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thley公司发布推出新型2450数字源表

日前，著名测试仪表生产厂家吉时利（Keithley）公司发布了新型的2450型数字源表（SourceMeter），该产品的功能十分强大，操作非常直观，采用创新的图形用户界面和先进的电容触摸屏技术，使得电路实验和产品设计变得更轻松高效。2450型数字源表由一个精密的、低噪声、高稳定的带回读功能的直流源和低噪声、高重复性、高输入阻抗的多功能测量仪表组成，形成了紧凑的多功能测试仪表，相当于电压源、电流源、电压表、电流表和电阻表的综合体。

新《公司法》若干重要问题解读(笔谈)

新《公司法》修订所涉及的内容非常丰富,修订内容包括公司登记制度、股东出资责任、公司治理制度、公司资本制度、控股股东义务、董监高信义义务等方面。赵旭东教授指出,本次《公司法》修订在公司登记与信息公示制度、股东出资责任和法律后果、公司资本制度、公司治理制度、股东权益保护和控股股东义务这五个关键领域实现了重大突破和创新。周林彬教授集中解析了“国家出资公司组织机构的特别规定”一章,认为新《公司法》的亮点之一是通过新设这一章积极回应了我国国有企业治理的“本土实践”与“中国问题”,给出新时期国有企业治理的“中国方案”,推进了中国特色的国有企业治理制度的设计,重塑了国有企业的规范体系。刘凯湘教授对本次《公司法》修订中与公司资本制度相关的若干条文展开解析,包括限期认缴制、新增有限公司股东出资义务加速到期制度、股东违反出资义务的责任承担规则、董事会的催缴出资义务、股东失权制度、董监高对股东抽逃出资的连带责任、类别股的规定、授权资本制等。赵万一教授深入探讨了这次《公司法》修改的主要特点,认为新《公司法》既坚持了其商法属性,同时又充分考虑了《民法典》的既有制度内容,适当兼顾了与《民法典》之间的制度衔接关系,从而既为科学解决民法与商法的关系提供了理念和制度支持,也为中国式法律制度体系的创建提供了完美的立法实践样本。周友苏教授深入解析了新《公司法》在完善股东出资制度方面增加的股东出资缴纳、股东出资“加速到期”、股东失权、股东出资责任这四条新规定,认为新《公司法》在完善股东出资制度方面增加的这些新规定,积极回应了我国自2013年以来公司数量大幅增长所带来的股东盲目认缴、天价认缴、期限过长的现象突出,损害债权人利益的纠纷案件呈明显上升态势等问题,极大地强化了保护债权人的力度。李建伟教授深入解析了《公司法》修订中与法定代表人制度相关的若干条文,认为新《公司法》关于法定代表人的规定较之以往更加体系化,并有望基本解决困扰公司实践许多年的诸多难题,但其中亦存在不完全规范的问题。

中国式员工持股计划与公司违规:监督者抑或合谋者

以我国员工持股计划重启为背景,以2011—2019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验证员工持股计划对公司违规的影响。结果显示,员工持股计划降低了公司违规概率与频率。机制检验发现,员工持股计划一方面通过促进中小股东投票与委派董事涉入公司内部治理,另一方面通过信息传递提升独立董事履职效率并增加分析师跟踪。进一步地,区分违规类型后发现,员工持股计划的抑制作用主要存在于信息披露违规与一般违规;区分员工持股计划方案后发现,员工持股规模高、锁定期长、高购买折价、无杠杆、无控股股东担保或兜底、无业绩条件的员工持股计划对公司违规的抑制更显著。经济后果分析发现,员工持股计划对公司违规的监督能够抑制股价崩盘风险。研究结论从公司违规角度验证了员工持股计划的监督者角色,为我国员工持股计划实施效果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

论公司法规制国家出资公司的口径与路径

新修订的公司法增加了第七章“国家出资公司组织机构的特别规定”,实现公司法对国家出资公司的规制体例编排“从节到章”、条款数量“从少到多”以及适用范围“从国有独资到国家出资”的重要进步,相当程度上克服了原公司法中存在的规制理念陈旧、口径局限、路径紊乱等缺陷。但新公司法仍存在规制口径模糊、组织规范制度供给不足等痼疾,需要进一步校准国家出资公司的规制口径,将国有独资公司的全资子公司纳入其中,保证规制逻辑的周延性;继续改进规制路径与立法技术,通过引致技术简化关联部门法的重复性规定,增加具有制度特色的治理规则供给,包括完善党组织条款,细化外部董事条款,鼓励并引导国有控股公司章程设置赋权性的差异化治理条款,以提升公司法的适应性品格。

