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规制、研发投入与企业绿色创新

我国环境规制日益加强,绿色创新已成为企业破解环境困局、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路径。文章选取2012—2021年沪深制造业上市公司的样本数据,实证研究环境规制、研发投入、企业绿色创新三者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呈先抑制后促进的U形态势,且研发投入可以正向调节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进一步的研究发现: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具有双重门槛效应;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有区域异质性、产权异质性和行业异质性,研发投入的调节作用也有异质性。今后应进一步协同推进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强化政府和企业双主体环保责任,提升居民环保意识,依托大数据技术提升环境监管质效,并充分考虑环境规制的异质性,制定差异化环境政策,充分发挥环境规制的政策效应。

ESG责任履行利于企业核心竞争力提升吗?

核心竞争力提升是增强中国企业全球竞争力的重要抓手。基于2009—2022年中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本文从理论和实证方面探讨环境、社会和治理(ESG)责任履行对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ESG责任履行能够促进企业核心竞争力提升,主要通过融资约束缓解效应、研发投入增强效应和人力资本提高效应三种机制产生影响。拓展研究发现,ESG责任履行有助于增强企业绿色核心竞争力。为此,政府需要引导企业深化ESG责任履行,疏通ESG责任履行提升核心竞争力的渠道,推动ESG责任履行与政府环境规制共同促进企业绿色转型。

绿色金融对企业绿色创新影响的实证研究

在大力发展绿色经济的背景下,绿色金融如何助力企业绿色创新受到了学界的广泛关注。为探究绿色金融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以2013—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运用固定效应模型检验绿色金融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以及研发投入和融资约束在影响过程中的具体作用。研究表明,绿色金融对企业绿色创新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其作用机制是通过加大企业的研发投入而促进企业绿色创新;同时,融资约束负向调节了绿色金融与企业绿色创新之间的关系。经过内生性与稳健性检验,以上结论仍然成立。此外,与非国有企业和中西部地区的企业相比,绿色金融对国有企业和东部地区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更为显著。

基于改进Mask R-CNN的青菜杂质检测研究

绿叶蔬菜的智能包装加工是实现绿叶蔬菜智能化生产、降低生产成本的重要部分,对绿叶蔬菜在包装加工时的杂质检测是其重要前提。以青菜为研究对象,提出一种基于Mask R-CNN的青菜杂质检测模型。首先采集标注掺杂枯树叶、枯菜叶和碎纸片3种常见杂质的青菜图像1370多张,并通过数据增强的方法扩充建立含有2740张青菜杂质图像的数据集。为减少背景对杂质检测的影响,通过在Mask R-CNN模型中加入协调注意力机制,同时添加全连接层和Dropout层,增强模型特征提取能力,减少过拟合现象,并使用迁移学习方法对模型进行微调。结果表明改进后的Mask R-CNN算法对青菜杂质识别的平均精度均值为99.19%,检测速度为8.45 FPS,检测效果良好,可以满足青菜杂质的检测需求。

绿色金融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

“双碳”战略背景下,绿色金融已成为支持企业绿色创新、推动绿色经济发展的重要金融工具。基于2012—2021年的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利用固定效应模型检验绿色金融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绿色金融显著促进了企业的绿色创新活动,并且能够通过影响企业的研发投入来进而影响企业的绿色创新。且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该结论依然成立。进一步以企业所有制与地区进行异质性分析,绿色金融对于国有企业与东部地区企业的绿色创新具有更大的作用。

供应链绿色技术研发与绿色金融服务协调策略

针对由单个供应商和制造商组成的绿色供应链与银行开展绿色技术研发和绿色金融服务协调问题,分别构建了三方集中决策、供应链集中决策以及三方独立决策模型,分析了绿色技术研发水平、最终产品零售价格、绿色金融服务水平以及市场需求与银行资金利率、贷款利率间的关系,研究了绿色金融服务水平对绿色技术研发水平、零售价格、市场需求以及供应链利润的影响,并对三种模型的最优解进行了比较。最后,利用Shapley值法得到三方集中决策下整体利润的分配方案。

