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逻辑的运作密码——黑格尔概念逻辑的“概念”新释

黑格尔的“逻辑科学”是一种现代逻辑,它具有为现代世界提供逻辑基础、与诸多现当代思潮交流对话、反思现代科技话语等重要现代价值。在“逻辑科学”中,概念逻辑开篇的“概念”被黑格尔称为“概念之概念”,它充分展现了否定性自相联系这一思辨原理的运行机制,是整个思辨性现代逻辑模型的中心与运作密码。实体是“概念”的直接前提与直接起源,先验自我意识则与“概念”具有内在结构上的家族相似性,因而黑格尔一方面通过对斯宾诺莎式实体之自因的厘革来开辟出“概念”的自身规定,另一方面他从对康德的自我意识与范畴观的诠释来刻画“概念”的一元论特征,并且把“概念”的逻辑构造揭示为普遍性、特殊性、个体性的内在统一,即一种在双重否定性中自相联系的动态结构。

美学转型的旧命题、新思路与未决疑难——三问“居间美学”

汪尧翀针对当下美学式微的状况提出了“居间美学”。“居间美学”源自美学转型的“旧命题”。美学在现代社会生活中的独特位置使其成了一个思想史的症候,不止造成了康德哲学中艺术没有独立领地的境遇和黑格尔的“艺术终结论”,而且体现为美学在哈贝马斯以降的批判理论中的缺席。究竟原因,它与现代性理论从主体性到主体间性的范式转型息息相关。如果把居间美学置于康德与黑格尔之间的思想史位置,将会看到,居间美学兼取康德与黑格尔之长,推出了“新思路”。它根据对现代性理论的重构,致力于整合现代社会的复杂性问题和合法性问题,既遵循现代社会诸领域不断分化的逻辑,也从整体上赋予现代社会以意义。这就要求美学必须改换自己的传统定位,重视自然与历史的交互。所谓的“自然-历史空间”即居间美学施展新思路的场域,媒介在其中具有二重性的特点,既受感性制约,同时表达思想。在这个意义上,居间美学可以被看作一种关于媒介的哲学,然而它作为“新思路”同时引起了一个未决疑难:居间美学一方面致力于建立媒介的思想坐标,另一方面却继续执拗地把自身视作美学。它是否可以被算作美学?由此表明,居间美学作为与现代性理论联系紧密的新思路,尚未提供与之相匹配的历史哲学以澄清自己的历史定位。

论黑格尔的法概念

法哲学的基本任务在于澄清法的正当性问题。对黑格尔法哲学的解读需要以对康德法哲学的批判为起点。在黑格尔看来,康德的法哲学落入了形式主义,且属于近代契约论的传统。黑格尔对法的理解承接了亚里士多德的理解,并且主张从现实出发。黑格尔用“市民社会”这一概念来总结其所面对的现实世界,并指出“承认”是实现个体与社会之间和解的重要方式。

试论辩证法的“颠倒”问题

历史地看,任何一种思想都不是凭空生成的,而是必有其时代问题与理论先导。马克思的辩证法也不例外。我们有必要回顾德国古典哲学时期的哲学问题及其历史背景,从而更加准确的击碎意识形态的幻想——黑格尔哲学,进而阐明马克思的辩证法前史和“重新退回”的社会背景——国民经济学,以此透彻理解马克思的辩证法颠倒的双重维度,即哲学—政治经济学。正是基于此,马克思最终确立了“合理形态”的辩证法。

论“国家理由”的二律背反——对马克思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康德式重构

近代以来关于“国家理由”的论证中,以基督教二元主义政治观为背景的自由主义与在思辨神学的框架中展开的黑格尔主义,各执一端,互相反对。如果以市民社会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为线索,以康德的“判断力批判”为视角,重构马克思批判黑格尔法哲学的进路,则不仅可以揭示出黑格尔法哲学的思辨哲学根源,提炼出一种既不同于自由主义、又不同于黑格尔主义的国家形式,而且还可能将这种形式与中国传统社会的批判性分析予以对接。在更高的层次重构马克思的法哲学批判,当是突破“国家理由”之二律背反,激活马克思主义哲学之当代潜力的推进方向。

康德与黑格尔崇高理论的比较分析

在概述康德、黑格尔崇高理论主要内容的基础上,对两者的异同,特别是差异从五个方面进行了深入分析,又对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主要是两人对理论前驱思想的选择性接受和他们的基本哲学立场,进行了追根溯源的探讨。

重审“要康德,还是要黑格尔”问题

国内学界上世纪80年代初所提出的问题"要康德还是要黑格尔"只在表面上得到了思考,然后就进入一个对西方最新思潮"追新赶后"的时期,直到本世纪,这一问题才重新提到了我们面前。在对康德和黑格尔的哲学做整体性的比较中,可以看出他们各自的三大优势,即在康德哲学方面:巨大的包容性和开放性、人本主义的伦理视角、保守主义的超验理想;在黑格尔哲学方面:历史和逻辑相一致的现实感、作为自由逻辑的三统一辩证法、以广阔的文化视野对人类精神的内在发展的全面洞察。他们各自的优势就是对方的劣势,可以形成互补,而且不论从对西方现代哲学的发展来说,还是对中国当代文化转型的需要而言,我们今天既要康德,也要黑格尔。