ESG表现如何赋能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微观证据

经济新发展阶段下ESG是可持续导向下企业运营的重要理念。在绿色发展导向下,如何将企业环境、社会与公司治理(ESG)等多重责任嵌入到企业创新体系之中,驱动传统创新向绿色创新与绿色发展转型,成为了学界关注的焦点议题。本文以2011年—2019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了上市公司ESG表现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及其内在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企业ESG表现驱动了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具有显著的促进效应,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后研究结论依然稳健;区分ESG表现各类维度,企业环境责任、社会责任与公司治理表现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均产生显著的促进效应。(2)内在机制检验结果表明,ESG表现主要通过强化企业环保投入、缓解企业融资约束以及提高企业内部控制质量以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3)调节机制检验结果表明,外部环境规制(环保补助与排污收费)与内部高管激励(薪酬激励与股权激励)在ESG表现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之间产生显著的正向调节效应,即在ESG表现驱动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过程中,外部环境规制与内部高管激励制度具有外部的资源补偿效应、合法性倒逼效应以及内部激励效应。(4)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ESG表现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驱动效应在国有企业、通过国际ISO14001环境认证企业与制造业企业中更为明显。而且经济效应检验结果表明,ESG表现驱动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有助于企业改善经济绩效。本研究为绿色发展导向下强化企业ESG理念,基于可持续导向与企业社会责任融入企业创新体系驱动企业绿色转型发展,最终实现企业与社会环境的共生融合发展提供政策启示。

我国农业上市公司资本结构对财务绩效影响研究

农业在我国国民经济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农业上市公司良好的绩效水平对产业结构调整具有一定导向作用,而资本结构既影响企业的财务绩效,也影响农业企业价值的提升。文章以资本结构为切入点,研究我国农业上市公司资本结构与财务绩效之间的关系,选取农业上市公司2017—2022年数据作为研究样本,建立评价我国农业上市公司财务绩效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以揭示其资本结构与财务绩效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农业上市公司的资产负债率与财务绩效之间呈显著负相关关系,流动负债率与财务绩效之间呈线性负相关关系但不显著,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财务绩效之间呈显著正相关关系。根据研究结果,提出优化农业上市公司资本结构,提高企业财务绩效的相关建议。

上市公司ESG报告“漂绿”行为治理

“双碳”目标提出以来,社会各界对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绿色转型发展的关切与日俱增,但是上市公司ESG报告的披露质量良莠不齐,“漂绿”问题成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中极不和谐的音符。文章首先介绍了影响上市公司“漂绿”ESG报告的内外部因素,再结合我国ESG信息披露的要求和治理现状,从公司内部治理的角度出发,提出将党组织融入公司治理体系、贯彻“高层承诺原则”、加强董事会能力建设、强化监事会权责、培养绿色诚信的公司文化、主动披露ESG鉴证报告等治理措施。从公司内部治理角度加强对“漂绿”的研究和治理,完善公司内部治理机制,有助于从长远提高公司环境和经济绩效、提高ESG报告的质量。

国际能源化工公司生物化工业务发展策略分析

生物化工通常以生物质为原料,或采用相对温和的生物发酵过程,具有典型的绿色特征,已成为“净零碳”目标下国际能源化工公司战略布局的重点之一。巴斯夫、道达尔能源、杜邦、埃克森美孚4家公司生物化工业务入局较早,且非常重视技术创新,结合自身优势各有侧重地部署新业务。巴斯夫推出生物质平衡方案,重视关键中间体的生物替代,围绕工业生物技术超前布局;道达尔能源以生物燃料为切入点,上下游统筹布局,不断强化产品优势;杜邦公司敏锐捕捉市场机遇,持续追求差异化竞争优势;埃克森美孚坚持油品业务主线,适时调整生物燃料布局重点,保持技术的领先性。我国企业可借鉴国际主要能源化工公司的发展模式及经验,结合公司业务定位,加速科技创新向产业应用转变。

基于机器学习的上市公司审计风险识别

审计风险的准确识别有助于提高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质量、规范上市公司行为,对于促进资本市场健康运行至关重要。因此,本文提出了一种机器学习框架,主要由因变量增强、自变量筛选和LightGBM模型训练三部分组成,以准确识别上市公司的审计风险水平。通过利用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2005—2019年的28918个样本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本文所提出的机器学习框架在高审计风险样本中的识别准确性达到94%,显著优于传统的审计风险识别方法,并且发现真实盈余管理、市场化程度、会计稳健性、预付账款和其他应收款占总资产的比重、每股经营活动现金流量等变量对于准确识别审计风险起到重要作用。

商业银行设立理财子公司能够实现风险隔离吗?