政府补贴下绿色产品供应商的融资策略——绿色信贷VS预付款

考虑资金约束且具有研发失败风险的供应商进行绿色产品研发,分别分析绿色信贷和预付款融资下供应链双方的最优决策与利润。在此基础上,考虑政府对研发成本的补贴,探讨社会福利最大化时最优补贴系数及其对供应链融资模式选择的影响。结果发现:当绿色产品研发成本较大时,预付款融资下可以获得更多的社会福利,但是供应商没有接受预付款融资的动机。政府补贴后,供应商的研发努力和买方企业的利润都会增加,但供应商的利润先增加后减少。因此,政府应该设置合适的补贴系数,引导供应链选择合适的融资模式,以实现社会福利和资金利用效率最大化。

ESG评级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基于多期DID模型的实证研究

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是市场微观主体发展绿色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ESG评级减少了企业与投资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相对于以往的环境规制和政策激励,能够以一种“自下而上”的机制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本文以2012~2022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将企业参与ESG评级这一事件作为事件冲击,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ESG评级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ESG评级能够显著促进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考虑到内生性问题和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仍然成立。机制研究表明,ESG评级主要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提升企业研发投入和缓解管理者短视问题3个路径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异质性研究发现,ESG评级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在非重污染企业和国有企业中更明显。本文研究在理论上厘清了ESG评级这一非正式环境规制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在实践上为更好激励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提供了经验证据。

ESG评级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基于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企业绿色创新是实现中国经济绿色转型和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驱动力,企业环境保护、社会责任和公司治理(ESG)评级对于提升企业绿色创新水平发挥着重要作用。以沪深A股上市公司2009—2022年数据为样本,基于华证指数公布的ESG评级数据,实证检验ESG评级水平对企业绿色创新的直接效应和影响机制。研究表明:ESG评级能够显著促进企业绿色创新,替换核心变量、工具变量法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均支持该结论;从ESG评级三个维度看,企业环境保护、社会责任和公司治理均对企业绿色创新具有促进效应;机制分析表明,ESG评级主要通过缓解融资约束、降低代理成本和增加研发投入等渠道促进企业绿色创新;基于企业行业属性、所有权性质和污染程度的异质性分析表明,ESG评级对促进高科技企业、非国有企业和清洁型企业绿色创新更加明显;进一步研究发现,ESG评级对企业绿色创新的激励效应具有持续性。研究丰富了ESG评级与企业绿色创新的相关理论,对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路径选择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资源税法》实施对资源型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

2020年《资源税法》正式实施,其作为我国绿色税制的重要组成将从价计征改革成果上升固化为法律制度,开启我国经济绿色发展的新篇章,因此有必要对《资源税法》的实施效果进行分析。本文基于2013~2022年中国上市资源型企业的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模型实证分析《资源税法》实施对资源型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资源税法》的实行,显著促进了资源型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机制检验表明《资源税法》的实施有助于增加资源型企业的研发创新投入,进而对资源型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起到激励作用。异质性分析发现,《资源税法》的实施对中部和东部地区、国有资源型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激励作用更明显;相较于绿色实用新型专利,《资源税法》的实施对资源型企业绿色发明专利的边际贡献更大。未来《资源税法》可以从增加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投入的激励性政策、促进资源税与财政税收政策协调配合、实施差异化的税收优惠等方面进行完善。

绿色金融对碳排放效率的影响——基于我国30个省份实证分析

为探究绿色金融与碳排放效率之间的关系,基于2005—2021年我国30个省份的数据,测算各省绿色金融发展水平及碳排放效率;并利用双向固定模型、中介效应模型、调节效应模型研究两者影响机制。研究表明:绿色金融对碳排放效率呈U型关系;绿色金融可通过技术创新、能源消费结构作用于碳排放效率;政府研发投入在绿色金融对碳排放效率的影响中起削弱U型趋势的作用;异质性分析发现在东部地区绿色金融对碳排放效率的影响呈U型关系,在中西部地区两者并不显著。为此政府及金融机构应完善绿色金融发展制度,大力缩小绿色金融发展差距,推动技术创新和能源消费结构优化。

