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学视野中汉语二语习得的语法特征——以Bernhard Karlgren《汉语的本质与历史》为中心

高本汉作为西方的一位知名汉学家,对汉语的类型特征颇多关注,其著作《汉语的本质与历史》的内容分别涉及汉语的文字、音韵、语法与语义等四个方面,其中,语法部分所占内容最多.可以说,该书是高本汉写给欧洲的大学生们学习汉语的入门级教科书,能够站在欧洲人如何有效习得汉语的视角,说明汉语与欧洲的诸多有屈折形态的语言相比具有哪些类型学意义上的特征,本文拟对此做出评述,基于国际汉语教学的背景,汉语的类型特征研究尤其是来自西方汉学领域的研究应该引起学界的高度重视.

高本汉“二手材料”构拟《广韵》之检讨

瑞典学者高本汉《中国音韵学研究》使用"第二手资料"构拟《广韵》存在着相当大的局限性。例如:宽式音标与严式音标记音不协调;传统音韵文献使用上的"粗疏"影响到了结论的精确性;"抽样选字"方法获得虚假音类;用"阿尔泰语系"语音材料违背语言亲属关系比较的原则等。这种状况是有其深刻历史原因的,毕竟当时条件下以"第二手资料"为始,逐步向"第一手资料"全面过渡,需要一个由浅入深的认识过程。结合新的研究成果与条件,我们应当扩大高本汉构拟《广韵》所用"第二手资料"的应用范围,进一步丰富和完善高本汉学说的理论与方法,努力取得汉语音韵学研究的新突破。

高本汉所记兰州声韵系统检讨

本文归纳了90年前高本汉所记兰州方言例字读音的声韵系统,指出了与今兰州方音的共同特征和明显差异,分析了造成这些差异的主客观原因。

高本汉早期学术行历与《中国音韵学研究》的撰作

该文对《中国音韵学研究》的作者瑞典汉学家高本汉的早期学术行历进行了力所能及的考察,指出他得以写出这部汉学经典之作与其早期学术行历,特别是当时西方历史语言学和汉学研究的进展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而中国传统的音韵学研究成果及其在华的方言调查,则为该书的撰写提供了丰厚的素材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高本汉《中国音韵学研究》研究综述

高本汉的《中国音韵学研究》出版以来,在国内引起了强烈反响,批判者有之,赞誉者有之。前贤时俊多撰文阐释己见。在前贤时俊研究的基础上,从研究材料与研究方法、声母问题和韵母问题三个方面对其进行述评。

高本汉修订本《汉文典》管窥

瑞典著名汉学家高本汉所著《汉文典》是一本有关汉字和古汉语词义的工具书,每一汉字附列上古音、中古音、现代音,以及字的本义、引申义和假借义,并择最甲骨文和金文。修订本《汉文典》是当代西方汉学界仍须参考的重要工具书,本文指出书中的缺点,并提出修订的意见,如果有人在高书的基础上,编制一本完善的有关汉字和古汉语词义的工具书,那实在是笔者的厚望。

《中国音韵学研究》讹夺举例

《中国音韵学研究》是研究汉语言文字学的重要经典著作之一,它的出版标志着现代音韵学的诞生。但"古音字类表"存在的一些讹夺等现象尚未引起前修时贤的关注。现参照《康熙字典》、《广韵》等辞书,分类列举"古音字类表"的疏漏现象,并以声母表和韵母表中韵字对应的情况稍加说明。

高本汉论汉语汉字特征的启发

高本汉提出,汉语的"单音节、孤立"是从早期具有复杂的形式变化演变过来的,比英语更先进。汉语的特征是词义繁复、句法灵活、缺乏形态,单音词可用作名词、动词、形容词,修辞上多省略和隐喻。他把"六书"归纳为单体象形、复体会意、借音和半表声半表意,如果理解造字法,认得少数象形字,学会一两千字并不难。汉语和汉字"辗转循环",互动发展。由单音词到复合字,为别同音加偏旁,无语缀则造语助词。文言书面语超越方言并可与古人交谈,使人热爱古代文化。对新文化提倡白话文他热情肯定,但指出汉字拼音化办不到,因为汉语和汉字"非常适合",废弃汉字,文言就难以保存。由于熟知印欧语和汉语,又无偏见和成见,所以能把"他者"看得透彻。

理雅各与高本汉的《尚书》注释比较研究

《尚书》是中国最早的典籍,著名的英国汉学家理雅各和瑞典汉学家高本汉都曾对其进行过翻译和注释。他们的注释有着各自的学术特色,在注释目的、理念、内容、方法等方面既存在一些相同之处,又有诸多不同;其不同原因主要包括各自所处的社会语境、个人经历、对典籍的认识以及参考资料的选择等。从互文性理论的视角来看,理注与高注所引用的互文本的社会内容有所不同,二者对互文本的引用、吸收等也有诸多的不同,表现出一定的创造性。其不同也反映了西方汉学对中国文化的认识经过了一个从"注释性"到"解释性"的演变过程。对其进行比较研究,不仅可以进一步体认西人对《尚书》等中国典籍的认知路径和规律,也可以为汉学、翻译学以及中国文化"走出去"的研究提供有益的启示。