本文以中国商业银行设立理财子公司为准自然实验,基于2018—2021年84家银行的季度财务数据,采用渐进双重差分模型(DID)考察商业银行设立理财子公司的风险隔离效应。研究发现:设立理财子公司显著降低了母公司商业银行的风险承担,能够实现理财业务与其他业务的风险隔离,且设立时间越长,风险隔离效应越显著。异质性检验和机制分析表明,这种风险隔离效应在城商行与农商行中最弱;“去嵌套、降杠杆”和“去池化、缓错配”是实现风险隔离的主要机制。对母公司商业银行和理财子公司并表的进一步分析发现,设立理财子公司不能降低银行控股集团的整体风险承担,仅能实现风险隔离。这些研究发现对于完善商业银行内部控制和外部监管具有重要启示。

系统重要性金融科技公司的法律规制

随着金融科技的加速应用,金融科技的系统性风险已成为监管重点。金融科技巨头以关键技术服务商、金融基础设施和互联网金融控股集团等样态深度参与金融活动,在规模性、复杂性、可替代性和关联性等方面开始具备系统重要性特征,成为金融科技时代的“大而不能倒”。有必要参考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监管经验,并结合金融科技公司系统性风险的生成机理,对系统重要性金融科技公司予以特殊规制。在有效识别系统重要性金融科技公司的基础上,整合金融监管、数据治理、网络安全和市场竞争等四大规制场域,建立以协调性为目标的监管体制、以可靠性为目标的审慎监管体系、以可承受性为目标的风险处置机制,构建系统重要性金融科技公司的监管框架和规制方案,有效防范其运行失灵给金融稳定带来的冲击。

地区空气污染的“压力”与企业绿色转型的“动力”——基于城市PM2.5和公司并购的实证发现

地区空气污染会影响域内各类市场主体行为,包括微观企业决策。碳达峰、碳中和的提出要求各地加强空气污染治理,推动企业绿色转型,而绿色并购是企业绿色转型的重要方式。利用2013—2018年我国A股上市的污染企业发起的并购为样本,并手动搜集整理确定绿色并购样本,实证研究地区空气污染对域内企业绿色转型的影响。研究发现,地区空气污染加剧会提升域内污染企业绿色并购的意愿。在此基础上,通过并购前后企业信息披露质量和社会责任承担变化,研究发现地区空气污染加剧下的企业绿色转型并非源于自主绿色转型发展的内生“动力”,更多是外部“压力”下的“工具主义”行为。从影响路径来看,地区空气污染引致的压力会通过行业竞争和融资约束这两个途径影响污染企业绿色转型的“动力”。最后,异质性检验发现在市场化程度高和非国有企业样本,地区空气污染加剧对企业绿色并购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

公司法上信义义务的体系构成——兼评新《公司法》相关规定

信义义务起源于信托法上的受托人义务,在普通法系衡平法传统影响下,其在英美等国的适用早就超越了信托法范畴,成为公司法领域通用的原则。无论是从“委托—代理”视角,还是信托关系视角来看,公司法制度引入信义义务理论都有必要。董、监、高之所以对公司负有信义义务,是因为他们在公司担任特定职务,与公司存在特定的法律关系,“公司利益至上”是其信义义务的内核。新《公司法》构建了较为完整的信义义务规则体系。在控股股东与实际控制人实际履行董、监、高职能的情况下,他们的行为后果对于公司利益的影响与董、监、高并无差异,理应对公司负信义义务;同时完善信义义务的例外和救济条款,增加了对全资子公司的“双重股东代表诉讼”制度。

上市公司财务造假热点问题分析

本文首先通过“五维度”模型分析和介绍上市公司财务舞弊的新动态,其次指出第三方配合上市公司财务造假是注册会计师发生审计失败的重要原因,最后针对财务舞弊新特征提出应对建议。