企业数字化转型、研发投入与绿色创新

文章以2012—2022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从研发投入的角度出发,采用固定效应模型来实证检验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的影响,并探究研发投入作为中介的影响机制。研究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研发投入和绿色创新均产生积极的正向影响。这一结论着重强调了企业数字化转型与绿色创新之间的作用机制,指明研发投入在二者之间发挥着部分中介效应。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在不同类型的企业和地区中,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存在显著差异,尤其是在国有企业、高新技术企业以及中部地区的企业,这种影响更为显著。

促进绿色技术进步的补贴政策工具选择

现有文献关注政府补贴对技术进步的影响,但未重视其绿色技术进步效应,尤其忽视了对不同补贴政策工具对绿色技术进步的差异化作用的探讨。基于偏向性技术进步框架,梳理演绎环保补贴和研发补贴对绿色技术进步的差异化影响及其机制;在测算并分解2001~2020年中国省级工业绿色技术进步指数的基础上,对理论结果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环保补贴和研发补贴均正向影响绿色技术进步;环保补贴主要通过强化技术扩散促进绿色技术进步,其效果受到能源相对价格的负向调节;研发补贴通过激励自主研发促进绿色技术进步,其效果受到能源相对价格的正向调节。进一步分析发现,随着国内能源市场改革的深化和环境政策的市场化转型,能源相对价格持续上涨,助推了研发补贴的绿色技术进步激励效应相对提高。基于此,建议国家统筹设计能源政策、环境政策和产业补贴规划,继续引导地方政府加大环保补贴和研发补贴力度;建议地方政府在准确把握国家能源与环境政策部署基础上适时适度调整补贴策略,逐步引导政策资源由环保补贴向研发补贴倾斜。

政府R&D资助对OFDI逆向绿色创新的影响机制研究

应用中国分省区层面数据并采用面板门槛模型,实证考察了政府R&D资助影响OFDI逆向绿色创新的动态效应。研究发现,OFDI对国内绿色创新产生了显著的驱动效应,但这种影响呈现出明显的先负后正的“U”型动态演化特征;政府R&D资助会正向调节OFDI逆向绿色创新溢出,且存在最适宜于OFDI逆向绿色创新的政府R&D资助区间(0.366,0.428],过高或过低强度的政府R&D资助均会在一定程度上造成OFDI逆向绿色创新的红利损失;政府R&D资助调节下OFDI对绿色创新的动态影响具有显著时空异质性,即在时空维度上存在“激励效应”与“挤出效应”交替演化的鲜明特征。

资源配置视角下绿色金融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

基于资源配置视角,探究绿色金融与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效应和内在机制。研究发现:绿色金融有助于增强绿色技术创新能力,且该促进效应具有显著的区域异质性;从作用渠道看,绿色金融可以通过研发资本和研发人才两条传导机制增强绿色技术创新能力;从异质性效应看,劳动力与资本资源错配严重制约了绿色金融对绿色技术创新能力的促进作用,尤其是东部地区的抑制效应更强。进一步讨论发现,绿色金融、资源配置对绿色技术创新具有显著正向空间效应。研究结论丰富了绿色金融理论体系,为我国大力发展绿色金融,促进绿色技术创新提供理论和经验依据。

