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夫之“一体”抑或“间断”?——朱熹“克己复礼”诠释的曲折与转进

朱熹对于“克己复礼”的诠释虽然历经曲折,仍有一贯的主张——“克己”与“复礼”是一体的“一项工夫”。此种“一体性”表现在两个方面:心理状态之纯化应该根据道德规则,道德规则的规范则要落实在心理状态上。“克己复礼”作为“一项工夫”的直接理论根据是“己”与“礼”之间“对反”“消长”的关系,终极理论根据则是“理”“欲”二分的善恶二元性。“克己复礼”作为“一项工夫”所蕴涵的核心理论问题是道德规则之于心理状态的规范性;深层理论问题则是行动者应该具有透彻的道德认知与刚健的道德意志这一双重的动机状态,以提供充沛的动力。

朱熹论“克己复礼”与“主敬行恕”的关系——基于道德行动动力机制的阐释

朱熹在晚年愈益重视"人欲"与"天理"之间的剧烈冲突这一根本性的道德实践难题。在此一思想语境中,朱熹集中探讨了"克己复礼"与"主敬行恕"的关系,这表征着朱熹晚年工夫论的转进,即工夫重心的调整与核心工夫的更替。就终极境界而言,"克己复礼"与"主敬行恕""只一般";从工夫过程来看,二者则"有优劣",主要表现在主体资质、工夫性质、工夫效验三个方面。借助道德心理学的分析,"克己复礼"在工夫过程中优于"主敬行恕"的实质在道德行动的动力机制上;具体言之,"克己复礼"能够辨识特定道德情境中的生理欲望与道德规则,经由敏锐的道德认知力与坚定的道德意志力以肯认、彰显道德规则的规范性,从而给予个体的道德行动以充足的动力。

思想史的“史”与“思”：从何炳棣与新儒家关于“克己复礼”真诠之争说起

思想史的研究是注重训诂之学,强调历史的"真实"性,以达到恢复历史本来面貌的目的;还是注重哲理性的反思,强调观念的系统性,以达到义理的推陈出新?这个"史"与"思"的问题历来争论不断。上世纪90年代在香港《二十一世纪》上引发的何炳棣与新儒家关于"克己复礼"真诠的一场大争论,正是这一争议的典型表现。虽然他们各说各话,少有交集,终让这场论战无果而终,但观战者中也有学者提出一些新的思维,有助于我们对思想史的"史"与"思"问题做进一步的思考。