明星分析师关注、企业投资行为与公司价值

企业投资行为对于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与“双循环”国家战略实施发挥重要作用。通过手工搜集2016—2021年明星分析师研究报告数据,研究明星分析师对公司投资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明星分析师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增强股票流动性、解读研发行为,促进企业投资行为,而且明星分析师在管理层持股比例较低、大股东持股比例低、成长性水平较低、公司透明度较低的样本中,结果更加显著,体现其较好的专业胜任能力。进一步分析发现,明星分析师能够解读不同盈利分组的投资行为,不存在明显的选择性偏好;与没有明星分析师跟踪的样本相比,明星分析师跟踪对投资行为具有更强的影响;明星分析师通过正向解读投资行为途径,对公司价值挖掘,发挥积极作用。研究结论对发挥明星分析师信息中介作用,优化投资结构与提升投资绩效,提供经验参考。

财务公司内部控制体系优化模型构建与运用——基于三层架构视角

近年来,财务公司违规以及因集团公司暴雷牵连财务公司的危机事件频繁爆发。不断优化内部控制体系是财务公司稳定发展的重要命题。由于财务公司特殊的业务特点和风险特征,内部控制体系不仅受到内部控制具体环节实施情况的影响,还受到内部环境以及外部监管和金融环境、所属集团公司管控要求和产业环境的影响,这就要求财务公司需及时根据环境的变化而不断调整和优化自身的内部控制体系。如何优化财务公司的内部控制体系是实操中企业所经常所面临的管理难点。文章以某财务公司为例,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构建了基于三层架构的内部控制优化体系模型,并依据该模型对某财务公司的内部控制体系进行了完善。

公司和高管特征与上市公司违规行为——基于机器学习的经验证据

上市公司违规问题一直备受资本市场高度关注,对于其影响因素的单一维度变量因果关系研究固然关键,但构建有效的整体性预测模型研究同样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基于内部治理视角选取重要的公司特征和高管个人特征构建上市公司违规行为预测模型,以2008年—201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利用机器学习算法LightGBM和SHAP工具,研究两类特征对违规行为的预测能力,重要性排序及预测模式.研究结果表明:模型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预测公司违规行为,公司特征比高管个人特征对预测产生的影响更大.其中,上市公司信息透明度越高、总资产净利率越大、资产负债率越低、高管团队持股比例越高、业绩波动性越小、分析师关注度越高,模型预测违规的倾向越低;高管年龄偏小、公司存在董事长与CEO两职合一情况时,模型预测违规的倾向增高.大部分特征均与违规行为呈现非线性关系,与传统理论和实证研究结论相一致.本研究从预测视角拓展我国公司高管特征研究,为监管部门和投资者提升监管和投资效率、企业完善内部治理机制提供经验证据.

基础研究对中国上市公司技术创新的作用研究

企业在创新链与产业链融合中具有重要作用。从企业视角研究基础研究对技术创新的作用,有助于理解企业参与基础研究的重要性,掌握创新链与产业链融合规律,制定有效的科技创新政策。本文从科学关联度、专利引文时滞、科学循环周期、学科多样性等角度构建分析指标,并以上市公司为例展开实证分析。研究发现:①上市公司技术创新对基础研究成果的吸收较少;②领域内龙头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强,基础研究的支撑作用显著;③科学关联度越高的产业领域,基础研究成果向技术创新转化的速度越慢;④基础研究向技术创新传递知识的速度逐渐加快;⑤高新技术产业领域的学科多样性高于其他传统产业领域。

新《公司法》实施中公司机会规则的适用研究

在新《公司法》“弘扬企业家精神”总则条款的价值指引下,董监高义务迎来了体系化升级。作为忠实义务重要组成部分的公司机会规则被单列于第183条之中,不仅义务主体扩张至监事,而且增加了报告义务与批准程序,更将“公司不能”作为豁免责任的事由。这意味着公司机会规则已从约束少数公司决策者的“行为规范”进化为平衡公司与企业家群体间利益冲突的“协调机制”。在新法实施过程中,仍将面临公司机会与竞业禁止的界限模糊、公司机会的认定标准缺失以及豁免事由不周延的现实困境。立足解释论视角,应当借助体系解释方法顺应公司利益概念回归的立法趋势,明确公司机会期待利益的法律属性;以经营活动标准解释公司机会的识别机制;以“经济不能”扩大解释公司机会豁免事由,借以提升公司机会规则实施的可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