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书法观念对梁启超之影响考辨

梁启超早年的书法观念主要体现在对颜、柳楷书的取舍以及对陶心云碑体楷书的认同等方面。在师从康有为之后,梁启超的书法观念深受其师的影响,尤其体现在对干禄书体的态度、学书当"上通篆、隶,导源六朝"以及"体兼碑帖"等方面。梁氏于书法一途既汲取康氏书论中的合理因素,又不为康氏的观点遮蔽望眼。从对梁启超书法观念之转变的剖析中,亦可折射出清末民初时期知识分子对于书法的不同体认。

李端棻荐举康有为及其意义

荐举康有为是戊戌变法的重大问题。历来研究者大多只关注翁同龢对康有为的荐举,而关于李端棻对康有为的荐举则少有研究。实际上,李端棻荐举康有为关系百日维新的变法大局和组织建设,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和作用。

康有为“托古改制”与《左传》批判研究

在晚清的政治背景和学术环境中,康有为以"托古"作为"改制"的理论依据,推行维新变法运动。为了实现以"公羊三世说"解释历史进化论的政治目的,康有为针对传统经学研究中,今文派推崇《公羊传》、批判《左传》的立场,将否定《左传》经典地位的思想推向极致。康有为的《左传》研究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和鲜明的时代特征。同时,康有为融合今文经学思想与西方资产阶级进步思想的研究也预示了传统经学的终结。

康有为与近代儒学——以仁、礼、智为例

仁、礼、智本是传统儒学的核心范畴,康有为以近代价值观为尺度进行了重新阐释、改造和发挥。这在 一定程度上有利于避免近代化过程中的文化认同危机,化解传统与近代之间的紧张关系。

康有为礼教观之近代转换

与理学之礼教秩序其合法性建基于先验天理之绝对正当性不同,康有为从近代西方之公理和人道两大基本观念出发,重建礼教秩序合法性基础。公理以平等观念重构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师长等伦常关系。其近代意义在于解构天理之时间和空间超越性,瓦解礼教秩序之不言自明的超越意义,从而为礼教秩序的瓦解奠定学理基础。人道观一为人生来之资质,二为人之平等权利。人道观之理论意义在于为礼教制度的构建提供人性依据,即制度应当顺应人道之自然。其近代意义在于通过资质人性论对本质人性论的代替而实现了人之伦理本质的消解,这意味着人性之爱和恶失去了自身内在约束,礼教秩序之内在基础随之消解,礼教秩序之形成只能求诸外界。在资质人性论基础上,康有为提出以"教"和"学"为主体内容的礼教秩序形成之外在机制。"教"主要指以德行教化万民;"学"主要指对道的习得,其内容主要即控制人的爱恶等情欲,从而实现对人性的有限控制。

寻找海外的乌托邦:康有为、梁启超20世纪初年访问美国“天国”之行述论

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梁启超流亡海外,周游列国,继续探索西方空想社会主义理想和世界大同之道。1903年、1905年,师徒二人先后来到美国伊利诺伊州锡安市的“理想国”。该“理想国”由澳大利亚籍天主教牧师约翰·亚历山大·陶威创建。陶威信奉《旧约圣经》中宣扬的基督教原教旨主义,在锡安市试行平等互利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创办合作社,提倡财产公有;政治上鼓吹天赋人权、男女平等,反对种族歧视;生活上实行禁欲主义,严禁饮酒、吸烟、嫖妓、赌博等。这一理想生活模式迅速吸引了大批欧洲移民到来。本文主要依据笔者近期在美国伊利诺伊州锡安市发现的一批从未面世的中、英文档案文献,考察康、梁二人20世纪初年对美国基督教“天国”锡安市两次鲜为人知的访问活动。

“人生八有”:康有为社会福利思想探析

清末民初,康有为怀抱救国救民之志,高度关注民生问题,提出了涵盖个体生命全程的"人生八有"社会福利思想。其内容包括:婴幼儿时期的"幼有所育";青少年时期的"学有所教";成年后的"农桑者有所助""无业者有培训""穷弱者有所扶""病疾者有所医";老年时期的"老有所养";生命结束时的"死有所葬"。康有为的社会福利构想重视人生幸福的全程性,在新时代不断完善社会福利体系建设、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方面,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