宗教对于人类的意义——简论康德与黑格尔的宗教哲学

康德与黑格尔的宗教观出自启蒙运动的思想背景,虽然他们对启蒙的宗教批判持有不同的态度。基于相同的理性主义的立场,他们提出了目标一致的建立道德性宗教的主张,但在对宗教的性质的解释上却有所不同。康德将宗教看作是出自道德的需要,“上帝”是为了实现至善而设定的“公设”;黑格尔则把宗教看作与哲学一样都是纯粹的“思”,其目标是把握真理,“上帝”即是一种真理。他们的宗教哲学的一个共同缺陷,是忽视了宗教最本真的意义在于它作为精神的安身立命之所。

大数据时代的表象思维及其批判

进入大数据时代,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提出的表象思维呈现出新特征:大数据开始构建事物的“数据表象”,使现实事物从感性存在转变为“数据存在”;事物之间的相关关系取代因果关系,海量数据“自动”呈现出某种规律。表象思维具有普遍必然性,由此升级为数据表象思维。数据表象思维占据主导地位后,要想摆脱思维的封闭化、碎片化和扁平化等负面效应,就要重新认识到思维的层次性,从知性思维跃升到理性思维。这正是德国古典哲学对大数据时代的思想启示。

德日、俄中犯罪构成理论哲学基础研究

德日三要件的犯罪构成理论同康德哲学紧密相关;俄中四要件的犯罪构成理论,究其根源可追溯至黑格尔的辩证法思想,而其直接哲学基础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在我国对不同犯罪构成理论哲学基础问题的研究中,存在着众多须商榷的观点。

论黑格尔对主观思想的批判

笛卡儿以自明性为依据为近代哲学确立了主观性原则。康德将这个原则以理性批判的形式加以发展。但在黑格尔看来,康德哲学的主观思想流于空洞的形式,错过了认识对象的客观内容,因而必然导致主体性与物自体之间以及"应有"和"现有"之间的绝然分裂,无法真正进入社会政治的现实之中。

哈贝马斯与康德、黑格尔的伦理观

康德与黑格尔伦理学分别代表着近代伦理学的两个不同方向。哈贝马斯更多地属于康德伦理学传统。商谈伦理学放弃了康德两个王国的学说，克服了康德的内在的、独白式伦理观点，将普遍化原则与论证原则相结合，因而在哈贝马斯看来，黑格尔对康德伦理学的形式主义、抽象普遍主义，应当的软弱以及信念恐怖主义的批判并不适于商谈伦理学。但商谈伦理学与康德伦理学却同样面临实践有效性的难题。

理性的自祭——《启蒙辩证法》在康德和黑格尔概念框架中的根源

本文从康德和黑格尔的相关论点中勾勒出德国哲学传统对启蒙的独特反思路向,并且证明,《启蒙辩证法》本身是在前二者所奠定的概念框架中展开的,它对启蒙的批判既是德国唯心主义传统的延续又是对它的消解,这种对总体性的总体化批判本身陷入"说谎者悖论"般的悖谬境地,构成启蒙之后意识哲学自我否定的最后一击。

零碎的抑或总体的:杜威和罗尔斯社会治理理论比较研究

作为美国实用主义和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代表,杜威和罗尔斯共同关注社会基本制度的设计。受康德和黑格尔影响,杜威对统一性的追求渗透到其哲学思想的各个方面,民主社会成为其构思理想社会的最终成果。通过隐藏与导师斯退士的师生关系,罗尔斯有意抹去其思想的黑格尔因素,但他对正义原则的构想,对良序社会的安排,对万民法的追求,呼应着杜威当年的相似努力。杜威把民主融入传统社会,罗尔斯则抛弃了传统社会,使正义社会具有全新的起源。在社会改革的路径选择上,杜威沿着洛克—休谟—斯密的英美温和启蒙思想路线,选择了零碎的渐进改良路径;罗尔斯沿着霍布斯—卢梭—康德—马克思的欧洲大陆启蒙思想路线,选择了根本解决的激进变革路径。这些可给中国社会治理和政治改革带来深远启示。