《尚书》中西翻译述论

上古之书《尚书》承载着华夏最古老的文明与智慧,自17世纪起,即有拉丁语、法语等多语种《尚书》译本在西方传播,不同时期诸多译者对《尚书》进行了风格各异的翻译。17-18世纪,早期来华的耶稣会士试图以基督教义调和儒家经典以利于其传教而译经,译文以拉丁语和法语为主;19世纪,除了延续第一代传教士的传教策略,英、法新教传教士们也对《尚书》的历史、科学及思想文化内涵等进行学术研究,翻译更为专业化,以英文译本为主,出现了理雅各的"标准译本",促进了西方汉学的发展;20世纪以来,译者们更为注重对《尚书》蕴藏深厚的中国历史、政治、伦理、哲学思想等进行多元文化解读,译者身份也不再几乎全是西方的传教士,而是既有中西方的世俗学者、汉学家与翻译家,也有占星家、作家等。诸多的翻译都有各自的价值,译无定译,《尚书》的翻译与研究仍有待拓展。

论北欧汉学研究的转向与拓展

半个世纪以来,北欧汉学在研究内容、研究领域以及研究方法等方面均已发生了十分明显的变化。北欧汉学研究表现出从古典到现代、从单一到多元转向的特点。这种转向既是时代发展的需求,也是汉学研究更为广泛和深入的体现。汉学备受关注,与中国世界地位的日益提升紧密相连,北欧汉学的发展趋向正是整个西方汉学研究的一个缩影。

高本汉对等韵的认识和运用之评价

高本汉建立的音韵研究范式其显著特征之一就是整个研究过程都是在等韵分析的基础上进行的。在等韵的框架内研究《切韵》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优势显而易见。但是,高本汉当时对韵图的认识和运用存在某些偏差,使得在等韵的基础上建立的《切韵》研究模式本身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高本汉与杨树达的学术因缘

高本汉是在汉语史、古音学、青铜器、古文字、先秦典籍、辞书编纂等领域成就卓著的汉学大师。杨树达是以旧学为根柢,同时熟谙现代学术研究方法与理念的国学大师。20世纪30年代至50年代,高本汉、杨树达两位在先秦典籍考订、汉语词源、殷周青铜器与古文字等领域有颇多相通的旨趣和成果,从相关的书信集、日记、传记、论著等学术史资料中,可以勾勒出两位“汉学”大师的文字交往与学术因缘,亦可将其视作民国时期中西学术交融汇通的佳例。

高本汉复辅音声母研究

复辅音问题是古汉语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高本汉利用汉字谐声关系提出并构拟了一系列复辅音声母,主要有两类:一是来母与其他声母相谐;一是鼻音泥娘日明与其他声母互谐。通过研究《汉文典》的复辅音构拟,认为其存在不足:缺乏客观合理性,缺乏系统性,有一定的形式主义。但不能因此而否认高本汉复辅音声母对古汉语研究的价值。

庄延龄的汉语研究及其对高本汉的影响

高本汉当年在《中国音韵学研究》中全盘否定庄延龄的汉语研究,以致他的相关著述长期不被关注.但是,因为依据的材料不可靠,高本汉的评价根本不能成立.实际上,庄延龄在汉语研究领域是取得了显著成绩的,而且还曾对高本汉产生过重要影响.庄延龄的一系列方言论著至今仍具有参考价值.揭示相关事实有助于加深对庄延龄汉语研究的认识,也有助于更好地把握高本汉的学术思想发展脉络.

析高本汉《中国音韵学研究》中的广州音

高本汉《中国音韵学研究》把国外现代方言学的调查研究方法运用于汉语方言研究,科学地记录了大量方言字音,其中所记录的广州方言字音为广州方言调查奠定基础,经王力、黄锡凌等学者的修订与完善,整理出通行20世纪的广州话声母韵母体系。

析高本汉《中国音韵学研究》之厦门音

高本汉的《中国音韵学研究》科学地记录了大量方言字音,其中所记录的厦门方言字音为研究厦门方言史提供了丰富的材料。高氏所记录的厦门音共有17个声母、79个韵母和7个声调,基本反映了20世纪初厦门话的实际语音。

高本汉《中国音韵学研究》所记福州音之声母系统

高本汉《中国音韵学研究》记录了大量的方言字音。从高本汉的描写中,可以离析出福州方言音系的整体面貌。文章重点介绍高本汉《中国音韵学研究》所记福州音之声母系统。高本汉所记福州方言15个声母,与《戚林八音》、现代福州方言的声母系统基本一致,只是对"n、l"两个声母的分合看法有所不同,这是福州方言语音渐变的反映。另外,高氏还记录三个特殊音、、,经过分析,发现这些音标在书中仅有一两次用于描述福州方言,并不能作为福州方言声母系统的声母。

方言地理学家贺登崧与方言地理学

贺登崧是著名的方言地理学家,本文分三个部分介绍贺登崧对方言地理学的贡献:第一部分介绍贺登崧的生平,并梳理其方言地理学的学术工作;第二部分介绍贺登崧和高本汉的学术争鸣,并总结贺登崧的学术思想和贡献;第三部分为附录,罗列贺登崧发表的方言地理学论著。

《中国音韵学研究》与《汉文典》中古拟音异同考

高本汉有关中古汉语的拟音研究集中体现在《中国音韵学研究》和《汉文典》两书中,其中《汉文典》晚出。通过对比可以发现,两书不少字的拟音并不完全相同,主要表现在颚化声母、唇音字的开合、泰幽臻黠鎋诸韵字及异读字的音值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