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混杂性:重审柄谷行人风景论中言文一致问题

柄谷行人以言文一致问题为枢纽展开有关“风景的发现”的论说,为风景批评开辟了新的理论空间。可以在以下几个层面接着柄谷行人讲:首先,借助柄谷行人有关透明性的论说,打开风景批评的语言论向度,同时评估这一论说所承载的现代性叙事的多重困境;其次,依循柄谷行人对“外部性”的建构,探讨从内部语言学向“他者语言学”转换的可能性及其对于风景批评的价值;最后,以语言之偶然性和混杂性为立足点,审视柄谷行人风景论的伦理诉求,重新描述风景书写的文体特征和风景美学的话语逻辑。

民族的美学逻辑:由柄谷行人引发的思考

柄谷行人有关"民族与美学"的论述是当代后殖民主义批评的重要理论资源,其创见在于提供了一种"颠倒"的叙述:不是作为普世知识的美学如何民族化,而是民族主义的兴起如何造就了美学本身。在此基础上,柄谷行人集中讨论了美学与民族的三种关系模式:美学作为架构现代民族意识的装置;美学作为制造殖民主义想象的手段;美学作为批判殖民主义思维的武器。此种讨论除方法论的借鉴价值外,还另有一重启示意义:某一民族美学的核心问题,或许不只是如何激活本土思想资源以对抗西方学术霸权,更在于能否以理论与历史的双重自觉,为以民族为中心的话语实践保持反思与自我批判的可能性。

如何重新规划“普遍性”?——柄谷行人《书写语言与民族主义》与“独特普遍性”的构想

柄谷行人的《书写语言与民族主义》通过重读索绪尔以及德里达、时枝城记对索绪尔的阅读来展开论述,一方面是对"表层阅读"的方法论自觉,另一方面则是如何用这种方法来重读经典。由此,对柄谷行人这篇文章的解读同样具有双重性:不仅阅读柄谷的论述,而且更要重读他如何阅读索绪尔以及德里达、时枝城记对索绪尔的阅读,加上德里达对柄谷的文章的直接回应,使得人们能更切近地观察到对阅读者的再阅读,构成了一个完整的阅读过程。正是通过一系列重读,柄谷行人将东西方重要的语言理论纳入到批判视野中。这种批判不仅是语言的批判,更是现代性的批判,特别是立足于东亚——具体表现为西方、日本和中国之间复杂的语言关系——特殊历史经验对于现代性的批判。但这种批判不是一种"特殊性"对"普遍性"的批判,柄谷行人力图将自己思考的"日本问题"加以"普遍化",《书写语言与民族主义》一文对现代性批判包含了透过"独特性"重新创造"普遍性"的可贵努力。

20世纪70年代的日本近代文学研究

以柄谷行人的《日本近代文学的起源》一书为标志,日本近代文学研究界在理念上发生了重大改变。这项对既有的日本近代文学研究成果的再认识有助于人们近一步廓清日本近代文学研究的轨迹。

论马克思“社会共同体”思想的内涵

相对于柄谷行人所区分的“资本—民族—国家”的三位一体的形式,现代资本主义是“民族—国家—宗教—资本”四位一体的圆环形式。通过对四位一体的圆环中各个社会共同体一般形式及其特殊构造形式的考察,可以更为深刻地揭示了马克思社会共同体思想的内涵与价值。马克思的社会共同体思想大大地推进了社会研究的视角与方法,至今依然具有深远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

试论柄谷行人对索绪尔结构语言学认识的矛盾性

日本批评理论家柄谷行人否认索绪尔是结构主义思潮的开启者,但在其批评实践中,却明确将索绪尔语言学视为遵循结构主义方法,并将其运用于对马克思商品理论的阐释中。在运用德里达解构主义理论回溯索绪尔语言学的政治背景时,柄谷行人也从侧面体现出对索绪尔结构主义倾向的承认。因此,柄谷行人对索绪尔结构语言学思想的认识呈现出复杂性和矛盾性的特征。