公众环境关注与企业绿色转型:政府环境规制与企业内部能力的双重审视

加快企业绿色低碳转型已成为工业发展的必然选择。然而,企业转型的驱动力正在从外部压力向内部动力转变。随着数字化平台的发展,公众环境关注作为政府环境规制的有益补充,逐渐成为企业提升内部能力建设、实现绿色转型升级的主导力量。因此,该研究基于2011—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通过构建动态协同效应模型与中介效应模型,重点从企业内外联动视角考察公众环境关注对企业绿色转型的影响效应及与政府环境规制的协同作用机理。研究结果表明:(1)公众环境关注对企业绿色转型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公众环境关注度每增加1%,企业绿色转型水平将提升0.029%。(2)公众环境关注与政府行政处罚及研发补助均能形成有效合力,促进企业绿色转型升级。不同之处在于,公众环境关注与政府行政处罚对企业绿色转型具有更强的协同“促增”效应,即两者协同水平提升1%,企业绿色转型水平随之提高3.276%。(3)机制检验结果表明,公众环境关注通过提升企业社会责任意识、强化绿色技术创新投入及环境治理投资3种内部能力建设渠道促进企业绿色转型。此外,公众环境关注与政府行政处罚的协同效应主要内化为企业环境治理能力促进绿色化发展;而协同政府研发补助能够通过提升绿色技术创新能力促进企业绿色转型。据此提出,社会公众应高效利用新媒体平台形成社会舆论效应,约束企业环境行为,倒逼企业绿色转型升级。地方政府应畅通官方互动渠道,优化组合环境规制工具,提高与公众环境参与方式的协同度及环境适配度,助力企业选取匹配自身禀赋的绿色转型模式,从被动治理迈向主动转型。

数字政府对制造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

选取2017-2021年中国29个省份的面板数据,研究数字政府对制造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①数字政府建设对制造业绿色技术创新具有正向直接影响;②数字政府通过数据嵌入、制度约束、研发补贴等多种效应促进制造业绿色技术创新;③数字政府建设在推动制造业绿色技术创新方面存在区域差异性,对东部地区有显著的积极影响,而在中西部地区的影响力则相对较弱;不同创新类型下数字政府建设对制造业绿色技术创新的推动作用存在差异,数字政府建设有力推动企业策略性绿色技术创新,但对实质性创新行为影响不明显。因此,应针对性地加强不同地区的数字政府建设,聚焦绿色技术创新的政策引领,以充分释放数字政府在促进制造业绿色转型中的潜力。

绿色信贷下电池厂及车企研发创新模式与策略研究

绿色信贷对研发投入、创新效应的促进作用受车企及电池厂研发模式与策略的影响。本文分别构建了车企与电池厂单一主导研发和双方独立研发模式下的供应链博弈模型,通过研发投入、创新效应的分析,对不同模式及策略进行了对比。结果表明:不论是从社会效益还是创新效应看,电池厂主导的单一研发模式都不是最理想的策略,不能最大发挥绿色信贷的促进作用;绿色信贷下,合作对电池厂及车企研发投入的促进作用受电池成本比例、资金时间价值以及绿色信贷利率的影响;当单一方主导研发时,绿色信贷总能激励车企投入更大研发,而只有在合作状态下,才能提升电池厂的研发努力,而当双方独立研发时,绿色信贷下车企研发投入增加,而电池厂选择搭便车。

考虑绿色研发结果不确定性的供应链渠道模式选择研究

本文研究了绿色技术研发结果不确定时制造商与零售商在传统线上平台以及区块链平台进行销售时的渠道模式选择问题。同时考虑服务水平差异性和营销努力水平,运用斯塔克伯格博弈和卡特尔模型,分析了研发结果不确定时基于传统线上平台和区块链平台四种不同决策模式下的最优绿色技术研发水平、营销水平、服务水平、定价与利润,并对四种情形进行了比较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不论是传统线上平台还是区块链平台,绿色技术研发成功时的制造商与零售商的利润均高于研发失败时的利润。(2)制造商与零售商选择何种渠道模式主要取决于区块链平台带来的间接收益水平。(3)零售商的利润随着区块链平台带来的间接收益的下降而下降,当间接收益下降到一定程度时,零售商倾向于采取传统线上平台。

ESG表现与企业绿色创新“增量提质”——基于环境规制与市场竞争压力的调节作用

选取2011—2023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实证检验ESG表现对企业绿色创新“增量提质”的影响。研究得出:ESG表现有利于促进企业绿色创新“增量提质”,该结论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传导机制结果表明,ESG表现主要通过增强内部控制、缓解融资约束与加大研发投入的途径促进企业绿色创新“增量提质”。异质性检验发现,相较于国有企业、非高新技术企业而言,ESG表现对非国有企业、高新技术企业绿色创新“增量提质”的正向影响程度更大。环境规制强度提高与市场竞争压力增大,均对ESG表现影响企业绿色创新“增量提质”呈现显著正向调节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