人政策作一研究,研究康、雍、乾三代帝王是如何运用投诚人政策来为统一大业服务的。

康熙朝《明史》监修与总裁正误

关于康熙朝《明史》监修、总裁,学人多以李晋华《明史纂修考》一文意见为成说。实际上,李晋华文章所列四任监修、总裁,第二任与实际出入很大,三、四任根本不存在,最后一任没列出——而正是这最后一任监修、总裁的努力成就了"416卷本《明史》"。终康熙朝重新任命实际上仅最后这一次,某人曾三次或四次任总裁的说法不能成立,监修、总裁频换导致康熙朝《明史》编修不能完成的说法并不成立。

康熙瓷胎画珐琅款式与“年款的激励效应”

分析了康熙的瓷胎画珐琅款式,首次提出了“年款的激励效应”这一命题,这是理解我国明清御窑本质意义的一个崭新角度。

蠲免政策与康雍乾时期社会稳定

康雍乾时期的蠲免政策达到了中国古代蠲免发展的鼎盛阶段,对于康雍乾时期的社会稳定产生了重要影响。它缓和了国家、地主与农民财富分配上的矛盾,促进了农民生产积极性,巩固了封建经济基础,进而巩固了封建政权,这对维护康雍乾时期的社会稳定起着重要的作用。

褚人获四雪草堂《隋唐演义》初刻本疑年考辨

清代褚人获编定的四雪草堂刻本《隋唐演义》二十卷一百回,在同属隋唐讲史系列的通俗小说中,是影响最大的一部。有关这部小说初刻本刊刻的具体年代,众说纷纭,多达五六种,至今尚无定论。尤有甚者,有的错误说法,得到学术界及社会的相当认同,成了权威观点。以现存版本实物为依据,对褚人获四雪草堂《隋唐演义》初刻本疑年细加考辨,辨清了有关这部小说初刻本具体刊刻年代的疑点,认为:现存褚人获四雪草堂《隋唐演义》的初刻本当为康熙乙亥本。

从御选文章看康、乾官方文章思想的转变

康熙在《御选古文渊鉴》中提出了"辞义精纯"、"归于古雅"的文章标准,但在实际选评中,更注重文章的经济实用性,注意吸收前人的意见,具有集大成的性质。乾隆时期的《钦定四书文》、《御选唐宋文醇》以及《皇清文颖》等集,集中体现了清廷"清真雅正"的文章思想,与《古文渊鉴》相比,在规范性的要求上大大加强,体现了清代文化统治的强化。

《全清词·顺康卷》前5册漏收词补目

《全清词.顺康卷》前5册应收而未收之词甚巨。漏收的主要原因有:搜罗词别集不全,取校词别集版本不广,搜采诗文别集未尽,辑录明清词选疏忽。该文据有关明清词别集和词选,辑补遗漏之词作目录1625首。

论汉族文人对纳兰性德文学创作的影响

纳兰性德是康熙时期一位著名的满族词人,在中国词坛上有着重要地位。从他所处社会背景入手,通过与他交往的汉族文人对其创作所产生的影响进行论述,认为他的行为既符合康熙推行的满汉团结的民族政策,也对维护康熙统治产生了积极影响,同时也促进了清初的文学繁荣。

康熙时期庐山的文化建构

康熙时期为了建构国家认同,在意识形态与文化领域推崇程朱理学。江西督抚大员及地方官绅秉承康熙旨意,在九江庐山区域掀起了以"儒学"为中心的文化建设热潮。白鹿洞书院的兴复与紫阳祠的创建、秀峰寺的扩建与"僧名儒行"的寺僧超渊、木瓜洞的崛起与"亦儒亦道"的洞主石和阳,集中体现了满清王朝建构国家认同的文化策略。考察这一历史过程,有助于深化对庐山历史文化内涵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