论早期现代自然权利学说的解体——从康德、黑格尔到马克思

早期现代自然权利学说的核心内容在于对自然状态的假设,以及自然人通过达成社会契约而从自然状态进入社会状态。自然权利学说所假设的自然状态并非人类历史上真实和普遍存在过的事实,而只是从当时的实际社会生活经验中反推出来的一种理论假定状态,它对经验的依赖使得早期自然权利学说是存在缺陷的。针对早期自然权利理论的这一问题,康德、黑格尔与马克思等人都进行了批判。康德从纯粹实践理性出发,以先天形式演绎的方式来建构具有普遍必然性的法和权利理论,克服之前自然权利学说的经验品格。黑格尔和马克思尽管也同样反对经验主义,不过与康德的形式主义进路不同,他们认为,关于人类自由的政治哲学理论既不是实证主义的,也不是规范主义的,而是"事实的规范性"的。只有从以"事实的规范性"为核心的理论视角出发,而非从自然权利学说出发,才可以更为有效地理解和变革人类的真实状况。在马克思等人的彻底批判之下,早期现代自然权利学说最终走向了解体。

西方观念论的嬗变与马克思的哲学变革

马克思在何种意义上以及究竟以何种方式批判甚至颠倒了德国观念论?回顾西方观念论的发展历程可见,柏拉图的观念论源于苏格拉底之死所带来的政治现实,其并非仅是哲学形而上学,同时也是规范性的实践哲学。近代观念论以主体为轴心所实现的表象哲学的建构,凸显了观念论作为哲学形而上学的一维。这一维度在康德批判哲学对同一性原则的质疑中趋于瓦解,却在黑格尔包含着差异性的思辨逻辑体系中重新被建立起来,使得黑格尔的“现实”在其“合乎理性”的意义上最终不过就是一种“观念”在将黑格尔思辨观念论做主观主义误读的基础上,马克思对其进行了彻底批判,去除了西方观念论在其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形而上学色彩,让哲学再次成为直面现实社会政治体制的一种思想建构,被理性所吞噬的“现实”由此获得拯救。因此,马克思的哲学变革并非对德国观念论的颠倒,而是对这一哲学形而上学之同一性原则的拆解。

实相与真理——德国古典哲学的世界构想及其源流

笛卡尔的思想客观上展现出理性与内在性世界之间的张力格局,并开始在这一张力格局下从一个确定的基点出发,探索一种合理而连贯的世界结构图景,这种工作方式使他真正成为现代哲学之父。这种张力格局虽然是近代真理观的基本背景,在康德之前却一直没有得到明确的反思。德国古典哲学将立足点从人类理性逐步转移到世界结构本身,直至最后由谢林对近代理性的无限性提出根本质疑,这个过程塑造了现代思想的基本游戏场域。

超越康德化马克思与黑格尔化马克思的对立

康德和黑格尔,谁是马克思的引路人,一直是中外马克思主义者争论不休的问题。偏爱康德者认为,康德的二元论解决了教条主义和怀疑论的古老争论,坚持观念与物质、理想与现实之间本体论差异和非同一性就是坚持哲学的超越性和政治超越性,恢复马克思主义的真精神需要回到康德;偏爱黑格尔者则认为,黑格尔非同一性的同一性辩证法不仅给人们提供了思考问题的正确方法,而且有助于我们走出后现代主义无中心论和新自由主义虚假总体性的意识形态困境,恢复马克思主义的激进性与现实性需要回到黑格尔。其实,康德与黑格尔不是截然对立的,康德在为科学、道德、法律和国际秩序理想提供先验论证明的同时,并不否定人类道德和政治理想的现实性;黑格尔虽然把绝对观念的自我实现和自我认识作为目标,但也不否认现代性规范和价值对人类知识和实践的规范约束。就此而言,康德和马克思都是时代进步意识的代表。但由于观念论的哲学限制和资产阶级的历史限制,他们的思想自身本就存在着矛盾和差异,这种差异不能理解为"激进的康德"与"保守的黑格尔"的对立,或"激进的黑格尔"与"保守的康德"的对立。康德与黑格尔思想中都存在着可供马克思主义借鉴、继承和发展的激进因素,也有应该批判和扬弃的保守因素。就此而言,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无须康德化和黑格尔化,更无须人为地制造康德化与黑格尔化的对立。

要康德还是要黑格尔?——鸟瞰实用主义的路径分歧

实用主义内部一直存在着康德路径与黑格尔路径的分歧。简单地说,皮尔士的实用主义是康德式的,而杜威的实用主义则是黑格尔式的。延续下来,普特南继承了康德式的话题但最终走向了杜威,而罗蒂则拥抱杜威却又没有真正摆脱康德。作为罗蒂的学生,当代实用主义殿军布兰顿走在康德转向黑格尔的途中,其问题和细节是康德式的,视野则是黑格尔式的。

从优美和壮美的角度看自然美、艺术美和道德美——兼评康德和黑格尔的美学观

康德把审美对象区分为自然美、艺术美和道德美,而黑格尔只承认艺术美。康德还区分了"优美"和"壮美",黑格尔对此几乎完全忽略。在这两方面,黑格尔有失偏颇。壮美作为道德美的本质特征是孔子所说的"从心所欲不逾矩",对应于康德所说的"自由的自律"。黑格尔把美定义为"理念的感性显现",强调了美是理性和感性的统一。对于审美的感性直观的特征,康德有所忽略,因而有失偏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