跨越性:柄谷行人批评理论的后科学品格

以独特的后政治经济学视野走出后现代主义“文本观念论”误区的柄谷行人,其文学批评与政治经济学批判形成了理论共振效应。通过对20世纪以来以“文学性”为中心的文学科学方法的反思,柄谷行人突出了对马克思科学思维方式的考察,并对马克思《资本论》等成熟期作品进行了创造性解读。传统政治经济学模式背后潜隐着近代形而上学逻辑,马克思凭借其敏感的哲学思辨力超越了19世纪的经典科学范式,这是一种近乎当代“复杂性科学”的新视野。柄谷行人以其跨学科的理论姿态,为我们反思俄国形式主义以来的西方现代文学科学化道路,厘清文学与现代多元化历史实践的复杂关联,开拓人文社会科学新路径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新思路。

狡黠装置与现代文学之痛——柄谷行人文学论的一种视差性解读

柄谷行人《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出版至今,学界的研究多将之视为现代理性批判的一个环节。若考虑到柄谷同时期理论创建,将《起源》置于他一贯的理路中考察,则会发现其中亦涌动着视差的暗流,现代文学中所存在的"装置"也正是视差缺失的结果。"装置"欲在现代文学中突显的"自我意识"不过是对自我意识的排除,并通过将"排除"这一动作隐藏起来形成一个封闭的"场"。如此一来,关于现代文学的诸多争论如深度、情节等都只是在"装置"内部的争论,不仅无法达到对"装置"的瓦解,反而成为对"装置"的补足与活性化。视差所揭示的是"起源""终结"与"现代文学"的症候性地位,暴露出文学观念的历史性与被建构性。本文试图从"视差"维度对"装置"进行再次解明,将"起源"与"终结"视为同一"场"中相互转化与补足的两者,并对装置的产生与作用进行认识论层面的反思--视差的介入则提供了一条跳出"装置"并从外部将其瓦解的路径。

“国家”与“民主”双重叙事下的战后日本儿童身份重构——论开高健的《皇帝的新装》

日本战后作家开高健的代表作之一,《皇帝的新装》以儿童画教师“我”的视角,通过一位名叫大田太郎的孩子,管窥了日本战后儿童教育状况的一隅。一般认为,开高健借“我”之口,批判了日本战后教育界因经济高速发展而出现的功利与拜金现象。然而,此类解读往往忽略了一个事实“:我”所谋求的儿童独立人格并非是先验的存在,而是战后民主教育体制的产物。本文在参考柄谷行人《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中“儿童之发现”等相关理论后认为,该小说并非意图在“功利教育”或“民主教育”间“站队”,而是将讨论引向了以培养“国民”为目标的现代教育体制下儿童身份的构建这一根本问题。所谓“功利教育”与“民主教育”的争锋,在深层上展现的是日本战后“国家”与“民主”叙事在儿童身份重构上的纠葛。

“后68年”时代的文学批评——以柄谷行人的《麦克白论》为线索

日本文艺批评家和理论家柄谷行人在70年代初的文学批评写作,与日本“后68年”时代的政治和文化状况有着深刻联系。本文以《麦克白论》一文为主要线索,探讨这一时期的柄谷行人如何通过文学批评来处理受挫的新左翼运动的经验,如何反思主体观念、历史目的论和宏大叙事的失效等问题,从而揭示“后68年”状况对日本文艺批评和思想史的影响。随着“政治的季节”的消逝,日本的文学与批评出现一种向内转的趋势,而柄谷行人的起点则是一种矛盾的位置:一方面,基于对60年代激进政治及其背后的哲学理念的反思,他肯定内倾的意义,但另一方面,他又试图赋予这种姿态更加激进的意味。《麦克白论》的核心概念是“自然”一词,它既提示着自我/主体的不可能性,也指向历史的无目的性。这篇文章提示了一种历史中的伦理难题,也为柄谷行人后来的思考埋下了伏笔。

西田几多郎《日本文化的问题》研究

《日本文化的问题》是西田几多郎的重要著作之一。西田从自己的"辩证法"逻辑出发,试图为日本文化赋予哲学内涵和历史使命,以纠正狭隘的民族主义、军国主义。然而他的哲学话语未能成功干预法西斯政治,反而汇入了充斥于昭和日本的自我肯定话语之中。本文借用柄谷行人的理论,将《日本文化的问题》作为一个症候性现象进行解读,主要从两方面展开:其一是国家和历史哲学的问题,亦即对西田哲学中来自黑格尔的成分的分析;其二是民族文化的美学化建构,其中涉及西田对日本佛教的表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